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僧亦俗:清中叶僧人的人际纠纷及其生活——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土地债务类刑科题本呈现的僧人共同体,其内容主要通过经济纠纷构成的人际关系得以表达。僧人出家改变了生命历程,僧人与俗家亲族、僧侣之间、僧俗之间,建构了三个圈层关系。出家人的人际关系首先是僧侣之间的,具有拟制血缘的特色。僧人与民人基于社会经济交往发生关系,难免引发纠纷。僧俗债务关系、雇佣关系是引发纠纷的重要原因。借助对僧人人际关系的探讨,僧人个体生命史得以彰显。下层僧人为生计忙碌,亦同俗人。

清代盛京地区伍田管理和纠纷化解研究——以《黑图档·嘉庆朝》案件为中心

清代嘉庆时期为了缓解盛京地区日益紧张的人地矛盾而开放了八旗马厂作为伍田,用以上输国课、下养兵丁。但在伍田进行丈量分拨和使用当中出现了多种案件,有关于伍田的权属纠纷、伍田在两层租佃关系中发生的案件、伍田后期的维护案件。而对于纠纷案件的管辖机关则涉及多个部门,需要根据不同案件涉及的人员和内容确定审理机关和选择相应的调查机关,以推动案件的顺利结案。官府通过制定和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保障了旗人在伍田使用、税收等方面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官府也注重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伍田纠纷。文章认为这种“调处息争”的做法,不仅有助于减少诉讼成本和时间消耗,还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秩序,伍田相关纠纷中所体现的法律精神和原则也对后世的法律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清嘉庆时期冤案形成因素分析——以“泰安徐文诰案”为例

清朝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月发生的“泰安徐文诰案”,是一起因州县官“讳盗为窃”,各承审官互相回护而导致的冤案。泰安县令汪汝弼畏盗如虎,为该冤案之肇始,该案在多重审转复核制度下仍然经过一次部驳、两次京控、三堂会审,最终由嘉庆帝亲审,历时近五年才得以昭雪。州县官初审错误是冤案发生的根源,刑讯逼供是冤案发生的直接原因,审转复核制度的失灵最终导致冤案发生。深层次原因是嘉庆朝官场生态的整体恶化以及整个官僚系统监督管理的弱化,防止冤案发生的制度无法发挥其有效性。

试论嘉庆初年云南盐务改革——以永北同知李书吉记述为中心

乾嘉之际,云南盐务弊病丛丛,引发社会矛盾尖锐。嘉庆二年云南爆发“压盐致变”,是云南盐弊突出的反映。嘉庆四年云南推行“民运民销”的盐务改革,破解盐务弊病困局。作为地方官的李书吉经历事变,他以信札形式把谏言等上报地方要员,这为“民运民销”改革提供决策参考,为此改革作出贡献。

本末倒置、墨守成规—嘉庆帝政衰探源

乾隆六十年（1795年），36岁的颥琰被立为太子，次年继位。嘉庆皇帝是大清王朝由“康乾盛世”转向中衰的过渡性、关键性人物。清朝后期之所以饱受内忧外患．其根本原因在于康熙至乾隆年间积累的社会矛盾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如果从个人的角度考察嘉庆皇帝，他几乎具备了传统社会对一个皇帝要求的所有美德，如品性优良、睿智聪敏、勤俭务实、仁慈亲民等。

国家权力视角下的生监群体——以清嘉庆刑科题本为中心

绅士研究是明清研究中的热点,相形之下,对作为绅士下层的生监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本文利用新近出版《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中关于生监的新史料,从中发掘新意蕴,以检视并校正明清研究中的明清绅士研究的相关己有理论。本文认为,生监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群体,新材料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乡绅土地所有制"论,但不支持"乡绅统治论"。而且从生监的层面看,绅士的社会功能面临国家权力和宗族权力的双重挤压,有不断边缘化的趋势。

清中叶山西的日常生活——以118件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所载的山西档案资料,有案件事主交代的家庭亲属年龄及基本情况的记载,可了解当时社会的人口、婚姻、家庭等状况,获得有关的信息。民间纠纷常经当事者互相骂人导致升级,出现命案,骂人的话语体现了社会生活特色与文化的价值观。山西人主要到邻近的蒙古、陕西、甘肃、河南、直隶与京师经商、佣工,也有远赴关东的。经营的店铺反映了日常生活的需要与特色。到省内其他府县租佃土地谋生者较多,佣工还有组合的形式。

嘉庆通宝(母币)

嘉庆帝勤政图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解决国情的内忧外患情况,可惜的是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之衰势,实在可叹。嘉庆通宝是铸于清仁宗嘉庆年间(1796到1820年)的钱币。但由于嘉庆帝嗣位的特殊性,所以嘉庆初年户、工等局没有全额铸行嘉庆通宝钱,这也算是一大特色。

山东京控“繁兴”与嘉庆帝的应对策略

1807年6月的都察院奏报显示出山东京控案件的数量明显多于其他省份。这让一心"勤求民隐"的嘉庆帝意识到,山东士民对京控如此热衷的背后一定隐藏着当地社会状况的特别信息。实际上,嘉庆帝需要面对的是来自官与民两方面的难题:山东官员在审理讼案时普遍存在着消极懈怠和听断不公的弊病,这令士民不得不跋涉千里赴京上控;与此同时,山东讼师的活跃与素称"刁悍"的民风同样促成了山东京控的不同寻常。在其后十余年的整饬中,除了在和舜武、程国仁等官员治理时期获得短暂的慰藉外,嘉庆帝对山东局面是很绝望的。这一过程揭示出,在整个官僚系统已经病入膏肓的情况下,少数杰出官员的勤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领域中的弊病,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风同样没有改善的希望。

生命·生计·生态:清代中叶江西的日常生活——以108件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嘉庆朝（1796—1820）刑科题本提供了有关清代中叶江西民众生命史的资料,可知当时的人口、婚姻、家庭等情况,如生子数量一般在两子以上,或者可以说有2~5人之多。特别是它提供了丰富的宗族资料,可知宗族为族人带来便利,也产生各种矛盾。清代中叶江西人仍是以务农劳作为基本的谋生手段,但兼做雇工,养猪较为普遍。到外省谋生较为广泛,迁入福建最多。赣东部临近浙闽的山区是开发山区的棚民活动频繁的地区,棚民与山主结成租佃关系,往往因为租税问题产生纠纷。江西的山地与丘陵密布,水利发达,生态环境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山中多种植竹木,柴作为农业社会的主要燃料与建筑材料,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取柴于山。从事造纸者较多,纸张又依靠发达的水上交通贩卖到各地,抚州府金溪县纸张买卖兴盛。不时发生争水事件,出现在家庭内部、家庭之间、宗族内部以及家庭与宗族之间。

关于嘉庆年间广东海盗的几个问题

清朝中衰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以白莲教为主的农民起义与各种社会动乱交织一体。嘉庆年间浙闽粤沿海大股海盗的出现，加剧了清朝统治的危机。在国内关于嘉庆时期海盗问题的研究中，闽浙方面的蔡牵匪股曾有人作过探讨，①但广东方面郑一、郑一嫂、张保仔等大股海盗的活动却被人...

嘉庆朝江西万载县土棚学额纷争案

清代,土籍客籍人民间常有纠纷,这些纠纷往往与经济资源的分配有关。本专题所选辑史料,则是土客籍人民间的另一类纠纷,争夺的是童生考试的名额。这一类土客纷争不仅万载有,江西其它一些县也有;不仅江西有,其它一些省也发生过。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一个方面。本专题散辑的史料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嘉庆朝宫中朱批奏折和录副奏折。编辑过程中,对原件只有朱批时间的,均以*号注明,以资区别。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的流动人口——以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资料为范围

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嘉庆朝”档案资料,可以梳理出18世纪末期19世纪前期流动人口的移动方向、职业和生活状况。其时,后世发生的“闯关东”的现象业已萌生,由于清朝辖区的扩大和稳定,提供了人口密集地区的居民移动的新去处;“湖广填四川”仍然在继续;流动人口的职业,具有卑微性、多样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流动人口的生活没有保障,一部分人没有家庭生活,生活状况相当悲惨。

乾隆、嘉庆两朝对白山派和卓后裔招抚政策得失述评

白山派大、小和卓败亡之后,清朝对其后裔采取了严密的清查措施,确定了"罪不及妻孥"的处理原则,实行积极招抚并安置京师的政策,以消除潜在的危险,实现天山以南的长治久安。乾隆朝实行的清查措施与招抚安置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嘉庆初年继续对外逃的大和卓后裔萨木萨克实行积极招抚政策,但在萨木萨克接受招抚携妻、子来投的关键时刻,地方官员未能妥善处理,措施失当,致使其畏惧逸去。嘉庆十九年玉努斯案定案之原因十分复杂。以玉努斯案为转折点,清朝中止了自乾隆二十六年以来对白山派和卓后裔长期持续实行的正确的招抚政策。政策的转变,造成了严重的后患,是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新疆持续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恢复专商”:嘉庆十一年解盐管制的政策回归

嘉庆十一年(1806)前的解盐"民运民销"未能使盐政目标达到长期均衡。嘉庆十一年,清政府又恢复了对解盐的专商运销。这次政策的回归,除盐课较前略有参差外,其余一切仍是循旧章办理。"恢复专商"实质上又从制度层面强化了政府对解盐的管制。

“守成”理念下嘉庆时期的西南边疆民族政策探析

清仁宗不因时、因势而变,继续以天朝上国自居,反对革新,将"守成"理念作为治理国家以及西南边疆的指导原则,注定了嘉庆时期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一个时代。清仁宗时常把"守成"挂在嘴边,写进圣谕,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对乾隆时期在西南边疆的各种民族政策进行了承袭,但由于嘉庆时期官场的严重腐败,对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造成了极大冲击和破坏,使承袭前朝的民族政策流于形式,西南边疆的民族矛盾与官民矛盾最终愈演愈烈。

论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制度性腐败

清嘉庆道光时期官场全面腐败,从根本上讲,是君主专制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封建文化结下的恶果,是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官场缺乏选贤任能、优胜劣汰的制度保障的结果,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制度性腐败。

论嘉庆时期对青海藏族与蒙古族之间抢劫牲畜案的处置

在嘉庆时期,青海藏族抢劫蒙古族牲畜案件频发,尤其是嘉庆八年(1803)发生的循化、贵德藏族抢劫蒙古族牲畜案惊动了嘉庆皇帝,特派钦差前往处理。对案件的处理,清楚地表现出清王朝对待蒙藏关系的态度。

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新安县志》景印本序

明万历年间．新安县立，越十五年，知县邱体乾初修《新安县志》。予数读明、清二朝所修《新安县志》诸序文，感无量矣。“邑志，盖国史之遗，用以彰往鉴来也。”此乃修志者之初衷。所谓“邑志”。亦即本地县志也。明刊本《新安县志》已湮，唯于清刊《新安县志．艺文志》中可检得旧文一二耳。康熙戊辰．邑令靳文谟重修《新安县志》，《序》谓：“新安，弹丸小邑也。然佛堂门诸险，砥柱大洋，较虎门尤为扼塞。景炎驻跸．忠义之苗裔多流寓焉。”而欲以修志敷扬文物声华，以广教化之用。迨嘉庆二十三年．县令舒懋官宰斯地，重修《新安县志》二十四卷,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