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干预还是经济自由?——战时“读书杂志派”经济思想述评

抗战时期国家干预经济在中国经济学界成为广为流行的主流思潮。面对经济动荡、军事威胁双重压力,为有效调动紧缺资源以应付抗战急需,国民政府实施战时统制经济政策,作为破解困境的良方。其时各界围绕统制经济展开激烈讨论。“读书杂志派”在众多推崇之声中提出批评、反思,认为从中央政府缺乏权威且行政效率低下、工业基础落后等方面而言,中国不具备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同时也担心统制经济会造成官僚资本扩张、与民争利的情况,因此反对实行统制经济。“读书杂志派”代表人物在经济建设方面主张夯实经济自立根基,建设现代民族工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奠定抗战经济基础;限制官僚资本扩张,实行经济保护政策。“读书杂志派”的经济主张是受近代自由主义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出于对国家前途的考量提出的对策,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战时经济发展道路多元化思考的一个方面。

“国家干预”手段重构与环境法变革

环境法的调整方法离不开国家干预,但现行环境法规范中对于不同类型国家干预手段的选择与配置存在结构失衡的特点,指令性国家干预比例过大,指导性国家干预和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比例过小,不能反映国家干预在纠正市场缺陷、培育和扶持新兴市场方面的功能和特点,不能彰显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独立功用。因此,不同类型的国家干预手段在我国环境法中的整合与重构显得尤为重要,并直接影响我国环境法体系及其制度内容的重大变革和调整。

斯蒂格利茨新国家干预理论的承继与发展

针对全球化、金融化和数字化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严重危机,斯蒂格利茨力图建立一个联通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综合性解释框架,全面揭示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斯蒂格利茨以美国社会上层精英与下层群体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为切入点,深入到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背后的国家体制问题。其通过从理论上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弊端,继续拓展和深化凯恩斯主义的内涵,并从政策上阐述了自由主义左派的主张。在此基础上,斯蒂格利茨结合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的进步主义思想以及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了新国家干预理论主张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系列改良策略。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和自由市场的根本属性只允许有限的改革空间,使得新国家干预理论及其主张难以转变为政策行为和实践。即便如此,斯蒂格利茨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深层问题的深刻揭示及其改革议程,在追求社会公平、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仍具有启示意义。

论经济法与国家干预的关系

随着国家的出现产生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其法律表现形式便是经济法。把握经济法的起源及定义以便于厘清经济法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得到了各界的认同。通过对经济关系中宏观调控、市场主体、市场秩序和社会分配四要素进行调节,经济法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内在缺陷,在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治化发展,并且为国家干预的法治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西方国家干预主义思想的演进及对我国的政策启示

国家干预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在凯恩斯之前,15世纪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界就存在各种流派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考察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演变的三阶段,并指出了对我国的政策启示。

新日本地方自治制度之下的国家干预诉讼研究

本文对日本地方自治法的熟读、研讨、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从行政法基本理论的要求与高度,论述日本现行最新的国家干预诉讼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文章通过对日本国家干预诉讼制度的思考,以期对我国行政法相关制度的建立有所帮助。

论李斯特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及其借鉴意义

一、李斯特国家干预思想的理论基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64)是德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富有独创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1848年后德国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家和经济政策思想家,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李斯特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李斯特经济学说有二个基本点:一是生产力理论;一是国家主义观念。

国家干预经济中政府失灵的人性解读及控制

对政府失灵及其缘由的追寻和考究,是经济法学人长期以来的不懈追求,也获得了诸多真知灼见。然而,鲜有人注意到,人性中的"强"、"群"、"乐"等因素,才是政府失灵更为深刻的原因,从干预者人性的角度对政府失灵进行解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可靠的认识论基础,也可为经济法克服政府失灵提供有效方向和路径。

营业自由与国家干预交织下商主体营业资格之维度分析

商主体营业资格的维度在本质上体现的是营业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博弈与较量。在我国,商主体的营业范围长期受制于"强国家干预主义"的束缚,亟需进行一个从权力到权利的结构分化,以维护商主体的营业自由。基于公共利益、经济安全乃至财政收入的考虑,适度的国家干预不可或缺,但干预仅是例外,营业自由才是一般原则。由于商主体营业资格的维度确定体现在法律文本上便是营业执照,应当根据营业资格的维度不同设计出不同的营业执照取得条件和程序。

企业运行中的国家干预法律制度研究

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全局性利益之考虑，国家将其意志不断深入至社会经济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经济的干预法律制度，这是近世、尤其是本世纪３０年代以来各国经济、政治和法律等领域中所呈现出的最为耀眼的现象之一。国家经济干预职能的强化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

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观与市场调节观——对国家与市场分析范式的一种解读

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是经济法的基本分析范式,本文以国家干预观和市场调节观作为两条主线,以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两大经济思潮的理论演化为论述起点,在实践层面,分析评价了中国经济转型期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并进行了反思;在理念层面,阐释了国家的法律与社会的法律的理论命题;在制度层面,提出了对国家干预进行宏观调整和微观重构的理论构想,旨在对国家与市场分析范式进行系统解读,寻求经济法的合理内核,实现国家干预权的正确行使。

经济法原理新说之一:国家干预

对国家干预的经济法解说始终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也是重大难题 ,经济法的各种学说莫不围绕国家干预展开 ,因为国家干预是确立经济法的独立地位与学科特质的基石。本文对国家干预经济运行这一经济法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新的诠释 ,从国家干预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等方面作出了全面剖析 ,论述了国家干预的原因、国家干预的得失及对国家干预的限制问题。

经济人与国家干预法

在市场体制中 ,经济人既造就市场效率 ,也促成市场非效率 ,因此需要国家进行干预以使市场获得理想效率 ,而国家的干预既要激励经济人 ,又要约束经济人 ,由此使干预者陷入两难困境。为走出这一困境 ,必须基于经济人的人性特点探寻对经济人的激励路径和约束方式 。

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解读

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是国家为了实现个体意思自治难以及时、有效达成的公共目标而对经济生活进行的介入活动。在不同的时空场域,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因不尽相同甚至迥然相异,市场失灵仅仅是在市场发育到一定阶段、市场缺陷日渐明显的背景下才成为国家干预所应对的问题。国家干预包括调控和规制,二者均须采取法律的形式,经济法正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

论经济法语境中的国家干预

经济法的基本属性是什么,一直是经济法学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焦点。文章通过对国家干预一词的语义解释,论证了国家干预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文本解读,阐明了经济法的基本属性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接着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国人受益于国家干预的情形,同时引述了外国学者对中国国家干预绩效的评价,最后提出了完善中国国家干预运行机制的若干构想。

工业革命前英国对工资的国家干预

英国历史上国家对工资的干预起源于中世纪晚期,1349年至1389年数个劳工法相继规定工资限额、由治安法官厘定工资并监督法律执行情况的做法,奠定了英国前工业社会国家对工资进行干预的基础。1563年的伊丽莎白学徒法则是前工业时期国家干预的集大成者,在英国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基于法律文本的实证考察

典型的经济法的法律文本显示,在经济法的立法中,遵循了国家干预的内在逻辑,在干预主体、干预目标、干预方法、干预边界以及干预责任五个方面都有相当数量的法律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客观地证成了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还揭示了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是一种尊重市场机制的干预。虽然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已成为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独立法律部门的重要原因。

“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法哲学分析

“需要国家干预说”是 20世纪中国经济法学最重要的学说之一。有限理性假设、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民主、社会公平、经济法治是其基本的法哲学叙事立场。国家是干预需要的满足者,“需要”是通过干预重建经济自由秩序的法律理由。国家超越市场利益关系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国家干预由此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哲学范畴与法理标志。经济宪政哲学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哲学进路,通过经济民主机制设定的干预才能避免经济专制,国家与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权力才能保障干预的社会性与民主性,干预的达成并非一定为了公共,公共中的个体主义是结成公共的价值指引。

经济法学与经济社会学视域下的国家干预——以系列“房地产新政”为例

一系列的"房地产新政",是中央针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房价暴涨实行的一种干预手段,这种干预手段的实施具有经济法学和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支撑。文章分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房价暴涨的因素,并从经济法学和经济社会学视域对中国"房地产新政"进行评析,以便更全面、深刻、细致地把握新政的内涵及其意义,以期达到共识。

论超国家干预经济与国家主权

超国家干预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干预经济的自然延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超国家干预经济对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稳定国际经济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超国家干预经济也客观上造成了对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和弱化,并在实际运作中出现了权力异化。面对超国家干预经济的时代背景,我们应更新和发展主权观念,处理好主权的维护和让渡关系,以国家主权的适应性选择实现国家主权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