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论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刘嗣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是由人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选出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体系，并通过权力机关组成其它的国家机关，行使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政治制度。从权力学的角度上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一种权...

国家权力结构与执政方式——对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探索

执政方式的核心问题是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国家权力结构不同,执政方式也有所不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要求党充分运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对国家政权的领导。第一,党组织与人大及其常委会实行一定程度的“合一”;第二,实现党政职能分开;第三,加强党的政党功能建设;第四,健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俄罗斯联邦国务委员会的起源、发展及作用--基于国家权力结构变迁视角

叶利钦执政早期,国务委员会充分发挥了协调整合行政权力的功能,使俄国家权力结构避免了宪制改革后的严重混乱失衡。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颁布后,俄罗斯的国家权力结构趋于多元化,国务委员会既无法解决中央层面的总统与立法机关的结构矛盾,又无法解决源自地方分裂主义的“央地”权力结构松散,因而归于沉寂。2000年普京开始执政后重设国务委员会。尤其在2004年“别斯兰事件”发生后,俄罗斯的国家权力结构再度集中,系统性压力激增,国务委员会的作用不断被强化,国务委员会的事务性工作人员得到扩充,工作机制和议事规则得到进一步规范。2008—2012年,国务委员会成为紧密联系“央地”的关键纽带,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发展。2012年,在普京第三任期,其成功地协调了因“统一俄罗斯”党崛起而引起的联邦中央权力结构张力,缓解了央地行政层面的权力结构矛盾。2020年修宪后,国务委员会的作用向协助总统整合“全联邦”国家权力的方向转变。同时,“国务委员会”获得宪法地位,成为宪法性权力机关。

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检察监督——多维视野下的法学分析

陈光中教授在给该书写的《序》中写道：“《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检察监督——多维视野下的法学分析》从当下中国法学理论界对中国检察权的属性、检察权的范围、检察机关在司法体制中的定位等具有分歧的现实背景出发，以探求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充分发挥制度功能的检察制度为目标，在掌握大量资料，详尽分析资料，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从历史考察角度、中西宪政考察与比较研究角度以及检察制度在司法制度中的实证研究等方面，对中国的检察权与检察制度的属性，

方志远教授著《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评介

对于明代国家权力结构进行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讨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也经历了近80年。有关明朝国家权力结构的各个方面，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成果，既是在这一领域进行后续研究的基础，同时也加大了工作的困难。

国家权力结构与比较刑事程序

即使以非专业人士的眼光来看,西方人在过去八百多年里构建的两种刑事程序之间的重大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当比较法学家把视线从欧洲大陆转向英语国家时,他震惊地发现,在同一法系中,各国刑事诉讼程序也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将两种刑事程序之间的难以数计的显著差异逐项列举,这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简单的事情。真正极具挑战的是探究这些具体的制度差异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两大法系更为深层次的差别,即对司法、秩序与法律之本质的不同构想。

国家治理能力与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论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相互联结

国家权力的治理绩效并非直接产生于高强度的国家控制,而是在本质上取决于社会力量的支持。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两种类型的相互联结方式,它们分别是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相互交织和国家权力对社会结构的单向覆盖。前者表明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具有内在一致性,后者则表明两者之间的某种脱节现象。如果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更多地具有内在一致性,那么国家管理社会的成本可能降低,而公共治理的绩效则将提升。批判性公共领域因其具有协调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建设性功能,从而能够为国家权力提供有效的合法性支持,并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司法目标与国家权力结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立法变迁的经纬线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历经了三次重大的立法与修订、两次暂行条例的制定以及两次具体规则的调整。修改的内容从检察院的性质定位、领导体制、组织结构、人事任命等方面展开,不一而足。在纷繁的内容修订之下,可以提炼出两条主要线索:一条经线,即修改要与国家当下的司法目标相适应;一条纬线,即修改要与国家权力结构的调整相契合。从进一步的思考中,可以提炼出一个命题:《组织法》修改中几乎所有的重大争议都是两条线索之间张力产生的结果。这一观察有助于我们梳理争议之本质、了解这些争议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以及对未来《组织法》修改方向的把握。

法国国家权力结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政府与企业关系

一、法国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特点法国总体上奉行三权分立的原则。它有明确的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概念。立法权原则上由议会行使；行政权则由总统与总理领导的二元行政体系执掌；而司法权则由一个多元的司法体系来落实。从三权大致区分的情况看，法国与西方某些主张权...

试论我国现行国家权力结构与权威资源的关系

我国的国家权力体系是党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而组织起来的,享有高度集中的权力。但是在实践中,不合理的"条条关系"造成部门利益的冲突,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条块关系"在市场经济时期遇到了挑战,二者都从不同方面分割着国家权威。

如何优化宪法规定的权力结构体系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种政治权力系统工程学说的具体运用。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应该也不必要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我们的政权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但这并不是说,外国的建国经验对我们毫无参考借鉴的价值,更不是说我们的政治权力结构体系不需要贯彻权力划分与制约。我们只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来研究如何优化宪法规定的权力结构体系,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

当代多样性政治文明中权力架构的中西模式比较——给政权平台安装几条腿

如果把一国的政权比做一个政治平台 ,那么 ,主人有权给它安装上必要的腿 ,至于不同的国家到底应该是“三权鼎立” ,还是“五权架构” ;是一权独立 ,还是七权分设等等 ,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主人基于对权力运行规律的认知所作出的主观选择 ,二是一国的传统与他国的影响 ,三是国家权力的根本性质。

1982年宪法国家机构条款的变迁及意义——纪念“八二宪法”实施40周年

“八二宪法”40载,国家权力布局结构不断演进。其中,“党的领导”被明确写入宪法总纲,较为完备的“党的领导”规范体系初步建成;全国人大常委会从“赋权”到“扩权”,呈现出能动行权的态势;合宪性审查机制从“隐性”到“显性”,逐渐实现规范化与制度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实践”到“入宪”,逐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监察法律体系;地方立法权从“恢复”到“扩容”,力在达成收权与放权之间的平衡。“八二宪法”发展的40年,不断往返于规范与现实之间,充分展现根植中国文化,依赖中国经验,采行中国眼光,兼顾效率与公平、贯彻民主和自治的宪法实践精神。然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们应逐渐转变为以创制法律来推动全方位改革的范式,主要依靠法律建构来确认权力结构和权利体系。

清末收回利权运动与立宪运动合流中的官民“权”“利”结构重塑

提升国家动员能力以有效维护国家主权是清末国家现代化的动力之一。收回利权运动契合了国家动员社会力量维护经济主权和利益的富强之道,并且在与立宪运动合流中贯穿着官民之间的“权”“利”互动。国民权利话语在维护国家利权的“救国”叙事中获得国家认可和保护,为清末形成君主立宪共识提供了价值基础,进而在“预备立宪”制度框架下成为社会各界获取权力的正当性话语资源。通过“利权”和“权利”所衍生的议题,新式绅商作为国民利益团体代表参与国会请愿和地方治理,在援引新政法令谋求权利实现的过程中重塑着新政下的权力结构。四川保路运动所触发的官民冲突及解决方法则暴露了清末“预备立宪”制度框架的脆弱性。寻求国家富强之道的社会团结需要催生了君主立宪制度改革的社会共识,而社会却缺乏持续重塑国家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力量以支撑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

从传统帝国到民族国家——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战争逻辑

中国近代史主要是一部进行战争和准备进行战争的历史,国家形态从传统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与战争交织在一起。战争对近代中国传统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影响仍然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明确关注。本文试图从战争与国家权力结构的聚散、国家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国家汲取能力消长、民族主义兴起、国家领土边疆的边界化几个方面,勾勒国家转型的战争逻辑。传统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近代中国国家,缺乏提取资源、配置和转化为战斗力的能力,难以赢得频繁的近代工业化战争。一系列的战争使传统帝国的财政、军事、人事权力下移,国家最终分裂。只有重建中央集权,集中一切资源,是赢得战争,是重建国家的基本逻辑;频繁激烈且日益工业化的近代战争,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兴起,为建构新形民族国家提供了集体文化认同基础;战争胜负使传统帝国边陲向民族国家边界转化。总之,战争摧毁了中国传统国家,也是塑造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力量,不过,其具体逻辑与结果西欧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有很大区别。

论权力制约与行政权力高效化

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行政权力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因此,实现行政权力高效化成为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本文拟从权力制约角度分析我国行政权力及其高效化问题。 一、行政权力主导地位及其效率分析 国家权力结构体系是指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实施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各种强制力量的分工及相互关系,即通常意义上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者间关系。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立法权是表达国家意志,即表达人民主权基本要求的权力。行政权是执行国家意志,即实现人民主权基本要求的权力。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问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问题,涉及监察制度重构的宪法基础以及国家权力结构重构下监察机关与监察权的宪法定位等问题。以下四项内容构成了我国监察制度重构的宪法基础:公职人员权力监督全覆盖是人民民主宪法原则的体现,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机构合乎宪法原则,党的领导的宪法原则为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供了宪法保障,通过法治反腐是落实依法治国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国家治理的机理性创新——以城乡统筹发展为视角

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在地方空间的实施遭遇了多种相互嵌套、复杂纠葛的难题。破解困境的关键路径在于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空间中,通过对"治官权"、"治民权"、"治事权"的科学分任,重构国家治理的权力结构,改变"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之间的治理权力配置与治理绩效互评制度,在基层空间真正建立政社协同治理,以国家治理到地方治理的全面变革引导社会、市场科学地参与公共决策、合理地表达私人或群体利益、积极地消除城乡差异,以实现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也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靠什么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首先需要理顺党内权力关系，党委向代表大会负责，纪委真正发挥监督职能，同时理顺党与人大、政府的关系，使党和国家权力结构真正按照民主集中制精神建立和运转。 制度的笼子，需要依据权责对应原理设置权力运行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