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中的“善意”监督及其路径探究

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监督对披露科研不端行为、加强学风建设有重要作用,但应在“善意”这一基本原则指导下进行。“善意”监督往往会因为主观偏见盛行和客观保障缺失而陷入困境。为实现“善意”监督,应通过科研伦理教育进行主观引导,并通过完善相关科研伦理规范、规范监督和举报程序、健全奖惩制度、建立救济制度等措施为“善意”监督提供客观保障。

再论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基于善意原则的分析

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内涵宽泛、语义抽象,在实践中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是东道国面临投资者滥诉和“规制寒蝉”的重要原因。学界曾提出用习惯国际法来限制仲裁庭对该条款的自由裁量,也提出过该条款的法律原则部分不可诉的主张。欧盟在国际协定中对该条款采取了规则化的改进措施。这些措施对弥补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缺陷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该条款的法律解释仍然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将善意原则适用于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分析是仲裁庭常用的做法。但是,善意原则本身就具有含义不清、法律地位不明等问题,将该原则适用于同样具有一定模糊性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需要建立在二者清晰的法律关系和功能定位上,以防止使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适用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法律适用可以结合善意原则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从程度的善意和通知义务的善意两个方面进行完善,以克服该条款法律适用的困境与风险。

增值税善意受票人的法律责任

我国目前采纳“善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概念,但无过错的“善意受票人”仍补缴已经抵扣的税款,这种做法使无辜者代为受过,不符合法律的公平观,损害了增值税的税收中性原则。而根据欧洲法院的裁定,在旋转木马式增值税欺诈中无辜的善意第三方,如未参与该欺诈,且对该欺诈并不知情或无理由知情,则其进行税额抵扣的权利不受影响。增值税因其具有税收中性而被称为“良税”,保障税收中性的最重要方式便是保障纳税人的抵扣权。因此,我国需要在借鉴国外做法和经验基础上认真对待纳税人的增值税抵扣权。

论港口经营人商事留置权的善意取得

《担保制度解释》第62条第3款排除了商事留置权的善意取得,此种制度设计与港口商事实践相背离,忽视了港口作业中所有权归属的复杂性及交易的长期性,使得港口经营人几乎无法行使商事留置权。而在长期交易的背景下,港口经营人往往需要通过行使商事留置权以实现其债权,因此,有必要突破《担保制度解释》第62条第3款的限制,允许港口经营人商事留置第三人动产,并对“善意”要件进行区分处理,从而协调商事留置权与善意取得的制度功能。

善意取得在直播打赏中的适用

网络用户因直播打赏行为存在效力瑕疵而请求主播返还打赏时,主播可以利用善意取得制度以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在网络直播打赏中,善意取得适用条件的认定与一般交易模式中对其认定有所区别。此外,善意取得的适用有时还会受到公序良俗原则和社会整体效益的影响。

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善意之判定

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善意的判定应以相对人是否对公司决议履行合理审查义务为核心。合理审查应满足信息获取成本适中、外观存在明显瑕疵等要求。在审查内容上,相对人应对决议作出机关适格性、决议文本必备要件是否完备、公司及股东的有效存续、担保数额是否符合章程规定及签章是否存在明显瑕疵等实体问题,以及出席会议人数是否合法、是否违反回避表决规则及是否经资本多数决等程序问题予以审查。法院在判定相对人是否善意时还应当考虑相对人主体性质、担保人主体性质以及债务人与对外担保之代表间特殊身份关系等因素,区别认定相对人对决议的审查强度。如果担保符合公司之利益,法官结合交易习惯等案件事实,可以推定担保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则可以豁免相对人对决议的审查,认定其为善意。

善意性别偏见与女性韧性程度:中介作用分析

本文基于传播韧性理论,对300位成年女性进行问卷调查,探究善意性别偏见对韧性的中介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善意性别偏见正向预测韧性;2.善意性别偏见通过社会支持寻求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韧性;3.善意性别偏见通过性别制度正当化与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预测韧性。研究揭示出,女性通过社会支持抵御外部不良影响,在合理化性别制度现状中提升效能信念,减少“善意”与“偏见”带来的意识形态不协调,从而增强韧性程度。

论无因管理人“善意”的限制及其法律效果

无因管理制度旨在促进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辅助的团结义务,但其本质仍是干预他人的事务,这与民法中的自愿原则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为了缓解两者的紧张关系,现行法律通常要求管理人在管理他人事务时须存在着善意。虽然善意属于主观的范畴,但对它的解读不能适用心理主义,而应当坚持规范主义。善意的判断不仅会受到必要性原则的制约,还会受到利益权衡原则的限制,使其既非完全由行为人垄断,也不取决于本人或者受益人,还应具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在法律效果上,无因管理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自决权,除推定本人同意外,本身具有形式上的违法性。不过,由于行为本身具有利他性,此行为可以获得公法与私法上阻却责任的法律效果,即无因管理不阻却行为的违法性,而仅仅阻却责任。在对无因管理善意的限制下,给予法官视情况自由裁量的可能,在规范化的同时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论民事留置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建构与适用——深圳京基房地产公司与北京神州汽车租赁公司留置权纠纷一案评析

长久以来,关于民事留置权善意取得制度的构建和适用问题,因其涉及留置权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两大制度的交叉与融贯,一直以来是民法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司法案例中也多有疑问。文章通过对深圳京基房地产公司与北京神州汽车租赁公司留置权纠纷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对我国民法中民事留置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建构与适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文章基于留置权制度的客体理论,分析能否在第三人之物上成立留置权,这对于留置权制度的发展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进一步基于善意取得理论,从其四个主要的构成要件出发,将“善意”要件与留置权理论相结合,在“无权处分”要件上进行改进,则可从权利外观角度扫除其与留置权制度的障碍。基于以上两角度,实现民事留置权与善意取得两大制度的理论贯通,将会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类似问题之解决提供思路。

民法典视野下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合理性——基于对股权性质、变动模式和法律适用的分析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将善意取得制度引入了涉股权案件的司法审判,使我国股权的善意取得也有法可依,但股权能否适用善意取得以及具体应如何适用仍被不少学者质疑,其主要困境在于股权性质不明、股权变动模式存在争议、法律适用不清晰等。在后民法典时代,厘清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合理性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股权性质的明确,将股权流通性和物权流通性进行类比,结合民法典框架下股权变动模式的现实选择以及法律适用,对有限责任公司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进行补强论证,力图探寻股权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合理性。

善意性别偏见对女性员工职业成长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文明水平不断提高,善意性别偏见替代敌意性别偏见出现在社会大众面前,其对女性员工职业成长的负面影响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基于自我决定理论,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善意性别偏见对女性员工职业成长影响的中介作用机制与边界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善意性别偏见负向影响女性员工职业成长;组织自尊在善意性别偏见与女性员工职业成长之间起中介作用;防御性悲观调节了善意性别偏见与组织自尊之间的关系;组织自尊在善意性别偏见与女性员工职业成长之间的中介作用受到防御性悲观的调节。研究结论对提高女性员工的组织自尊、促进女性员工的职业成长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民法典时代不动产谦抑适用善意取得的司法续造

2007年的《物权法》确立了优先保护第三人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司法实践中有粗放、机械适用情形,不当损害了原权利人利益。民法典时代,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在立法未变的前提下,为实现原权利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平衡,司法续造必不可少。续造的核心是进一步厘清适用要件的认定标准,如限缩无处分权人为表见权利人,明确合同有效是适用前提,确定合理价格的要素等,严格遵循“非吻合,不适用”的谦抑精神。

中国画的“善意”“真意”“美意”——从《历代名画记》说起

该文通过对《历代名画记》的探究,解读中国画蕴含的美育思想,即“善意”“真意”“美意”。第一部分,主要通过解读“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论述中国画的“善意”;第二部分,阐释中国画的“真意”,重点解读“发于天然,非由述作”;第三部分,阐释中国画的“美意”,重点解读“穷神变,测幽微”。这三个部分的解读,都是通过文本解读与具体的中国画作品案例分析实现的。解读《历代名画记》文本内容与中国画的内容和表现方式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从美育的角度分析中国画中的美育思想,为学习者认识中国画提供另一个角度。

树理性之旗帜,扬善意之温度

当互联网将时代的麦克风递向大众,我们应如何发声?有人为正义代言,有人随波逐流,有人恶意中伤……然而不难发现,那些激烈的、恶意的声音往往比真诚的、善意的声音更引人注意。依我所见,发表互联网言论应以理性为旗帜,明辨是非。

善意如春风,无痕却温馨——一篇有关“善意”的材料作文导写

【原题呈现】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老子《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善行无辙迹。”真正的善良,是行善而不扯起善良的旗帜;是风光霁月,暗室不欺;是积德不需人见,是善意匡如清流。善良,如春雨潜夜,润物无声;善良,如冬日暖阳,驱散凛冽;善良,如微风拂柳,盎然生机……你能感受到它的美好,并且会将它植根心田,然后生根发芽,开花结实。

浅论股权的善意取得

股权是区别与物权的独立的新型财产权利,由于其独特的性质和属性,使得其在公示和变动模式方面存在较大的不同。我国《公司法》规定当名义股东转让股权和“一股二卖”若属于善意取得时,可以参照适用《物权法》第106条。但是并未对股权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与适用标准作出明确和具体的规范,同时在现实实践中亦没有规定有操作性的构成要件来明确,不能满足商事交易的需要。因此需要明确股权善意取得的范围,以此来构建和完善股权善意取得体系。

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之买受人善意的解释论分析

对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构成要件的讨论在物权法时代便已产生,在《民法典》通过后,更是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其中,关于买受人善意地位的争议最为突出。为解决这一争议,可以从解释论层面对买受人善意地位进行分析:比较解释下,对善意的宽泛认定会稀释买受人善意作为独立构成要件的必要性;体系解释下,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与善意取得规则具有实质区别而无法作出同一解释。因此,与作为独立要件相比,买受人善意作为“正常经营活动”要件下辅助判断的参考因素更具合理性。

善意义务是否需要作为受信义务的第三维构成?

善意要求是公司法中最为尴尬的问题:它几乎一开始就被植入受信义务,但却一直被虚置不用,成为名副其实的摆设。在“商业判断规则”的庇护之下,公司管理者几乎无责任可言;在形式主义的遮掩之下,公司管理者可以轻易逃避责任。这样的法律规则与现代公司治理的要求格格不入,相距甚远。有鉴于此,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重新竖起受信义务中善意要求这面旗帜,并将善意要求落实为具体可执行的义务。受信义务在我国《公司法》中是一项远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制度,它不仅是我国《公司法》的重大制度缺陷,更是我国公司治理需要完善的法律救济。本文针对这一目标假设检讨了比较法上的经验,探讨了善意要求的指导意义和善意义务的具体执行。

安全例外条款之善意原则的适用——基于数字贸易规制视角

数字贸易的迅猛发展促使数据跨境流动愈发频繁,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安全例外条款成为衡平自由贸易与国家安全利益之间冲突的“调节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自由贸易协定沿用了WTO安全例外条款,拓展了安全例外条款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功能与适用,同时也提升了其被滥用的风险,而善意原则为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与适用提供了基本遵循。基于善意原则的基本内涵,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有关善意解释和善意履行的规定,厘清安全例外条款中“基本安全利益”等重要术语的含义,以区分合法的国家安全措施与保护主义措施。为避免例外条款的滥用,应坚持将善意原则贯穿于安全例外条款解释与适用的始终,明确善意援引安全例外条款的限制条件,合理分配涉诉措施关于“善意”的证明责任。

数字时代我国市场经营主体非善意助推消费者的行为危害及应对关键

进入数字时代和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者对市场公平的要求不断提升,然而大量经营主体为获利而利用甚至操纵消费者认知偏见和缺陷的非善意助推行为与此要求相悖。依据行为经济学和斯密经济学(Humanomics),分析数字时代我国市场非善意助推问题的机理、危害及应对。发现非善意助推行为作为新认识到的行为市场失灵,在数字环境下更加隐蔽和有效,其低门槛高收益的特点,将诱导我国更多市场经营主体偏离满足消费者真正需求的公平获利途径和市场高质量发展方向,任其泛滥将对数字环境下我国市场公平及高质量发展形成长远危害。防止其泛滥,应将强化斯密自由市场学说前提条件作为应对关键,培育社会性力量进行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