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纪律严于国家法律的涵义与正当性

党的纪律严于国家法律,即“纪严于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理念创新。“纪严于法”是一个比较性用语,涉及比较主体与比较标准两个方面。在比较主体方面,包括规范层面的比较主体和约束对象层面的比较主体。其中,规范层面的比较主体是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约束对象层面的比较主体根据系统标准和地位相称标准则分别是党员与普通公民、党员干部与公职人员、党员领导干部与领导干部。在比较标准层面,纪严于法包含调整对象的比较、行为模式的比较、惩戒起点的比较和追责时效的比较。“纪严于法”的正当性要根据约束对象层面比较主体的不同来分别探讨其正当性。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研究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有相似之处,在某些层面也存在一定差异,要找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之间的契合点,明确党内法规仍然拥有“法”的属性,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需加强对党员干部群众的法治宣传,在相关政策措施方面,仍需不断修改完善。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语境之下,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前提和基础就是正确认识并厘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五个命题,即:党内法规异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融通国家法律,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国家法律高于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先于国家法律。新时代新征程上,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充分释放党内法规在治国理政中的强大治理效能,切实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各自的功能优势,协同保障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一体建设、统筹推进,以利于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最终实现。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构造--以党的政策转化为视角

既有关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的讨论多采用二元对照的线性思维,容易导致对更为宏阔的治理场域下两套规范体系关系定位的忽视,进而弱化相关理论的现实诠释力。在我国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政策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制度创建供给了实质内容。因此,观察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应将党的政策带入研究视野,形成党的政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立体三维结构,这也有助于分析和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法治道路的一些关键特征。从三维结构出发,党内法规不是对党的政策的简单延续,国家法律并不必然构成党的政策转化的最终形态表现;在党的政策的转化中,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也不存在更优法治形式的比较。在中国共产党治理法治化的语境下,党的政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能够经由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的有机结合而呈现出内在统一性;在转化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也会因各自功能定位的区分而具有相对独立性。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效衔接的路径研究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具有内在一致性,二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研究二者 有效衔接对于强化党的自我革命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研究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得出二者 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且互为补充。探索二者有效衔接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衔接上的现实困境,得出了有效衔接的路 径:优化党内法规的制定程序、健全备案审查联动机制、完善评估清理机制。

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研究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内法规不仅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而且同国家法律共同构成党依法执政的制度依托,形成衔接和协调的辩证统一关系。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是通过党的领导实现的,共同体现党的主张,反映党和人民的意志,促进和保障党依法执政。党内法规要符合宪法法律规定并比其要求更严格才能确保二者协调一致,形成管党治国的合力。

典籍翻译中的国家法律形象建构研究——以《管子·禁藏》篇为例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传播的产物,是被建构出来的,带有强烈的“他构”意味。《管子》等文化典籍中的法律话语的翻译过程,本质上也是构建中国国家法律形象的过程。本文通过对《管子·禁藏》篇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阐明相关语段的翻译在语气和信息量、语用身份构建、形象塑造焦点等方面的区别,从而说明两个译本对国家法律形象构建的不同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在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中如何加强国家法律形象建构提出了具体建议。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立法立规中的协调与衔接

在我国二元规范体系下,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与衔接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命题。二者的协调与衔接需要从立法立规、适用、合宪合法性审查等诸多场域展开。其中,在立规立法中的协调与衔接是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协调与衔接的前端机制。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立法立规上的相互协调、动态衔接和良性互动需要做到以下三点:其一,立法立规前,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之间形成相对明晰的调整范围;其二,立法立规中,党内法规立规主体和国家法律制定主体的沟通协调;其三,立法立规后,两大规范体系动态运行的立法立规调整,即立法转化。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路径研究

十八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都强调要注重推进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统一。党的二十大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首次单独把法治建设作为专章论述,进行专门部署,提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方面指出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本文从理论上对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进行界定,厘清各自规制的范围和边界,分析当下存在的不协调的表现形式以及原因,提出从边界划分、联动备案审查清理机制、转化路径等方面实现二者的衔接、协调。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项法社会学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 ,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 ,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 ,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 ,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 ,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 ,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 ,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 ,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 ,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相互作用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相辅相成,具有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互动作用。党内法规对国家法律的促进、保障作用主要是:对宪法、法律确立的党的领导,从领导体制、机制、方式等方面加以具体化,以落实宪法、法律的原则性规定;通过建立各种党内的制度机制来促进和约束全体党的成员带头守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从而有力保障国家法律的实施。国家法律对党内法规的促进、保障作用则表现在:为党内法规的制定提出合法性标准,保障党内法规的制定质量;为党内法规提供立法原则、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等方面的经验借鉴;国家法律以保障性、配套性、转化性的规定来支持、配合和保障党内法规的有效实施。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理论依据与执行特征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鲜明论断,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依法治国、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伟大历史使命的必然逻辑推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理论,入党行为的"权利让渡"和"义务增持"意涵为这一论断提供了理论依据,世界各国的治党实践为"任何一个组织的内部规则都比国家法律严格"提供了论证。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在内容上各有标准,在执行上各有特征,在明晰二者边界的基础上应注重加强衔接与协调。

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探微——以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衔接为视角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完善程度直接关系依规治党、依法执政乃至依法治国的成效。目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党内法规不仅在体系内呈现出规范性、系统性与权威性不足问题,且在体系外与国家法律间存在如何协调与衔接问题。从与国家法律相衔接视角看,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既要以宪法法律精神为遵循,又要把握好其与国家法律的互动。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调路径探讨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既相互衔接,又存在一些不协调的地方,有时甚至会发生冲突。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间的协调要从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层面着手,具体路径包括化解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冲突的事前控制、构建党内立法与国家立法的衔接机制、加强党内执法和国家执法的联系与沟通、解决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冲突的事后排除四个方面。

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党内法规体系和法律规范体系涵括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出"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的命题,需要我们首先跳脱"国家法中心主义"和传统党建理论的思维定势,立足法治一般规律和中国政治现实,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认识二者及其相互关系。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建设党的基本依据和党内治理法治化的制度载体,国家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二者存在显著区别,但都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都是治国理政的规范依据,需要遵循国家法律高于党内法规、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的原则处理二者关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是依法执政的现实要求,需要妥善解决二者间不协调、不衔接和不一致等问题。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理论依据、实践指向与实现条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论断。这一论断进一步澄清了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有其内在的理论依据,可以从"多""高""深""先"等层面来认识和把握。明确提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表明在管党治党实践中,依法依规管党治党将是党的建设的新常态、党纪国法是对党员干部和党的各级组织的硬约束、党员干部必须进一步增强规矩意识。实现"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要求必须有相应的支持性条件,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法规制度执行、塑造党内制度文化。

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党法关系是中国法治的核心问题,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则是党法关系的基础性问题。从性质和定位上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属于"软法"与硬法、社会法与国家法的关系。从外在特征上看,二者既有经济基础、阶级意志、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又有制定主体、表现形式、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实施方式和保障力量等方面的区别。从效力上看,党领导立法与法律优先原则辩证统一,党内法规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党规严于国法。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应当以宪法为统率,通过立法权限界分、立法规划、备案审查、法规清理、立法后评估等制度机制加以保障。

西藏牧区习惯法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西藏的民主改革结束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实现了国家制度和法制的统一,同时在西藏法治建设的推进下,牧区群众的法治意识逐步提高。目前在牧区存在国家法律和习惯法并行的多元格局,其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产生冲突和断裂现象。这一现象的存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牧区的基层社会矛盾,然而也违背了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和依法治藏的重要原则。因此,需要在正视这一现象的基础上,提出牧区习惯法与国家法律的整合建议,并从立法途径、法的适用过程及普法宣传等路径对其进行思考。

“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的理论反思与正当性阐释

"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是党规国法关系的具体表达,但现有观点却缺少对"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合理性的理论阐释。从已有观点来看,对"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的解释理由主要集中在党员入党行为的自愿同意、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特别权力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先进性追求、党员行为的志愿性与自觉性、党员权利的获利属性。通过对上述观点的理论归类与反思,发现"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的根本依据在于党员的自愿与同意行为,即党员对自身基本权利的主观放弃。但基本权利放弃具有个案性、不可概括性、放弃和放弃行为存在边界等特征,因而同意行为本身也存在理论瑕疵。因此,需要从本质、原则、方法、衡量和保障五个方面提升"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新时代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实现路径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规范体系,但彼此又存在密切关联。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和协调,不仅是保障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关键,也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前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推进机制主要包括无形衔接、直接结合、相互借鉴以及适用上的优先序位等。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和协调还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予以跟进和保障,包括加强党内法治建设、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联动机制、强化对党内法规的审查监督以及强化对党内法规的定期清理和评估工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