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文契约文书中的“元契”考

回鹘文契约中出现过“babitig”与汉字“元契”,山田信夫认为这两个词是同义词,但是,他不清楚汉文中是否有“元契”这样的词。他认为如果没有的话,这可能是住在吐鲁番的汉人汉译的东西,即把“babitig”译成“元契”。笔者认为,虽然回鹘文契约中出现汉字“元契”是偶然现象,但它与汉唐至宋元时代汉文契约中的券、元券、契、市契、元买、上手等一系列词汇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关系。回鹘文资料中也有“ba”对“元”、“bitig”对“文字”、“书”等的先例。回鹘文“babitig”的汉译用字是“元契”。

维吾尔学研究的丰碑──《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评介

维吾尔学研究的丰碑──《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评介牛汝极在西域学研究方面，中外文史料虽偶有新资料发现，但总体而言，其重要史料大都为人广知且反复引用。于是，有识之士把注意力转向了考古发掘所获的文献文物上，尤其是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上。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

释回鹘文契约中的paon 、tanuq、krǖpolurγui

回鹘文契约是众多的回鹘文资料中的一种,其内容结构、行文用语与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汉文契约中的格式与套语很相似,不少专门词汇也借自汉语,或译自汉语,在表述保人、证人姓名句子中出现的paon(保人)、tanuq(见人)、kr櫣polurγuˇci(临坐)就是一个例子。

《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评价

《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评价荣新江吐鲁番文献与敦煌文献有所不同，因为主要是来自墓葬的废纸和石窟寺院的遗址当中，所以大多数残缺不完。古代的高昌位于西域，较敦煌的民族更为复杂，沿丝路往来或定居该地的外国人也更多，因之吐鲁番出土文献的语种远较敦煌为多。在众多...

契约文书对丝绸之路法律史的贡献--回鹘文契约文书中的土地产权和使用情况

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富饶和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沿丝绸之路一带曾出土了大量的非汉文文献,尤其是回鹘文文献更是不胜枚举。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这块神奇的绿洲上出土了各类回鹘文文献,主要包括宗教类和世俗类(经济文书类较多)两大类。本文将利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回鹘文契约文书来探讨文书中的土地产权和使用情况,以期对法学研究相关领域提供帮助。

试论回鹘文契约的前后期之分

现存已发现的300余件回鹘文契约,中外学术界大多认为是公元13~14世纪蒙元时期,从契约的具体内容及其历史背景考察,可分辨出时代早晚,从而做出前、后期的区分。前期以“官布”或“棉布”若干个为单位;后期以“中统宝钞”若干锭或金银若干两为单位。前期行用高昌、柳中等唐五县为行政地域界定,后期则无。对买卖土地四至,前期契十分严格,后期契则可有可无。对悔约问题,前期契无悔约受罚条款,后期则须“悔约罚贡”。这些均显示出前期契具有9~12世纪西州回鹘王国时期的特点,后期契属13~14世纪蒙元统治高昌回鹘时期的契约。

释回鹘文契约中的ygn

在山田信夫刊布的回鹘文买卖契约中,有一个词出现过六次,它的转写字有三种:“ygn”、“ygn”、“yign”,均译作“甥”。他还把ygntaγay释为“甥舅”。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解释。但是,笔者认为ygn的汉译应该是“嫂子”或“婶子”,ygnimtaγaym的汉译应该是“我嫂(婶)子、我叔(舅)”。这个词组多出现在违约赔偿的句子里,即发生了违约现象,当事人的兄弟、子女、嫂(婶)子、叔(舅)都要承当后果。这个现象反映出在古代吐鲁番的普通家庭里,作为妇女的嫂子或婶子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

回鹘文契约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回鹘文契约是研究回鹘社会、经济、历史的第一手资料。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回鹘文契约在吐鲁番、敦煌等地的出土,世界各国学者虽经百年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本文首先以著作为主,介绍各国学者对回鹘文契约的研究成果,然后介绍和分析这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今后的回鹘文契约研究寻找解决方法。

回鹘文契约中的“bil”与汉文契约中的“知”现象考

In modern Uygur dictionary the words with "bil" as the root usually mean "know" or "knowledge", while the words that denote "responsibility" or "assume" seldom contain the root "bil" in their composition. However, ancient Uygur contracts indicate that, the root "bil", originating from "zhi" (知) in ancient Chinese contracts, did have the meaning of responsibility in ancient Uygur language. The use of "bil" in ancient Uygur contracts was a trace left by the ancient Uygur people who absorbed the Han culture of Gaochang region after they migrated to Turpan region and changed their nomadism into the agricultural way of subsistence.

从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看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治理

本文利用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和汉文史籍的记载,剖析了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治理模式及其变化。大蒙古汗国初期实行蒙古诸王与中央机构并存的管理体系。畏兀儿地区作为绿洲城镇之地,由中央政府委派地方官员来监督,亦都护政权保留着一定的政治权利。忽必烈即位之后,西北局势发生剧烈变化,中央政府为抵御诸王的叛乱,不断加强对畏兀儿地区的管辖,并派兵屯垦,增设驿站,发行交钞,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火州之战及洪水山之战给西域形势造成重大转折,元廷从积极开拓转变为消极防御的策略。元成宗即位后,采取积极进剿和分化瓦解的策略,最终彻底平定了叛乱。

中古西域民汉文买卖契约比较研究

本文以买卖契约为例,将古代西域各种民族文字的契约,如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等契约文书,与汉文契约作出比较,发现在契约的程式、内容甚至用语上,都具有一致性。这是西域各族在与汉族人民长期经济文化交往中,对汉文契约模式的认同,从而适应、仿效的结果,也是西域各族对中原传统契约文化的一种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