商代法制研究初探

《汤刑》是自成汤以来历代商王在充分增损夏代《禹刑》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法律制度。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至商王的废立与制裁,下至社会人伦和生活日常,皆有明文规定,设置在宫殿南门外的阜辟上。按照商代刑法规定,要对罪犯施行强制性处罚。根据刑法规定,商代刑罚有徒刑(包括监狱改造)、肉刑和死刑三大类。该研究是以文献、甲骨文及商代考古遗迹为据而论证。

卜辞所见商代社会底层的犯罪与惩罚

殷墟卜辞所见商代的社会底层有臣妾(婢)、刍人、被奠者等,属于商王朝的法权管理对象。他们的犯罪类型主要表现为逃亡,一次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更有携家带口的,被商王视作灾咎事件,遭到了严厉的打击。商王对于抓捕事宜颇为关心,屡次占卜能否抓获逃亡者。其抓捕力度与规模亦较大,发动大量的贵族参与行动。对于抓获的底层逃亡者,商王朝的惩罚措施主要表现为刑罚,包括肉刑与死刑。在肉刑方面,主要施以刖刑,幸存的刖足者要继续受到役使,从事于守门等工作;在死刑方面,通过将底层逃亡者与祭祀相结合,以用为人牲的方式剥夺其生命权。

对稻作文化与商代文明的新探讨——读郭静云著《商文明的信仰世界与传统思想渊源》

郭静云教授研究中国上古历史,认为稻作农业对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关键性作用。她在新出版的著述中,对长江中游的考古遗址、商代青铜文明、上古神兽与信仰观念等,作了深入而独到的学术探讨,提出很多学术新见。这些学术新见有益于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与思考,对推进学术的深入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科技考古鉴定与分析

通过人及动物骨骼的碳十四年代测定,陕西清涧后刘家塔墓地4座墓葬的日历年代集中在商代晚期,M1年代略早于其他墓葬。墓地出土人骨6例,均为成年个体,男性多于女性。该人群骨骼创伤与病理现象多见,骨膜炎、“跪距面”高发,日常食物以粟、黍等C4类为主并摄入较多动物蛋白。M4所出2例马骨均为青壮年雄性个体,骨骼尺寸大多处于中国商周时期家马范围之内,健康状况整体较好,饮食结构一定程度上受到人类干预。M1和M3棺木用材为冷杉属,M1所出车马器和M3所出铜斧内木材为榆属。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发掘简报

2022年9~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对后刘家塔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现4座商代贵族墓葬。墓葬虽均被盗扰,仍然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小件器物,其中以车马器最多,还发现了墓室内葬车遗存。大量随葬品与殷墟高等级贵族墓葬相同,显示出浓厚的殷墟高等级用器色彩,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该墓地是目前发掘的黄土高原地区规模最大的商代墓葬,是近年来商代考古的重要突破。

陕西西安赤栏桥商代遗址发掘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021~2022年对西安市长安区赤栏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获得了一批商文化遗存,遗迹主要包括灰坑、灰沟、陶窑、房址、灶坑、墓葬及较丰富的铸铜遗存,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卜骨等。赤栏桥遗址商代遗存具有典型的商文化特征,同时兼具一定的本地特点。该遗址的发掘丰富了关中地区商文化遗存,为研究关中地区商时期文化谱系和了解中商王朝对西土地区矿产资源的掌控、利用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鱼塔梁商代墓葬发掘简报

2023年4~8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在清涧县寨沟遗址鱼塔梁地点发掘了34座小型商代墓葬,出土了一批极为难得的随葬品,部分随葬品陶、铜器共存。其年代相当于殷墟二期,文化面貌为李家崖文化。其中陶钵是李家崖文化最集中的一次发现,在以往遗址考古中较为少见,为李家崖文化陶器增加了新类型。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李家崖文化的埋葬制度、丧葬习俗、社会结构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西安东甘河遗址商代遗存发掘简报

东甘河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兴隆街道东甘河村。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确认为一处仰韶晚期及商代时期遗址。其中商代遗迹25处,以灰坑、水井、陶窑为主,出土遗物丰富。东甘河遗址商代遗存既具有明显的商文化特征,又带有较多先周及关中地方文化因素,总体上与关中西部商文化及老牛坡商文化联系紧密,是一处以商文化为主体的遗存。该遗址是西安南部秦岭北麓区域新发现的一处商代遗址,为了解和探讨该区域商代聚落分布、文化面貌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关中东部商代遗存的文化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将关中东部商代文化遗存分为A类商文化、B类本土文化、C类先周文化、D类北方文化、E类早期巴蜀文化五类文化因素。五类文化因素中前四类最为重要,其从早商到晚商时期的变化反映了本土文化因素的稳步发展、商文化的日渐淡出、周文化的有力推进、北方文化的持续进入,显示了各支文化对关中东部商代不同时期的关注和经略。

陕北商代墓葬初论

本文通过对寨沟遗址新发掘商代墓葬及以往相关资料的分析,对陕北商代墓葬的分类、等级、墓葬特征及陕北晚商社会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目前可知陕北商代墓葬近百座,分为带墓道墓葬和竖穴土圹墓两类,依墓葬形制、规模和随葬品状况可划分为三个等级,显示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陕北高原地区的商代晚期墓葬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对认识区域社会结构具有重要价值。

陕西城固桔园镇小北村发现商代青铜器

2020年5月,陕西省城固县桔园镇居民在位于湑水河西岸二阶地的小北村,发现埋于一个坑内的10件青铜器。器物年代不晚于商晚期,应为城洋铜器群的组成部分。该发现不但丰富了城洋青铜器的内容,也为追溯其来源和文化归属及探讨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黄土之巅商代文明新揭秘——陕西清涧寨沟遗址

黄土高原,古韵悠长,商朝遗风在历史的脉络中若隐若现。近日,陕西清涧寨沟遗址成功入选“2023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座黄土丘陵地区规模最大的商代中心聚落,以其丰富的遗存、独特的布局与前所未有的发掘成果,为世人揭示了殷商西北边疆文明的生动画卷。

海贝,商代的海印记

甲骨文中,“甲午卜,龙擒贝乍,二月。”(《合集》22391),此条卜辞大意为卜问龙能否擒获贝,龙和贝皆为方国名。龙是商王朝西部的强劲方国,常与羌一同反叛商王。此处贝应当也是西方的诸多方国之一。以贝为其命名,足以反映其与海贝之间的密切关系。

龙年说龙:山西博物院藏商代龙形觥

在甲骨文中,龙为“■”(《乙编》3797)、“■”(《乙编》5409)。龙为象形字,以“■”为例,■为巨口长身之形,■是吻,■是身体,■是角,由此可看出商人对龙的认识为长身、巨嘴、立角的神异动物。《周礼·夏官》有云:“马八尺以上为龙。”《管子》所载的龙明显多了神通:“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

曲阜市东方御府发现商代遗址

2018年4月至6月,受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曲阜市文物局对曲阜市东方御府商代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十分重要的考古收获。东方御府商代遗址较好地展现了当时的聚落结构及社会组织。

晋商博物院藏青铜鼎商代兽面纹纹饰及应用探析

深入探讨晋商博物院所藏的商代青铜鼎上的兽面纹纹饰,通过对其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制作工艺等方面的分析,揭示出这一历史时期青铜器纹饰的独特魅力,对青铜器纹饰的文化应用提供新的视角。

商代晚期青铜器中鸮卣的创意设计

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商周时期,青铜器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的青铜文化历史悠久,造型及装饰风格独特,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以猫头鹰为题材的艺术品大多做工精细、活灵活现,既美观又有实用性。文章以商代晚期青铜器二郎坡村鸮卣为样本,了解鸮卣的装饰纹样以及艺术风格,利用元素提取、造型转换等手法进行再设计,最后结合现代审美做衍生品系列设计,为传播青铜文化提供一些思路。

商代青铜器纹样在现代文创产品中的应用

青铜器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几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喜爱,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的同时,其纹样也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文化内涵。将青铜器纹样应用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不仅可以传承历史文脉,弘扬传统文化,让青铜器纹样与当代人生活拉进距离,同时也丰富了现代文创设计的内容。文章根据商代青铜器纹样的介绍,分析青铜器纹样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殷卜辞所见商代的赛马与比箭

先秦时期文献记载骑马射箭之事始于《战国策·赵策二》“武灵王平昼间居”条所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1)此后逐渐普及。其前尚未见到骑马射箭的记载。有关赛马之事的记载,最早者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载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孙膑教田忌赛马“逐射千金”之事。^(2)汉时称赛马为“驰逐”,晚至清代,“赛马”之辞方大量使用。

论商代中后期的北土经略--以北京平谷刘家河墓葬遗存为中心的考察

礼制在早期政治统治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刘家河墓葬所出青铜礼器系统可作为判断其与商王国之间存在政治统辖关系的关键证据。刘家河铜器群数量多且具组合关系,与商礼器属同一系统,具有礼器功能。墓中所出铁刃铜钺亦具礼器性质,其时王赐地方贵族以钺即赋予其管理地方之职权。刘家河墓主活跃于商代前后期转进之际,商核心区由今郑州—洛阳一线徙至安阳地区,商王国重新规划王畿区并向北扩展,与太行山两侧及燕山南北的族群建立了密切联系,由内至外形成了面、块、点相结合的疆域经略方式。商王国通过刘家河这类据点与北方地区展开了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商代后期的燕山南麓地区一直活跃着一批臣属于商的地方贵族。商在燕南地区的政治控制虽在范围及强度上存有变化,但从未缺席。这也为其后周王国在这一地区进行分封奠定了文化、政治与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