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遗体器官捐献供肾体外低温机械灌注保存指南

为促进遗体器官捐献供肾体外低温机械灌注保存技术的规范应用,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制定了《中国遗体器官捐献供肾体外低温机械灌注保存指南》。该指南整合了肾脏移植学和遗体器官捐献学领域的专家共识,依据现有的临床指南、系统评价、病例研究、专家共识等资料,并结合近年国内外遗体器官捐献供肾体外低温机械灌注保存技术的临床问题。在多次专家研讨和达成一致意见后,完成了该指南的撰写。该指南共包含11个临床问题,14条推荐意见,并按照2009版牛津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的证据分级与推荐强度标准,对每个临床问题的推荐意见强度与证据级别进行了分级。该指南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指导,提高我国遗体器官捐献供肾保存水平,减少器官弃用率,缓解器官短缺问题。

器官捐献家庭优先激励的道德合理性与实际有效性

2024年,中国开始施行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提出了一个新的规定,确认了器官捐献者近亲属在器官移植排序中享有的优先权益。在新法规的基础上,探讨继续对家庭优先激励的道德合理性和实际有效性问题。在道德合理性问题上,首先分析家庭优先激励存在的公平性和利他主义问题,并指出家庭优先激励在中国的道德依据应该依托于儒学中的家庭主义,儒家伦理可以为该激励措施提供充分的伦理辩护。在实际有效性问题上,回顾前期开展的实证研究,并分析以色列和日本的经验,进而针对目前阶段提出三项推进实际有效性的改进建议:在法律层面表述一致,在社会宣教层面加强生命伦理和家庭伦理的内容,在临床层面重视知情同意,特别要求器官捐献协调员更审慎地表达家庭优先激励。

人体器官捐献中的死亡标准问题

死亡后捐献是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最重要的伦理原则。新修订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未定义死亡,且回避了“是否承认脑死亡”这一关键性问题,器官捐献工作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或损害捐献者权益的情况。死亡是人类生命过程最终无法避免的事实,任何时代都需要而且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标准来判定死亡。死亡标准的建立基础是人们所持有的死亡观,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其他社会因素制约。中西方死亡判定标准的认定上存在明显差异。为了规范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推进器官捐献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动机纯正原则,以知情同意为前提,尊重捐献者及其近亲属的死亡标准自主选择权,严格遵循死亡判定程序和操作规范,确保死亡认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正性。

中国儿童遗体器官捐献肾脏的功能维护、评估和应用指南

儿童遗体器官捐献是遗体器官捐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与成人器官捐献存在较大差异。为规范我国儿童遗体器官捐献肾脏的功能维护、评估和应用,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发起制订《中国儿童遗体器官捐献肾脏的功能维护、评估和应用指南》,指南采用2009版牛津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的证据分级与推荐强度标准制订,针对儿童遗体器官捐献肾脏有关的功能维护、评估及应用方面的29个临床问题,给出了33条推荐意见,旨在规范操作流程,为临床工作提供指引,全面提升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质量。

器官捐献移植伦理审查信息系统开发的必要性与方案设计研究

目前国内医院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模式普遍存在突发性、无计划性,且时间紧、召集会议难、委员培训难、伦理审查质量及效率普遍不高等现状,无法满足临床需求和造成一些紧缺资源的浪费。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团队结合10多年审查实践经验,不断探索优化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流程与操作规程,专项申请获批,并与苏州大学、福建省医学伦理委员会共同研发构建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全流程信息软件系统管理平台,充分发挥审查信息系统具有的提升工作效率、提高审查质量、方便全流程信息管理及开展委员线上培训学习等优势功能,以期为解决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工作有关困难与难题做出专项实操性范本。

强化政策供给推动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是救治生命、弘扬博爱与奉献,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崇高医学事业,关系生命伦理和社会公平,体现我国“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使命。党中央、国务院对器官移植事业发展高度重视,将器官移植从技术层面监管上升到国务院法规层面进行监管。国务院2007年3月31日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1],于2023年10月20日审议通过《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修订草案)》,2023年12月4日发布《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将于2024年5月1日正式施行[2]。

儿童器官捐献供体肝肾联合获取经验总结

目的探讨儿童器官捐献供体肝肾联合获取的临床经验。方法收集2011年10月至2016年12月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6例儿童器官捐献供体肝肾联合获取的临床资料,总结其临床经验。结果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制定的儿童脑死亡判定标准,6例儿童供体均在脑死亡状态下进行器官捐献肝肾联合获取,采用7号吸痰管髂外动脉插管或24 F导尿管髂总动脉插管、门静脉和腹主动脉灌注、胸主动脉阻断的肝肾联合灌注的改良方法。手术时间55~60 min,共成功获取6个供肝、12个供肾,所获取肝肾均成功应用于临床肝、肾移植,受者均未发生移植肝或移植肾原发性无功能。结论在儿童器官捐献供体中成功进行肝肾联合获取的关键在于及时进行脑死亡判定、严格谨慎的器官维护措施和肝肾联合获取技术的改良。

国内外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官捐献的最新进展

器官短缺是全球移植界共同面临的难题,寻找多渠道的供者器官来源成为器官移植界的当务之急。近日,关于"扩大可控型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官捐献(cDCDD)实践的联合声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声明旨在推广cDCDD,以提高器官捐献率,以期实现移植自给自足的最终目标。本文将整理声明提及的重点内容,阐述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官捐献(DCDD)的学术名称更新及相关讨论、DCDD的发展趋势、构成cDCDD临床路径的基本部分及影响实施cDCDD的关键因素,思考该声明对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媒介动员如何回应公众关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微信公众号的劝服性叙事研究

器官捐献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文化议题,需要有针对性的媒体科普与宣传动员。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发布的621篇推文为研究对象,探讨发布内容的劝服性叙事策略及其是否回应了影响公众捐献意愿的关切因素。以叙事传输理论框架作为编码依据分析推文的叙事劝服特征,同时梳理公众号读者评论及相关文献,归纳提炼影响公众捐献意愿的关切因素。对比考察推文劝服叙事与公众关切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公众号推文主要通过“减少负面认知”“认同故事角色”“产生真实临场感”和“唤起情绪反应”四种劝服性叙事策略回应影响公众捐献意愿的主要观念因素、信息因素和社会因素,但仍需在生死观念、制度信息以及社会认同等维度加强宣传动员。

基于文献计量学分析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的伦理研究现状和进展

目的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伦理研究的进展和现状。方法检索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2000年1月至2023年12月的主题文献,应用CiteSpace 6.2.6从发文量、核心作者合作网络、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关键词突现及关键词聚类等进行分析。结果检索共获得有效文献399篇,发文量趋势中的3次高峰受到政策时事和移植技术发展影响。2000年至2014年,发文量呈上升趋势,该阶段研究关注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的伦理学思辨;2015年至2023年发文量呈波动趋势,该阶段关注捐献和移植工作体系和医疗实践下伦理问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等成为研究前沿。作者共现知识图谱反映出作者以单独节点为主,缺乏作者群之间交流,发文核心作者有25位。发文机构来源多样,包括高校医学相关院系、伦理学研究机构、医院器官移植科室、医院伦理委员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等,发文量最多的单位是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共提取252个关键词,13个突现词,突现度最强的关键词为脑死亡、器官捐献、立法、伦理审查。共生成14个关键词聚类,聚类主题包括器官移植、器官捐献、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道德、伦理审查、医务人员。结论器官捐献和移植伦理研究领域的作者和机构合作不足,应促进多中心研究和作者间合作。建议加强基于当前工作体系和医疗实践的伦理问题挖掘和实证研究,为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的改革与实践提供伦理基础和辩护。

激励制度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中的伦理分析

器官移植在重建健康、挽救生命的卓越成效表明了其重大价值所在,其中器官捐献是促进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取得了重大进展,器官捐献率也逐年上升。尽管如此,我国依然面临捐献器官数量不足的严峻事实,破解这个难题需要医学科学技术和公共卫生政策进一步完善。根据国际经验,实施一定的激励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捐献率,但是激励制度本身隐藏的伦理特性似乎与器官捐献事业中的利他精神有着根本性的冲突。因此,本文从激励的性质、器官捐献与激励制度以及激励制度的伦理论证进行综述,以期为我国官捐献和移植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拒绝器官捐献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拒绝器官捐献的原因和对策。方法选取2023年1—12月中山市的260名潜在器官捐献者患者家属,按器官捐献成功与否分为对照组(n=45,成功捐献)与观察组(n=215,捐献不成功)。分析家属拒绝器官捐献的原因,探讨相应的解决方案。结果经单因素分析得出,2组患者家属学历、年收入、是否为医学专业毕业、有无接受过组织协调、有无接受过器官捐赠宣教、是否担忧自身权益、是否对机构不信任、有无宗教信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多因素分析得出,学历、年收入、是否为医学专业毕业、有无接受过组织协调、有无接受过器官捐赠宣教、是否担忧自身权益、是否对机构不信任是对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拒绝器官捐献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对机构不信任、担忧自身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未接受器官捐赠宣教、低学历、年收入低、不是医学专业毕业生等因素均是造成家属拒绝器官捐献的主要原因。基于此,需强化器官捐献的宣传推广,以第三方做媒介增加患者家属信任度,增强器官捐赠宣教,告知家属其自身权益一定会得到保障,提高家属对器官捐献的认可度,降低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拒绝器官捐献的发生率。

病原体宏基因检测在器官捐献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病原体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应用于器官捐献者病原微生物的检测,为器官移植后的抗感染药物靶向治疗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2021年8月至2023年6月142例器官捐献者的临床病例,收集捐献者的血液样本的mNGS检测和病原微生物培养检测结果,对其进行分析比较。结果142例捐献者中98例在mNGS中检测到病原微生物,阳性检出率为69.01%。其中,59例(60.20%)为单纯病毒感染,12例(12.24%)为单纯细菌感染,4例(4.08%)为单纯真菌感染,混合感染23例(23.47%)。共检测出病原微生物173株。其中,病毒125株(72.25%),细菌40株(23.12%),真菌8株(4.62%)。对捐献者血液样本送检mNGS同时送检微生物培养检测,142例捐献者中20例(14.08%)血培养检测到病原微生物,共检测出21株病原微生物,其中20例(95.24%)为细菌,1例(4.76%)为真菌。器官保存液中培养出病原微生物2例(1.40%)。结论mNGS对病原微生物的检出率高于微生物血培养检测。mNGS检测和血培养病原微生物检测在细菌的诊断上差异不明显,而在检测真菌及病毒阳性时有统计学意义,且mNGS检测比血培养病原微生物检测能大幅度缩短检验时长。

125例中国一类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的维护及护理

总结125例中国一类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的器官功能维护及护理体会。护理维护措施:供体评估、基础维护、循环系统维护、肝脏功能维护、肾脏功能维护、肺功能维护、心脏功能维护。125例供体均捐献成功,共获取了角膜88对和498个器官,其中483个器官成功用于移植,包括187个肝脏、228个肾脏、37个心脏、31个肺,所获取器官利用率为96.99%。

站在亚洲看世界:亚洲视角下脑死亡器官捐献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器官短缺是全球移植界面临的共同难题,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所有国家通过减少疾病负担和扩充符合伦理原则的有效器官来源以实现器官移植的自给自足。在全球范围内,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仍是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近几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积极推动死亡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这些举措正逐步改变亚洲地区以活体捐献为移植器官主要来源的格局。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放缓了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近十年的增长趋势。在疾病负担和移植需求未有显著降低的前提下,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总方针和相关政策的指引下稳步开展。这一定程度证明了在人民群众医疗诉求和移植需求的持续驱动下,我国已经形成一个有韧性的、有抗压能力的、并具运作惯性且行业赖以生存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站在中国看亚洲,站在亚洲看世界。本文通过整理全球及亚洲器官捐献与移植相关数据,重点剖析在全球器官移植发展新潮流下亚洲器官捐献和移植整体格局的变化,并结合我国自身发展特征及实践经验,探索脑死亡器官捐献的影响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以期为亚洲及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专业参考。

家庭本位伦理如何为遗体器官捐献助力

家庭本位伦理在医疗决策领域的合理性并不能平行过渡到捐献决策领域,原因在于捐献行为不具备医疗行为所拥有的指向行为主体的利益预期。在遗体器官捐献的道德实践中,家庭本位伦理应该为真实意愿护航,而不是为捐献成功“背书”。相应地,家庭本位伦理合法性探讨不应忽视志愿者捐献意愿的采集;而家庭本位伦理的实效性探讨应重视“礼—法”的实践与创新。

公民器官捐献供体质量对肝移植术后受体生存率的影响

目的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体质量对肝移植术后受体生存率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DCD肝移植手术患者100例,移植术后进行为期1年的随访调查,观察肝移植受者的生存状态,对相关危险因素加以分析。结果100例肝移植受者术后1年病死率为3%(3/100),其死亡因素与供体冷缺血时间、供体脂肪肝、术中出血量、供体白蛋白及总胆红素水平、肝细胞水肿密切相关(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供体冷缺血时间≥840 min、脂肪肝是影响肝移植受者生存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肝移植术后感染率为26%(26/100),其肝移植术后感染率与受体肝功能Child-Pugh评分、术前血红蛋白水平、血小板计数、术中输血量、术后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留观时间密切相关(P<0.05)。结论DCD供体质量对肝移植术后受体生存率具有显著影响,供体冷缺血时间、供体脂肪肝对肝移植术后受体生存状态具有重要影响。

儿童潜在器官捐献者亲属捐献意愿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儿童潜在器官捐献者亲属对于器官捐献的认知和了解程度,并分析其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2017—2021年57例符合器官捐献条件的儿童亲属资料,根据最终是否同意器官捐献分为同意组(n=14)和不同意组(n=43),调查患儿亲属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情况和了解程度,并分析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14例器官捐献的患儿中,脑外伤、胶质瘤、脑膜炎是主要病因,分别为5例(35.71%)、4例(28.57%)、3例(21.43%),有3例患儿家属初次沟通即同意器官捐献,6例患儿家属进行两次沟通,5例患儿家属沟通次数超过2次。14例器官捐献患儿共捐献肝脏11个、肾脏10对、心脏3个、眼角膜11对、1具大体。单因素和Logistic多因素分析发现宗教信仰(OR=2.916,95%CI=2.546~9.646)、独生子女(OR=2.246,95%CI=1.536~6.347)、不了解器官捐献(OR=2.578,95%CI=1.864~5.346)、不愿意放弃救治(OR=3.635,95%CI=2.835~11.536)是患儿家属拒绝器官捐献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儿童潜在器官捐献者亲属对于器官捐献决策往往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在日常公益宣传中应加强宣教,提高民众对器官捐献认知和了解水平,有利于提高儿童器官捐献成功率。

论器官捐献人的撤回权

我国的器官移植法规赋予了器官捐献人对其已作出的器官捐献意愿以撤销权,但若从民法理论上对"撤销权"与"撤回权"进行界分,则应称此项权利为"撤回权"。器官捐献的撤回非是使器官捐献不生效力,乃是停止对器官捐献意愿的追求,该项权利的行使只能是捐献主体在其生前或器官植入受体之前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行使。赋予器官捐献人撤回权在于尊重其自我决定权及体现民法所蕴含的价值。器官捐献者行使撤回权后,在活体器官捐献中捐献人恶意撤回致使受体死亡或严重身体损害时需要赔偿损失。

2022年全球器官捐献概况

器官移植手术是挽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有效医疗手段,每年可以拯救数以万计的患者生命,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几十年来,随着器官保存和免疫抑制剂的临床应用,器官移植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供器官数量短缺问题日趋严重,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全球各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