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法修改和实施的着眼点在于推动善治

慈善法实施七年之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决定》,其修改速度和效率在我国立法史上也是很罕见的,既凸显了社会各界对于慈善事业的高度关注和殷切期待,也体现了国家对于慈善事业的高度重视。

论食品安全权的伦理之善

食品安全权集公民个人生命权、健康权和安全权的权利诉求与国家社会对公民个人生命权、健康权和安全权的维护保障于一身,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利伦理要义。食品安全权是对公民生命权、健康权和安全权的价值认同和权利确证,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生命权利的维护和对饮食健康或无害的保障。食品安全权具有维持人的生命存在的自然善(存在)、追求健康和美好生活的自我善(发展)、为他人的食品安全之善生成共在的伦理世界(完善)等多重伦理深蕴,是自然善、自我善、他人善和社会善的有机统一,构成人们道德生活中其他善的始基和源头。

良法促善治 共创良善社会

2016年早春伊始,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慈善法。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慈善法,其兼具慈善组织法、慈善行为法和慈善促进法的内容,是我国慈善领域的基础性和综合性立法。8年间,为了慈善法的贯彻实施,民政部等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众多规范性文件等配套制度,而众多慈善组织在实践中自觉遵循法律和公益伦理,不仅追求良好社会效益,也追求在实现社会目标过程中的一以贯之的良好品行。

“善、至善、伪善”: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环节

康德的道德哲学真的是“空洞的形式主义”吗?哲学界之所以有如此批判,是因为康德的道德哲学从一开始就被狭义地理解为德性论,即关于善及其先验根据的理论体系,而不是被广义地理解为由包括德性论、正义论和根本恶论三个环节构成的道德哲学整体。康德道德哲学的这三个环节是围绕德与福的二律背反关系展开的:德性论的“善”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对象,可视为康德道德哲学的起点;正义论在“至善”的框架内对人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进行了探讨,它为道德法则在现实中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外部保障;根本恶论一方面通过对“伪善”或“德行假象”的揭示,以及试图对人的善的禀赋的重建,为德性论的纯粹化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则通过所谓的“伦理共同体”为道德法则的践行提供了一种辅助手段。

善治理念下中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从善治视角考察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经验和现实困境,有助于厘清现阶段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路径和实现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慈善事业经历了形成、发展、稳定和提升等不同阶段,呈现具有时代特征的善治经验。但是,善治视角下我国的慈善治理仍然面临慈善组织培育机制不健全、“政-社-企”多元供给协同不充分、慈善事业发展滞后于现实需要、慈善事业发展政策供给结构和网络慈善政策配套亟待健全等现实困境。为加快实现我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积极引入善治理念,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国情和中华慈善文化的优良根基,健全“大国善治”的公益慈善文化引导机制、完善多元共治机制、优化慈善组织内部治理和多元化监督规范机制、强化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运作常态长效机制。

论长善救失

长善救失是《学记》中的重要教学原则。古代学者在诠释长善救失的过程中,形成了“长善而救失”与“救失则善长”两种不同的思想观点。郑注孔疏从长善而救失的并列结构来诠释长善救失,王夫之、孙希旦则是从救失则善长的偏正结构来诠释长善救失。宋代学者在注释长善救失的过程中,引证《论语》原文来解释“四失”及如何“救失”,既用孔子与弟子之间的言语交往生动再现了古代教学活动,又为长善救失找到了哲学本体论依据。近现代社会以来,学者们开始从教育学立场来理解《学记》文本,并运用教学原则范畴来诠释长善救失。从教学过程中教和学的得与失来理解长善救失,体现了诠释长善救失原则的新思路。无论是并列结构之长善而救失,还是偏正结构之救失则善长,长善救失原则的最终指向都在于长善,这正是一体两面之长善救失原则的本真所在。

明清劝善运动视域下的游冥宝卷

明清时期以三教合一为社会背景掀起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劝善运动。在这股运动中,饱含劝善基因的游冥宝卷与善书相互影响,构成互文性文本群。但与善书不同,游冥宝卷以游地狱为标志性情节结构,游冥宝卷之劝善特色,在于借主人公游冥所见来突出地狱果报,从井然有序的地狱空间分布、严酷惨烈的地狱审判与刑罚等方面集中全面展现幽冥法文化,从而儆惧人心、止恶扬善。在游冥宝卷中,不仅劝善话语俯拾皆是,善书中的思想信仰也多有呈现,编创者甚至对当时的圣谕宣讲政策和乡约制度也予以如实反映,这些都使得游冥宝卷洋溢着浓厚的善书色彩。然而强烈的劝善意识,削弱了审美特质,影响了其整体艺术水平。

公益福彩与慈善事业互鉴共进之路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对健全应急慈善制度、完善促进措施、规范慈善活动、加强监督管理等作了规定,为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福利彩票发源于有奖募捐,买彩票常常被视为善举,那么,福彩是否属于慈善?从慈.善法中,福彩又可以汲取借鉴哪些精神和要求?笔者就上述问题谈一些浅见。

善治视域下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完善路径研究

推动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完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以大学善治理论为指导,以“价值—制度—行动”为分析框架,以B大学为例系统梳理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建设现状,分析内部治理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剖析问题出现的原因,并基于善治六要素提出价值体系耦合、制度体系重塑、行动体系优化的完善路径。

面向善治的政府数据领导力及其构建路径

善治蕴含着治理主体层面的“善者治理”、治理目的层面的“善意治理”、治理方式层面的“善于治理”、治理结果层面的“善态治理”四个核心要求。政府为了实现善治,应从善治涉及的主体、目的、方式、结果四大核心要素出发,以“善者治理”“善意治理”“善于治理”“善态治理”为导向,解读政府数据领导力的内容体系。政府应结合数据治理特点和实际管理情境,构建涵盖合众治理、质量治理、智慧治理和制度治理的领导力实现路径,即形成多位一体的数据共建格局,推进“善者治理”;建立优质高效的数据共融系统,保障“善意治理”;依托新技术搭建数据共治机制,落实“善于治理”;构建制度管控的数据共享生态,实现“善态治理”。

数字德育体系的价值追求:人技共善

向善是德育的内在之意,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德育的目标,加上数字技术本身的缺陷问题,多种因素影响下,人技共善自然成为了数字德育体系的价值追求。这样的目标意味着该体系不仅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也要追求技术的合理实践,还要建构人技和谐互动的格局。人和技术是数字德育的两大基本要素,数字德育体系要从设定对应的目标、加强人的德性培养、采取灵活的技术运用方法、加强技术的应用治理等方面来实现人技共善的价值追求。

善恶人类学:“暗黑人类学”与“关于善的人类学”何以共存

善与恶“势不两立”,“暗黑人类学”与“关于善的人类学”是否也是如此呢?人类学家雪莉·奥尔特纳(Sherry Ortner)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发展,并提出“暗黑理论”,关注人类苦难的经验。而在另外一派理论脉络中,人类学家则再次讨论“良善”的问题,以“新道德人类学”为主力。表面上,两者好像是一种对立关系,并呈现出从“暗黑”向“良善”的单向转变,但对“暗黑人类学”与“关于善的人类学”的梳理讨论揭示出两者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而是构成一种多重且互相包含的关系,即“善恶人类学”。如果人类学家没能察觉到这种关系,有可能将研究对象“本质化”为“苦难”或“良善”的道德主体,只聚焦于主体在道德两难中的抉择,而忽视他们也在善与恶拉扯之间有意或无意的行动。

以“三个创新”为抓手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善作善成

202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天津时指出:“天津作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要发挥科教资源丰富等优势,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新征程上,天津必须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贯彻落实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善作善成的重要要求,努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党的二十大以来,天津通过深入实施“十项行动”,不断提升创新发展驱动力,扎实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

感知社会善念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以往研究发现,感知社会善念影响社会善念“接受者”对“实施者”的亲社会行为。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先前互动中感知到社会善念是否会影响个体对随后互动中陌生他人的亲社会行为(溢出效应)。结合经济互动游戏与认知计算建模,考察了感知社会善念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青少年在先前互动中感知高社会善念水平时,在随后与陌生他人进行互动时,会做出更多的亲社会选择。计算建模结果表明,感知高社会善念增加了随后互动中的优势不公平厌恶倾向,但并未影响劣势不公平厌恶倾向。

信仰、秩序与权益表达——岭南善会类型及其管理制度(1840—1949)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岭南民间举办善会蔚然成风。善会初始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后逐渐拓展到以地域为基础的村落,再进一步发展为以业缘为纽带的工商业,这就形成了办会宗旨繁多的各类善会组织。民国时期的善会组织,受西方文化制度的影响,从名称到组织架构,越发呈现出现代公司制的特点。善会蕴含了祖先崇拜和鬼神信仰,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延续;其孕育的平等守约意识,推动了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善会通过规条的制定形成对会员权益的保护,而对个人权利的维护推动了民间个体权益的觉醒,有助于为构建现代国家奠定公民意识。

迈向善治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价值定位

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善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抓手和系统工程,善治目标的实现要立足于中国历史进程,围绕民生、民意和民情而展开。在通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现实国情和民族复兴的善治使命,开展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为落实善治为民的价值定位,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独立自主地开展了一系列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善治特色,也彰显了为人类做贡献的善治情怀。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价值定位贯穿于为民造福的价值立场,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不仅回应了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美好生活需求,也必将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基于深度合成技术的文化科技伦理风险识别与善治机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人工智能直接参与数字文化的生产环节,既成为新质生产力,也增加了文化科技伦理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生成上导致的“幻觉”叠加深度合成在内容传播过程中的虚假效应,进一步扩展了人工智能在数字文化领域的潜在风险;即在核心内容生产层面涉及新型文化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文化内容安全风险、文化版权安全风险,在外围传播层面涉及文化数据安全风险和新型文化信息安全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文化科技伦理风险根源于智能时代文化资本的数字化、人机关系倒置化和认知方式的变化。文化科技伦理风险的善治机制亟须在全球治理体系框架下,整合核心技术研发、预见性制度规范与多元主体协同联动,形成政府、企业、公共三方的“组合拳”效应,以人机协同、善治向上的治理机制回应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变革。

权力结构视域下的国家与村庄善治——以J省J市一个城郊村庄为例

国家是村庄治理权力结构中的关键一环,是保障村庄善治的重要力量。在城乡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村庄经济功能弱化,精英流失导致村庄权力主体弱化,行政村之下的自然村出现权力结构失衡与治理失序的内卷化现象。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社会治理中心向基层下移”。2019年在全国迅速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有效震慑了农村黑恶势力。实践证明,从国家与村庄的关系而论,国家权力下沉,通过公权力介入与规制监督,可以引导村庄实现善治,促进基层社会更加公平正义。

化民善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官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

太祖圣谕六言是明代王朝国家推行教化、整合地方的一种国家与社会治理工具,在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则成为一种“国家在场”与国家意志表达的象征符号。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六言宣讲演绎实践是当时徽州社会化民善俗与县域治理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作为王朝国家在地治理重要代表的晚明徽州地方官致力于通过圣谕宣讲演绎这一教化环节,将王朝国家的意志和治理理念直接下沉、灌输至治下乡绅、宗族等代理人及普通民众,以实现将所辖之区打造成为善治之域的目的。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主要体现为一批深受儒家思想理念熏陶的实践主体,紧密结合其所处时代特点与徽州府县地域实情,对圣谕文本进行灵活发挥以为己所用的过程。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呈现出居高临下、软硬兼施、家长式口吻、说教味重以及俗化、接地气等特点。

形而上学之善与实践之善--技术的历史之维与当代反思

古希腊时期制作活动因受制于必然原理而不被当做实践,但随着哲学的世俗化及自然科学的发展,制作活动奠基于科学技术被空前肯定,古典时期狭义的伦理实践在近代又演变为狭义的技术实践。技术实践的抽象方法置换传统哲学的形式逻辑成为理解社会生活的固定模式,这种“客观人格”的造就使人以及全部社会生活在技术理性的垄断下呈现出质的单一化发展,茫然的主体陷入以手段为目的的形而上学之善的追求。由此,应恢复存在的实践生命意义,通过联结伦理道德把握存在的价值和存在处身其中的总体秩序,探索存在作为实践生命的实践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