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高新区的设立对地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2011—2021年155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探索国家级高新区的设立对地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级高新区的设立能显著提升当地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级高新区的政策效应在金融集聚水平较低、居民消费水平较低的地区更明显。本研究为当前数字经济影响因素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视角,以期为国家实施积极的国家级高新区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追“高”逐“新”风帆劲——三原高新区“以升促建”创建国家级高新区

生产线上,机械臂灵活地挥舞翻转;车间里,屏幕上记录产品信息的数字不断跳动;仓库内,智慧仓储24小时不间断栋货、发运·走进三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处处能够感受到创新潮催发的强劲动力。

城镇密集地区国家级高新区发展模式与空间优化研究——以苏南五市国家级高新区为例

苏南城镇密集地区城乡功能叠加、空间构成复杂,同时也是长三角科技创新的核心地区。苏南国家级高新区作为二者的结合,其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以苏南五市的国家级高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发展特征、空间特征和经济特征,并总结国家级高新区典型的空间组织模式,进而提出空间优化的重点。本文认为:(1)从现状特征来看,苏南地区的国家级高新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空间上多布局于沿长江片区及沪宁通道沿线,其发展规模与其所在城市整体规模、能级呈现正相关关系,已初步形成差异化产业发展定位,但园区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距;(2)从空间发展特征来看,苏南地区9个国家级高新区可以概括为三种典型空间类型,即依托城市高能级、不断扩展生长的“中心延伸型”,与生态资源、农业资源相伴相生的“边缘拓展型”,依附乡镇空间资源、互惠互促发展的“跳跃生长型”,各类型在空间范围分布、空间组织模式、与主城区的关系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3)从空间优化的角度,建议进一步处理好“有序蓝图”与“无序基底”的关系,优化空间组织模式,进一步挖掘出“整体有机”与“高级灰度”的内涵,深化空间塑造理念,进一步强化多元共治与政策创新,实现管理机制体制优化。

产城融合背景下的园区空间组织研究——以苏南某国家级高新区为例

总结国际产业园区空间组织经验,以苏南某国家级高新区为例,提出四大策略:探索“产业自身-产业空间-全域空间”的协同反馈机制;处理好“建设、非建设”空间共生,营造高品质全域环境;理好“产、城”空间关系,形成可生长、有弹性的空间格局;明确产业空间组织逻辑,形成有机的职能分工与空间组织。

新昌高新区:创国家级高新区 筑万亩千亿大平台

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浙江新昌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新昌高新区),2021年5月经省政府批准,由原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新昌经济开发区整合提升而成。园区总面积198.68平方公里,拥有规上工业企业318家、A股上市企业14家,2022年实现规上工业产值628.51亿元。

国家级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适宜度与经济绩效测度

文章以我国115家国家级高新区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创新生态系统适宜度水平和进化方向,探讨影响国家级高新区和所在城市GDP经济绩效的适宜度因子。结果表明,获批较早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国家级高新区普遍适宜度水平较高;获批较晚以及西部地区、部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家级高新区普遍适宜度水平较低。适宜度因子中,创新基础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够显著提升高新区与所在城市的经济绩效;有利环境的绿色处理不会对经济绩效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源于区位与城市政治级别差异的经营效率及创新效率背反——基于SBM模型的我国国家级高新区效率解构

利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测量了我国54个国家级高新区2007-2011年的经营效率和创新效率,研究发现高新区的经营效率与创新效率在区位和所处城市级别上存在背反。通过Tobit回归分析发现经营效率与贸易开放度和企业规模正相关,与工资水平负相关;创新效率与基础设施、工资和高等院校数量正相关,与企业规模和科技研发强度负相关。

贸易开放、产出增长与收入结构优化——来自国家级高新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重点考察了贸易开放对我国国家级高新区产出增长与收入结构的影响,运用2007-2010年我国54个国家级高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与FDI的作用不同,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贸易开放加剧了市场竞争,不利于高新区的产出增长;技术收入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下降,高新区收入结构差距被拉大,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该结论是可靠的。通过进一步的理论阐述,本文认为贸易的竞争挤占效应对高新区技术收入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在开放环境下高新区的收益转化作用并不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利于高新区的发展与转型。这一结论对进一步明确我国高新区功能定位,培育企业在国际竞争下的的生存与适应能力具有尤为重要的政策含义。

基于代际差异的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自组织演进模型

国家级高新区由于获批时间、所处区域以及创新发展水平的不同,表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基于自组织理论对中国国家级高新区创新的自组织特性进行辨识,并描述了高新区创新自组织系统的功能、结构以及环境。构建国家高新区创新自组织系统的演进模型,通过对其创新自组织系统序参量的识别、混沌的边缘的界定以及"涨落—扩散—突变"机理的分析来表征其演进的过程,并剖析了新生代与一代国家高新区发展的差异。通过对镇江高新区和常州高新区这两个不同代际国家高新区的案例进行比较,文章认为镇江国家高新区创新自组织演进正处在从无序向有序的过渡阶段,其演进的方式是不断的制造并扩散涨落来实现突变;常州国家高新区正处在从现有有序状态向更加高级的有序状态演进的阶段,其突破方式是以中观层次带动微观和宏观层次的超循环演进。

基于熵权改进TOPSIS的陕西国家级高新区创新发展能力评价

陕西国家级高新区在创新发展中面临着明显的"陕西现象"陷阱,雄厚的科技资源投入与滞后的经济产出效益之间存在发展的悖论。从创新投入能力、创新组织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和环境支撑能力4个方面选取16个指标,构建陕西国家级高新区创新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经过熵权改进的Topsis模型对陕西省7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在陕西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发展中,创新投入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创新组织能力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环境支撑能力的相对值分布较为均衡,并不起决定作用。

中部与长三角地区国家级高新区科技创新效率评价——基于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

鉴于目前欠缺同时测量分析中国中部与长三角地区国家级高新区科技创新效率的研究,在全社会科技创新投入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为更加客观准确地衡量国家级高新区的科技创新效率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以中部和长三角两大区域内34家国家级高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包含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在内的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其2013—2018年的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并对比分析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前后的效率值。结果发现:中部和长三角地区国家级高新区的科技创新效率逐年上升,但总体上尚有提升空间;环境因素对国家级高新区的科技创新效率有较大影响,位于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市的国家级高新区的科技创新效率较高;两大区域国家级高新区的科技创新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主要由规模效率差异所导致。

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的创新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

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于2009年开始大幅推动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以升促建”成为国家级高新区的主要设立方式,这标志着我国开发区从数量扩张迈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以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62015年城市层面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增量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该政策能显著提升其所在城市的创新水平,且对具有创新比较优势城市的创新提升效应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的创新提升效应主要由城市企业的税负下降(“政策效应”)、产业集聚度上升(“集聚效应”)和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创业效应”)来实现,而不是城市内部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选择效应”)的结果。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能够助力城市产生高水平集聚、促进高质量就业、实现包容性增长,为我国推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依据。

泛长三角地区国家级高新区运行效率测度与评价

泛长三角地区国家级高新区在我国高新区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其中运行有效的高新区占比不高,整体运行效率偏低。另外,该地区各高新区全要素效率呈不同变化趋势,且整体逐年下降,是技术效率的不断提高阻止其进一步下滑。因此,高新区建设不能只注重规模和数量,应从避免盲目的资源投入、完善企业入驻机制、注重创新网络体系建设、加强高新区之间的合作交流等方面实现高新区高效、协同发展。

基于超效率SBM方法的安徽省国家级高新区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安徽省国家级高新区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探索安徽省国家级高新区科技创新效率,以及不同高新区科技创新效率的空间差异。使用超效率SBM方法对高新区科技创新投入和产出进行研究,认为高新区科技创新效率表现出空间和时间的差异,规模效率成为限制高新区综合效率的最重要因素,进而提出了加强科技创新管理、优化科技投入结构、推进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利用创新成果提升高新区创新综合管理能力等对策建议。

国家级高新区技术创新能力分类与空间布局研究

以国家级高新区为样本作因子分析,得到创新投入产出能力与市场转化和国际接轨能力两大主因子,基于主因子的综合得分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将国家级高新区技术创新能力划分为创新领先型、创新优势型、创新潜力型、创新追赶型和创新后进型五个类型。进而以国家级高新区技术创新能力等级类型为基数,运用ArciVewGIS3.3软件进行空间插值,得到空间分布图,总结出高新区创新能力呈现以上海、西安、广州、北京为创新极的近似菱形空间分布格局,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国家级高新区管理体系构建研究

针对我国当前国家级高新区的实际情况,构建了我国国家级高新区管理体系"五位一体"总体框架,阐述了各构成要素的角色定位和功能职责,最后从政府和企业视角论述了管理体系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对促进国家级高新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以襄樊国家级高新区为例

以襄樊国家级高新区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利用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襄樊高新区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比例较大,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总体较高,管理绩效集约度突出。最后提高提出了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政策性建议:一是合理调整用地范围,严格规划管理;二是集约利用存量土地;三是根据集约化原则招商引资;四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五是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苏锡常国家级高新区发展环境综合评价

随着以技术创新为主题的高新区“二次创业”战略的实施,苏锡常高新区发展环境中暴露出一些共性的、深层次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高新区的持续发展。文章在对三个高新区发展环境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对策。

“哈尔滨-大庆”国家级高新区创新环境管理体系构建

构建了国家级高新区创新环境管理体系,结合"哈尔滨—大庆"国家级高新区创新环境管理体系深入分析其中的软环境和硬环境,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方向与提升策略。

五十三个国家级高新区综合发展水平评估

该文采用高新区通用的统计指标对53个国家级高新区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 得出了相关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