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和家庭工作中付出-回报失衡量表的修订及其效度和信度

目的:在初中生父母样本中修订家务和家庭工作中付出-回报失衡量表(ERI-HF),并对其适应性进行检验。方法:对ERI-HF进行翻译和语言调整并结合专家评定结果,形成养育行为付出-回报失衡量表(ERI-PB)。选取某中学七年级1 062名学生的父母,以家庭为单位,间隔一个半月进行第2次测评。以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PPRS)、育儿焦虑问卷(PAQ)和婚姻满意度量表(SMS)作为效标工具。结果:ERI-PB共22个条目,包含付出、回报、过度承诺3因子,各因子的因子负荷为0.39~0.84,累积方差解释率为47.27%;付出、回报、过度承诺得分与PPRS、PAQ和SMS得分相关系数绝对值为0.14~0.53 (均P<0.01)。3个因子的Cronbachα系数为0.76~0.91,McDonaldω系数为0.76~0.91,重测信度(ICC)为0.50~0.70。结论:本研究修订形成的养育行为付出-回报失衡量表(ERI-PB)在初中生父母群体中具有良好的效度与信度。

实验室检验质量管理工作中LIMS系统对检验回报合格率的影响

目的分析实验室检验质量管理工作中应用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LIMS)对检验回报合格率存在的影响。方法从本实验室于2022年1月-2023年12月进行检验的标本中选取328份,根据时间分为常规组(2022年1月-2022年12月,常规检验质量管理)、观察组(2023年1月-2023年12月,通过LIMS系统完成检验质量管理),各164份。比较两组标本检验报告情况、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及实验室工作人员满意度。结果对比两组标本检验报告情况,观察组危急值回报率(95.73%)、危急值报告及时率(96.95%)、检验回报合格率(97.56%)均更高(χ^(2)=6.821,4.525,5.878,P<0.05);组间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观察组(3.05%)更低(χ^(2)=4.525,P<0.05);相较于LIMS系统实施前,实施后实验室工作人员工作效率[(9.12±0.55)分]、管理效果[(9.16±0.57)分]、风险把控[(9.27±0.54)分]评分均更高(t=2.369,2.270,2.291,P<0.05)。结论在LIMS系统下开展实验室检验质量管理工作,可提高检验回报合格率、危急值回报率及危急值回报及时率,降低不良事件发生风险,实验室工作人员管理满意度随之提高,实践价值显著。

认知控制过程的影响因素:回报与代价

根据控制的预期价值(expected value of control,EVC)模型,回报与代价通过调节动机共同影响认知控制的实施与分配(即回报-代价权衡)。在EVC模型外,还有许多探究动机相关因素如何影响认知控制的研究。文章首先总结梳理了可被视为回报或代价的因素及相关的实证证据;其次,基于回报-代价权衡简要讨论二者如何共同影响认知控制;最后提出未来研究可以从客观(优化权衡的计算模型)与主观(个体差异)两个方面更全面地解析回报-代价的权衡过程,以实现对认知控制的有效调控与精准干预。

PPP项目回报机制选择研究——以高速公路PPP项目为例

PPP项目回报机制的选择对于保障PPP项目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高速公路PPP项目回报机制选择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采用fsQCA方法,以我国55个高速公路PPP项目为样本,分析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等三种回报机制对应的内外部因素作用路径,总结归纳了PPP项目回报机制的选择原则,并以兴延高速公路为例进行验证说明。

技术集聚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273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加快技术集聚和提升资本回报率既是推动中国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进一步释放资本活力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支撑。基于2004—2018年中国273个城市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深入剖析技术集聚对城市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机制与渠道。研究结果表明:一是技术集聚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效应呈倒U型关系,上述结论在基准检验、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检验均稳健成立。二是技术集聚对城市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有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本地技术集聚对周边地区资本回报率也呈现出倒U型影响效应。三是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和创新效应是技术集聚对城市资本回报率作用的两个重要渠道,因而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激发创新活力可以成为提高资本回报率和释放资本活力的重要工具。

碳中和背景下能源投入和碳投入回报评价研究

能源投入回报(EROI)和碳投入回报(CROI)是评价能源效率和碳效率的重要指标。梳理EROI和CROI的理论发展、评价方法和应用领域,归纳二者的相似性和关联性,提出未来的研究发展方向。对比发现,EROI和CROI同为效率指标,分别以系统内的能源流和二氧化碳流为基础;EROI与CROI在数值代表含义、评价结果对系统边界的敏感性和存在最小阈值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点与关联性。在碳中和目标和能源转型背景下,传统能源与新能源项目耦合后的EROI评价、分子级EROI测算及EROI影响经济发展的背后机理,不同类型碳中和技术的CROI评价、最小CROI以及项目的EROI、CROI和净现值(NPV)多维评价等主题,成为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中国资本回报率变化趋势及主要行业比较研究

以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修正后的微观参数估计法对中国资本回报率进行估算。结果表明:2012年以来我国资本回报率明显下降,减税降费政策在稳定企业资本回报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我国资本回报率显著回升,2022年资本回报率再次下降且直至2023年仍未明显好转,这表明企业盈利恢复基础并不稳固。分行业看,若不包含金融和房地产业,第二产业仍是三大产业中资本回报率最高的;工业主要行业资本回报率明显分化,结构优化特征逐步显现;生产性服务业资本回报率较高,服务业对生产效率总体上发挥着正向的促进作用;金融和房地产业资本回报率下降收敛,表明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状况趋于好转。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推动金融脱虚向实,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数字时代的普职分流与收入回报的异质性

目前普通高中毕业生就业难与技能型人才短缺问题并存,因此有必要深入剖析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回报差异。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3年的数据,采用明瑟方程模型分析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对个体的教育回报产生的差异。结果表明,两种不同教育类型会对个体的教育回报产生显著差异,中等职业教育的收入回报高于普通高中教育,且中等职业教育的收入回报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反而更低。

居民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困境解读与突破路径——基于参与-回报理论的分析

居民作为垃圾分类治理的关键主体,其参与的规模与程度直接影响社区垃圾分类的成效。通过考察长沙洋湖和园小区发现,当前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治理往往陷于参与形式被动、参与范围较小、参与层次不高、参与动力不足等困境。基于“参与-回报”理论,构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动意愿反馈模型,剖析当前困境的根源所在,进而提出强化激励措施,以期为提升社区垃圾分类治理效率提供参考。

“早期中国当代艺术”的投资回报

在国内艺术市场上,当代艺术习惯上多指包括油画、雕塑、综合材料、装置艺术等源自于西方的艺术形式,而不包括中国书画等传统艺术内容。关于当代艺术覆盖的时间,海内外由于美术史进程和语言表达上的不同,也存在着划分上的差别;而在内地艺术市场上,一般将国内1980 年代以后创作的艺术作品称为中国当代艺术。那么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状况怎样?藏家投资的回报率如何?本文特做探讨。

基础设施特许经营中的投资回报率分析

在基础设施特许经营中,如何确定合理的投资回报率是政府和投资者特别关心的问题。根据计算回报率时要用的基数不同,分为资产回报率与资本回报率。资产回报率反映项目或企业全部经营资产的赢利能力,资本回报率反映项目或企业出资者的投资收益率。

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回报率估计及教育减贫效应研究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推动欠发达地区农户实现持续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举措,在新时期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回报率进行估计并测度教育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欠发达地区农村长期跟踪调研的4年面板数据为基础,对欠发达地区农户的教育回报率进行估计,并定量分析教育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18—2021年欠发达地区农户的教育回报率在3.11%—5.39%,使用面板数据测算的农户教育回报率为2.57%,欠发达地区农户的教育回报率相比其他学者研究所得平均教育回报率为6%左右的研究结论仍较低,一方面是使用长期面板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收入波动的影响和内生性问题,得到更为真实的教育回报率,另一方面也表明欠发达地区的农户总体教育水平仍较低,是阻碍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教育扶贫政策减贫效应的研究结果表明,参与教育扶贫政策的农户较未参与教育扶贫政策的农户其收入有所提升,但幅度较小,教育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

浅议道德回报的原则与方式

道德回报是道德生活中的赏善罚恶现象,它是社会道德调控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如果使用不当,它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实施道德回报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选择适当的方式。道德回报的原则主要有公正原则、物质回报与精神回报相结合的原则、适度原则和及时原则。道德回报的方式主要有经济回报、行政回报、法律回报和舆论回报。

基于矩不确定模糊集的分布鲁棒风险-回报优化模型研究

本文研究随机变量分布不确定下的风险-回报优化模型。针对传统的风险-回报三类典型问题和分布不确定性背景,提出了更一般性条件下的分布鲁棒风险-回报优化新模型;基于矩不确定集合和优化对偶理论,化简复杂的新优化模型为常规结构的非线性优化问题。理论上证明了分布鲁棒风险-回报三类优化模型效率前沿的等价性。数值实验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有效性。

城市蔓延与教育回报率——基于市辖区与县域的异质性视角

城市蔓延作为影响集聚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城市化的高质量协调发展和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研究设计上,以城市蔓延指数度量的城市空间结构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结合CHIPS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考察城市蔓延在全市域、市辖区及县域区域内对劳动者教育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密度、低蔓延度的地级市空间结构对教育回报率在市辖区范围内有显著的提高作用,且更为显著地影响拥有城镇户口的劳动力,而这一效应在县域不明显;进一步的讨论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劳动者越容易缓解城市蔓延对教育回报率的负面作用。

中国教育回报的结构与变迁(2003—2021):层级差异、时间趋势和社会结构因素

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03—2021年共12期的合并数据,分析中国多年来不同教育层级的经济回报变化趋势,并探讨高等教育的经济回报是否有明显下降。本研究首先测量了不同教育层级的收入回报差异并展示其变迁趋势,随后采用因素分解法,评估市场岗位环境等五个维度的社会结构因素的变化对不同教育层级经济回报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教育层级的经济回报在近20年整体维持在比较稳定的范围;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增加了高等教育群体相对于高中学历群体的经济回报,另一方面又缩小了其他教育层级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出生队列来看,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出生群体的高等教育经济回报未发生明显变化;市场岗位增加等结构因素的变动有助于维持高等教育回报的相对稳定。

公共价值视域下PPP项目回报机制决策研究:基于PSO-TRP模型

回报机制是PPP项目的核心属性,政府作为PPP项目中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关键决策主体,其回报机制的决策逻辑关系到PPP项目公共性与经济效率的平衡,这也是直接影响PPP项目成败的关键问题。首先,综合考虑PPP项目公共性、参照点效应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提出研究假设。其次,引入三参照点理论构建PPP项目回报机制决策模型并分析其约束条件。最后,利用粒子群算法对政府在预算约束和底线逻辑情境中如何选择回报机制获取最大效用的决策问题进行案例模拟、情景仿真与方案甄选。研究发现:1)PPP项目中政府感知价值随着目标的升高而先升高后降低,呈倒“U”型分布,感知价值和努力水平随底线升高而升高,最优位置即为公共价值达到最大化。2)当政府底线一定、目标较高时,政府完全或部分将公共资源让渡给社会资本主体,选择使用者付费或可行性缺口补助模式。3)当政府心理权重值发生改变时,成功权重越大,在最优目标范围内主体会加大自身的投入程度,选择基于公共价值的冒险行为;当失败权重越大,决策主体会减少自身的投入程度,选择基于公共价值的保底行为。研究立足于公共价值视域并引入三参照点理论,构建了基于粒子群算法的PPP项目回报机制决策模型,为PPP项目政府决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也为维持PPP项目公共性和实现公共价值提供了参考。

子女出生顺序对家庭资源分配的影响--基于家庭教育投入跨期回报模型

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颁布,多子女家庭重新回归历史舞台。由于家庭资源的有限性,未成年时期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着潜在竞争关系,而父母则是资源分配的主导者。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关系短期内影响子女受教育水平,长期来看,对中国人力资本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生命历程调查(CHARLS)数据,针对子女出生顺序对家庭资源分配的作用进行系统研究,并构建家庭教育投入跨期回报模型对头胎学历优势现象进行阐释。理论模型发现兄弟姐妹之间存在资源竞争关系,对一个孩子的教育投资增加会导致另一个孩子获得的教育投资减少,并且父母会选择投资出生顺序更靠前的子女。这是因为头胎距离完成教育的时间更短,可以更快地进入就业市场带来实际回报,减轻父母经济压力,而投入更小孩子的教育则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资源,等待回报的年限也相对较长。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模型推导结论,在控制了受访者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家庭人口情况和社区虚拟变量的基础上,研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回归发现出生顺序对受教育水平有显著的负效应,顺序靠前的孩子受教育时间普遍更长,该结论在考虑家户虚拟变量、子女数量和家庭成分后仍然稳健。这样的现象在家长受教育水平越高以及男孩身上越显著,而幼子与头胎年龄差距越大,学历水平显著提高。一些潜在机制是父母对头胎教育更严格。此外,虽然头胎有着学历优势,父母却通常偏爱更小的孩子,对他们成年后的帮助也更大,这一发现揭示了家庭中关于资源分配的微妙动态平衡。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应进一步完善教育补贴政策,以确保多子女家庭能够获得更全面的教育福利支持,同时开展有关家庭教育观念的培训活动,帮助家长理解和重视每个子女的个性化需求,促使教育资源在家庭中更加公平地分配给每个子女,为每个孩子提供健康成长的机会。

基层医务人员付出-回报失衡与职业倦怠的关系研究

背景当前基层医务人员压力较大,容易出现付出-回报失衡情况和职业倦怠,阻碍基层卫生服务发展,未得到充分重视。目的研究基层医务人员付出-回报失衡情况和职业倦怠情况,并探讨两者的关系,为改善基层医务人员职业倦怠提供参考。方法2022年3—5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广东省东莞市4个街道、28个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院)的基层医务人员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情况问卷、职业倦怠通用量表(MBI-GS)和付出-回报失衡量表进行问卷调查。以MBI-GS得分为因变量,以付出-回报失衡模型中的付出-回报比和超负荷程度为自变量,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探讨付出-回报失衡模型对职业倦怠的影响。结果共纳入347名基层医务人员。基层医务人员MBI-GS量表总得分为(3.72±1.25)分。职业倦怠现象发生率为93.4%,有76.7%被调查者处于付出-回报失衡状态,有35.2%被调查者处于高负荷状态;处于付出-回报失衡状态的基层医务人员的MBI-GS量表总得分高于处于付出-回报平衡状态的基层医务人员(t=-5.20,P<0.001);处于高负荷状态基层医务人员的MBI-GS量表总得分高于处于正常负荷或低负荷状态的基层医务人员(t=8.08,P<0.001)。多元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提示,付出-回报失衡、超负荷程度对职业倦怠有正向预测作用(b=0.414、0.109,P<0.05)。结论基层医务人员付出-回报失衡情况严重,职业倦怠状况普遍,付出-回报失衡模型对职业倦怠有正向预测作用,建议适当减轻基层医务人员工作负荷,提高其工作回报,重视其心理健康。

数字时代的教育回报剥削与主体焦虑升级预警

教育的回报构成了数字化社会对教育参与者潜在剥削的基础逻辑。在教育资源市场化和传播媒介数字化的现代教育环境中,教育的功利化问题越来越明显,已经升级为一个社会性的现实问题。在“全景敞视化”这个基于算法技术操作的数字化时代,资本利用景观社会来构建教育的“拱廊街”,从而为教育主体创造“伪需求”,这导致教育偏离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功能,也意味着教育主体在接受教育回报的同时遭遇资本的剥削。为了让教育的主体能够从教育回报和教育焦虑的困境中“破茧而出”,亟需停止在教育生态中的选美博弈策略,从自由和平等的角度审视人的存在和发展,采用多尺度的评价方法来打破绩效迷信,唤醒教育的理性,以消除数字资本制造的教育需求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