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商於之旅及其古道记忆

李白途径商於古道,留下诸多诗什。据杨齐贤等《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统计,诗中所见商於古道之地名有商山、商州、石娥溪、西岩、四皓墓等,所见古道之人事有四皓、裴使君(延庆)等。同时,李白诗中又有南山、商山皓、南山皓等地名与人名的别称。通过诸多地名、人名及人事,不仅可以探究诗人商於之旅的路线及其诗歌活动,还可以管窥商於古道优美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民俗风情对诗人羁旅情感的影响。

杜牧的商於之行及其古道书写

杜牧商於之行,除其存文自述的四次以外,另有至少三次。今见杜牧诗中,共十三首涉及商於之路。诗中地名,有“商山”“秦岭”“青泥阪”“蓝桥”“蓝溪桥”“丹水”“麻涧”“层峰驿”“武关”“青云馆”“富水驿”。杜牧的商於诗作,体现其反思历史之理性,追慕忠正耿直之谏臣,抒发经世理想与桑梓情结,蕴含生计与亲情之双重压力,亦短暂流露出归隐志趣,表现出较丰富的文化意涵。

元稹商於古道行迹及相关诗歌的多维书写

元稹一生三次经过商於古道并有诗纪行。其商於诗作中既有蓝田、蓝桥驿等人文地理意象,也涉及秦岭、辋川等自然地理意象。这些诗作可以呈现诗人古道羁旅的行迹路线,勾勒出古道地理概貌;展现诗人记录景致、吟咏四皓、题壁留诗和寄诗酬赠等丰富的诗歌活动;反映出诗人达观的人生心态、昂扬的政治热情、寄情怀人的思念关切和面对年华流逝与物是人非的人生之悲。其行迹及诗作皆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

商於古道沿线驿道型城镇空间形态类型及形成机制

通过地方志及古文献查阅、深度访谈及口述历史调研、空间量化分析等方法,修正边界形状指数参数取值范围及形态分类,对商於古道沿线11个驿道型城镇空间形态进行分析.发现可归纳为3种类型,以清油河、商洛、麻街等为代表的无倾向/指状倾向的带型;以丹凤、夜村等为代表的带状/指状倾向的团型;以富水、商南为代表的无倾向/团状倾向的指型.其形成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条件、历史发展基础和现代综合功能要素,影响机制表现为一方面自然环境及现代综合功能因素引导城镇地位功能(核心要素)在新时期交替演化,最终表现为城镇空间形态的不断层积演变;另一方面城镇空间形态也对自然环境及现代综合功能产生反馈作用.

明清时期商於古道修治研究——以地方志记载为主的考察

考古资料及地方志所载内容表明:明清时期出于巨额商税的刺激,国家对古道全线难以通行的路段整修栈碥、架桥造船及后期维护,并在古道沿线设铺,便于商旅往来,使商於古道通行条件大为改善。

唐代诗人对商於古道的体验与书写

为梳理唐代诗人对商於古道的体验与书写,采用诗史互证和文学地理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唐代文人用诗歌记录了商山与丹江两岸道路的开凿及走向、沿途的关隘与驿站风俗与民情,讲述了古道的历史典故,印证了诗人们孤苦跋涉或者春风拂面的心路历程,使此道成为展示大唐文明心灵史的文化线路。

论秦、楚商於之争

先秦时期的商於地处华夏、苗蛮、东夷三大族团的交错过渡地带,是秦国与楚国、三晋争夺的"金三角",是北方文化进入南方的走廊,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战略支撑点。秦国占据商於,打开了南下东出的通道,形成了威慑关东、进逼楚国的正面基地,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地缘战略;楚国失掉商於之地,不仅使江汉地区门户洞开,处在秦国钳型攻势的包抄之下,而且失去了最大的盟友齐国,从此由盛转衰,直至灭亡。因此,商於之争是秦、楚盛衰的重要转折点。

商於古道文化旅游景区建设的现状与对策

商於古道是连接"古丝绸之路"的节点,素有中国"诗歌之路""商业之路"的美誉。建设商於古道文化旅游景区,对提升"秦岭最美是商洛"品牌内涵,促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商於古道文化旅游景区建设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互联网宣传力度、提高旅游管理人员的素质、优化旅游服务、加快文化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等对策,促进商於古道文化旅游业快速发展。

汉唐时期商於古道的修治研究

商於古道在中国古代作为一条沟通西北和东南的主要军事、政治、经济通道,在汉唐时期,先后由国家鸠工修治。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结合考古资料可以发现,秦汉时期为便于行军,国家在秦岭山区修建了栈道。唐朝为转运江淮物资,两次改道,并在古道沿线设置驿站,使商於古道的通行条件有所改善。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驿道型城镇景观格局演进特征及机制——以商於古道为例

社会生态系统体制转换理论为城镇景观格局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通过文献梳理、地方志查阅、居民访谈与口述史收集等研究方法,分析治所、圩埠、邮驿、关塞4类驿道型城镇景观空间格局演进及差异,发现:①治所城镇商洛由城内镂空型向突破城墙轴向扩展的面状演进,圩埠城镇丹凤由散点状居民点向条带状演进,邮驿城镇棣花由城内块状向J形演进,关塞城镇武关由城内横T形向指状演进;②驿道型城镇的演进方式分别为内含层积、覆盖层积、交叉层积和并列层积;③驿道周边自然资源条件及驿道地位功能决定驿道通行能力和向城镇分配功能的能力,从而对城镇自然、社会关系产生影响,引发城镇功能内容和总量的改变,最终引导城镇社会生态景观格局的演进。本文旨在为构建引导区域城镇格局健康发展的现代交通体系提供借鉴。

生态恶化对商於古道衰落的影响

"商於古道"开辟于春秋战国时期,是连接关中地区与江汉地区的重要通道,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武关道曾经是兵家必争之地和秦岭深山中繁忙的繁华商道。明清时期,受气候因素和地形的影响,以及高产耐旱作物在丹江上游地区的广泛种植让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此外,这一时期大量移民的迁入,传统的耕种方式,毫无生态意识的行为,最终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生态的恶化最终也导致了河流径流量的下降,直至航运能力的消失。

《华阳国志·蜀志》司马错伐楚取商於之地系年刊误

《华阳国志》司马错伐楚取商於之地,这一史实在它的《巴志》和《蜀志》两《志》中,系年不同.前者把这事记在周慎王五年,而后者则把它写在周赧王七年.它们是一事之误记?还是先后两事?这是须要澄清的.

明清时期商於古道上的商业贸易研究

商於古道自开辟之日起到明朝后期,受交通条件和本地经济发展的制约,区域性的小规模的集市贸易和零星的小商小贩亦应有之,但长距离跨区域大规模的商业贸易则起始于明末。明朝中后期国家的主动开发,地方官对道路的修治,使以龙驹寨为中心的水陆兼运成为主要运输方式,以商於古道主线为轴心的交通网形成,运路亦便,运费亦省。加之商州地方官对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引导,移民大量涌入对当地的开发,本地资本主义性质工矿企业的兴办,周边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使得商於古道上的商业贸易在明末得到了短暂繁荣。之后,因明清易代,政局动荡,一度衰弱。清朝从康熙直到光绪时期政府和地方官不断经营,同治、光绪年间,商於古道上的商业贸易才发展成以龙驹寨为中心的有较大规模的商业贸易。

“互联网+”视域下商於古道(棣花景区)文化旅游产品设计

从"互联网+"视角,对文创产品产业链进行梳理,提出"概念—设计—测试—推广"的文创产品设计模式。以商於古道(棣花景区)文化旅游产品设计为例,探讨了具体的设计实践。

商於古道民间体育研究

商於古道历史文化积淀丰厚,从古到今,商於古道长期经受着动乱的社会环境与艰险的自然环境和战争的洗礼,形成了丰富而独特民间体育项目,为全民健身提供丰富的建身内容,唤醒秦岭深处的文化记忆,增加区域心理认同。但是,随着社会转型和变迁,传承人不断消失,传承和发展面临困难。保护发掘整理创新商於古道民间体育主要的途径有:融竞技、观赏和开发健身产品于一体,走产业化道路;政府文化体育部门积极介入,申报文化体育非物质遗产;进入学校体育教育;科学化规范化升级民间体育项目;举办大型民间体育赛事或国际体育文化交流等,促进民间民俗体育大繁荣大发展。

商於古道文化景区建设探析

商於古道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一条军事、政治、商贾、诗歌之道。在历史发展中,商於古道的文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更新变化,形成特色鲜明的文化符号。打造商於古道文化景区独特的文化符号,对于宣传景区品牌、丰富商洛文化旅游品牌的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目前景区的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论文围绕商於古道展开,对商於古道现有的开发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商於古道文化景区的开发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针对商於古道文化景区建设可行的参考建议。

商州有望跻身历史文化名城

商州原为大禹时契的封地商国，商山为秦末汉初“四皓”隐居地，商於六百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水陆交通繁盛的通道。商邑是商鞅的封地，比秦都咸阳还早一年。州城四面文物丰富：东有夏商周遗址，南有新石器地点群，西有恐龙脚印和恐龙蛋化石，北有旧石器地点群。商州民间文化丰富多彩，有南北过渡和融合的特征。商州自民国以来的落后状况，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得到改变。

屈原编织河山恋神话的意图——《河伯》《山鬼》文意新探

《九歌》中的《河伯》与《山鬼》,表面上各自独立,两不相涉。拙稿将通过对原文的剖析,探讨两篇之间的关系,以及诗人的创作意图。 《河伯》篇有两个人物,一是河伯,一是“美人”。“美人”是谁,流行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诗人自我,一种认为是河伯的恋人。恋人说中又有洛水女神和不能确指为谁两种。 “诗人自我”说难以成立。第一,按照这一说法,本篇的内容是“

屈原与楚国政治

屈原是一位颇有才干的政治家,他的许多政治主张和锐意革新的思想对战国时期楚国的内政外交影响很大。他不仅推进了楚齐合纵抗秦,而且在执政期间,主张并着手革新朝政、厉行法治、限制旧贵族的权力,曾一度刷新了楚国的政治。即便在他被流放的时候,也满怀救世济民的政治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悲愤心情。

《史记·屈原列传》岂容否定?——驳胡适的“五大可疑”论

二十年代,胡适在《努力周刊》增刊《读书杂志》第一期发表了他的《读楚辞》,在“《史记》本来不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的大胆设想下,对《屈原列传》提出了五大疑点,一时被看作是屈原否定论的领袖。胡适的这些谬论,在学术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不可不辩论清楚。 (一)胡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