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的国民身份基础

中国经由现代化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有赖于全体人民的投入和参与。然而,臣民身份塑造的被动的社会行动者却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唯有国民身份塑造的自主的社会行动者才能为现代化提供基础性的支撑。辛亥革命推翻最后一个王朝而建立民族国家后,一个将社会人口的臣民身份转变为国民身份的人口国民化过程随之形成,逐渐地将被动的行动者转变成自主的行动者,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基础条件。改革开放以后,国民身份受到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和异质性次级身份的挤压而不能有效发挥功能的状况逐步改变,国民身份得以恢复并塑造了积极国民,为现代化注入了巨大的活力,成为现代化快速推进的基础性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仍需要国民身份的支持,以进一步的人口国民化来塑造积极有为国民,是基于中国现代化的底层逻辑而必须作出的选择。

近代民间禁毒组织的国际参与:以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际联盟的交流为中心

作为近代重要的民间禁毒组织,中华国民拒毒会在国内发动禁毒运动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禁毒事业,主要表现为与国联的持续交流。大体而论,二者的交流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在1924—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前后。中华国民拒毒会因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召开而成立,与国联在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期间有所交流,但是中华国民拒毒会因为对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失望而在会后对国联有所疏离。第二次在北京政府末期的1927年。是年,国联承认中华国民拒毒会为可与其沟通禁毒事务的中国民间组织,且双方曾多次交换出版物。第三次在1929年,国联副秘书长约瑟夫·爱文诺访华和国联派出远东鸦片问题调查团。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联的交流,受到其与民国政府和国联三者动态关系的影响。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国联禁毒主张的差异,导致它与国联在交流的同时存在持续张力,也注定其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打压而走向解散,与国联的交流也因之结束。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2023年修订)》的主要变化、目标指向和实践路向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2023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标准》”)是《国民体质测定标准》(以下简称“原《标准》”)的最新修订版,剖析新《标准》主要变化及其背后的目标指向有助于新《标准》的全面实施。研究认为:新《标准》主要变化体现在提高测定对象年龄上限,增加身体形态指标比重,优化测定项目及评分标准,提升测试设备智能化水平,指向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体质健康需求,改善国民越发肥胖的身体形态,追求更为科学的测评练体系,助力生活化的体质健康促进行为等目标。践行新《标准》主要变化与目标指向,应从完善法律法规与奖惩制度、建立健全国民肥胖抑制机制、强化硬软件的配套保障、宣传生活化的体质健康促进行为等方面展开。

大变迁时代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中国实践”——基于年龄、时期、队列的视角

以实证研究考察社会变迁进程中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多重形态。从年龄、时期和队列三维视角分析发现,队列趋势主导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城市化水平提升、高等教育普及、社会保障持续完善间接驱动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集体改变,这一特点在“50后”中表现最为显著。在时期层面,国民体育锻炼参与程度自2010年开始持续提升,2013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除整体走向与政策实施、重大事件的发生周期基本吻合外,国民收入水平提升是重要外生力量。从个体生命历程判断,随年龄增长体育锻炼参与程度逐渐降低是一个共性规律,但下降过程中呈现2个不同的速率阶段。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呈现代际的趋同和分化,“60后”“70后”“80后”是驱动城乡趋同的主要力量,性别趋同集中表现在“50后”“60后”“75前”群体中,由高等教育福利获得的机遇差异可能是导致新老代际分化趋势扩大的重要因素。

中国国民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实践研究

国民经济学源于西方,并在中国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文章首先通过归纳演绎的方法对西方和中国的国民经济学历史沿革进行了系统分析。分析表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国民经济学理论发展均孕育于一国的社会形态和经济体制的演进之中;从发展战略和规划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主线出发,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进行历史分析,形成了中国国民经济学理论内嵌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国国民经济学理论发展顺应时代发展大势与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国国民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需要动态调整的重要关系等理论发展规律。最后,基于中国国民经济学理论地位与经济发展实践指导地位不匹配的现实背景,提出了统一中国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明确中国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应对其他经济学的理论挑战、凸显中国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引领性等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路径。

中美数字产品贸易国民收入测度与贸易关系研究

文章在OECD-AMNE数据库基础上,构建了区分产品部门类型,包含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三部门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将国民收入指标嵌入其中,通过分解各国外资企业的增加值,测度了中国和美国数字产品部门的国民收入,并分析了中美数字产品贸易特征和贸易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两国数字产品部门的国民收入主要来自各自境内的内资企业,且数字服务部门带来的国民收入远高于数字货物部门;中国与美国相比,数字产品内资企业的创新发展、对外投资、数字服务产品领域等多个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和美国互为重要的数字产品贸易伙伴;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数字产品行业,推动数字产品贸易的升级和转型。

中文纳入白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的样态特征、驱动因素和发展指向

中文纳入海外国家国民教育体系是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白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内的中文教育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具有典型性。中文纳入白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呈现出纳入考试体系和“由高向低”“部分纳入”等样态特征。推动纳入的驱动因素为:战略互信不断加强、双边贸易额屡创新高、中文需求持续增长、教育合作逐步深化、孔子学院/课堂助力中文纳入等。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中文纳入白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各学段纳入进程不一致、教学资源比较匮乏、中文教育地位偏低、孔子学院/课堂助力不足等。推动白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内的中文教育走深走实,需加强中文教育统筹规划,加快白俄罗斯本土教育资源建设,切实提高中文教育地位,加大孔子学院/课堂助力作用。

国民福祉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收敛性

文章选取我国31个省份作为空间观测单元,基于多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6—2021年国民福祉水平,采用核密度估计法、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对国民福祉水平的动态演进过程、相对差异及差异来源进行研究,并运用收敛模型对其收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在研究期间,全国与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国民福祉水平均稳步上升,但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国民福祉水平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2)国民福祉水平的总体差异有所扩大,且组间净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3)全国及各地区均存在绝对β收敛及条件β收敛趋势。

从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看阅读数字化与智能化发展趋势

文章通过对二十余年来国民阅读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以手机移动阅读为主体的数字阅读迅速发展,对纸质书报刊阅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数字化时代,阅读越来越成为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和社会化链接为特征的活动,人工智能、量化自我和脑机接口等技术在改变阅读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面向未来,出版业和阅读行业需要基于阅读特点变化趋势,持续深化对阅读的认知和理解,创新阅读服务模式,更好地迎接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论内外物资与货币两大系统间的交叉对应效应——外汇收支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在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国内物资系统、货币系统与国外物资系统、货币系统间存在一种相互交叉对应效应。文章通过论述外汇收支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说明外汇收支自身平衡及其对综合平衡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内国外两大系统间的交叉对应效应问题,最后又从外汇收支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作用和影响的角度,从实践上进一步论证国内国外两大系统间的交叉对应效应。

推拉理论视角下国民生态素养提升研究

国民生态素养提升是国民综合素养提升的重要方面,是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实现人地和谐、人与自然共生的必然要求。现阶段,国民生态素养面临着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历史习惯、政策法规、生态素养教育、快节奏的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困境。基于此,有必要结合推拉理论,分析影响国民生态素养提升的“推力”“拉力”“中间力”。为有效促进国民生态素养提升,国家必须发挥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的合力,政府加强制度建设和过程监督,社会宣传引导搭建实践平台,学校提供系统全面的教育,家庭在潜移默化中融入生态教育,个人自觉提升生态素养。

基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建立国民基础养老金:实施路径和可行性分析

本文探讨基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建立国民基础养老金的实施路径和可行性。2022年年末我国至少还有1235万人口尚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于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建立完全由财政筹资的普惠式非缴费型养老金,即国民基础养老金,可以为这些人提供老年基本生活保障,防止老年贫困。如果让目前尚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无须缴费即可直接享受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待遇,同时加快将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提高到农村低保水平,即可逐步实现基本养老保障“人口全覆盖”。在此基础上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中按农村低保水平划出相应部分,即可建立全民统一的国民基础养老金,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本文按照2030年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达到全国农村低保水平的目标,测算了建立国民基础养老金所需新增财政资金,研究认为通过调整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支出结构可以实现上述目标。

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常关制度探略

民国初期,常关数量众多,其税收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但是常关无论其性质还是实践结果,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明显的落后性,因此,社会各界废除常关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以一种新的统税制度代替旧有的通过税制度,在此前提下,1931年宣布废除常关制度。

形塑国民:“西安鲁迅”与文学教育的普及面向

1924年鲁迅西安之行为“西安鲁迅”概念及其形象内涵奠定了基础。从社会教育的角度看,“西安鲁迅”不只包括暑期讲演呈现的“人的鲁迅”“作家鲁迅”“学者鲁迅”“战士鲁迅”等多重面向,它应具有复数内涵,还包括暑期学校团体其他学术名家讲演的主题意蕴,及其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呈现的文学教育普及面向。从演讲受众的角度看,傅铜、西北大学、陕省教育厅在“西安鲁迅”形象建构中承担中介功能,是新文化在陕西传播与接受的组织者。从形塑国民与文教中国的视域看,暑期讲演是知识分子到普通大众中传播启蒙常识的一次文教实践,陕省教育厅形塑国民的主旨在下层启蒙运动中遭遇“顿挫”,但文化意义不可低估。

国民政府封锁长江歼灭日舰谋划及其抗战意志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本侵华步步为营,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则日趋坚定。面对日本海军阴谋控制长江并分裂中国的挑衅,国民政府针锋相对地研究制定了封锁长江、歼灭日本战舰的计划,并在最后关头付诸行动。“十四年抗战”前期中日在长江一线攻防态势变化,反映出国民政府抗战决定由被动走向主动的心路历程。国民政府在实施封江计划阻击日寇时,因军事指挥不畅、中日军备差距,以及日本海军作战计划的调整等原因,未能把握战机果断出击,让日舰携日侨侥幸逃脱了包围圈。国民政府最后将封江歼敌计划变为“江阴沉船”阻敌策略,搁浅了日军溯江而上的企图。

“国家利益”与“盟国友情”的选择困境——战后国民党集团重划领海界线案考察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三海里令。此次领海法令的颁布在中国领海制度发展史上虽然有里程碑的意义,但这一规则的采用具有局限性,无法充分保障中国领海主权和利益。随着战后国际海洋法的新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了三海里规则,纷纷扩充领海范围。国民政府当局亦注意到了这一新趋势,内部开展了重新划定领海范围的讨论。军事、经济等部门均提出扩大中国领海范围的要求,但国民政府最终屈从于“国际公法”或顾及“盟国友情”而不得不追随海洋强国的主张。这种状况一直影响1949年以后据守台湾地区的国民党集团,直至1979年,台湾地区当局宣布放弃“三海里令”。战后国民党集团重划领海界线案表明其对外具有较大的妥协性,在追随“盟友”的过程中忽视了对自身海洋权益的追求。

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中国民航脱碳路径研究

为实现民航业长期脱碳发展目标,通过建立考虑供需关系、技术应用、减排成本和政策支持的中国民航脱碳系统动力学(SD)模型,剖析系统多重反馈机理和要素间协同作用关系,对民航业减排路径的实施效果和减排成本进行情景模拟和探讨。结果表明:行业实施节能技术进步、替代燃料应用、新动力能源推广、碳抵消机制和高铁替代等单一政策模拟方案无法实现行业的碳中和式长期发展目标。多种措施的组合政策为行业脱碳发展提供最优的综合脱碳方案。未来行业应在短期内积极推广可持续航空燃料(SAF)规模化应用,中期加大对于氢能、电能、混合动力飞机的研发引进,积极采用高铁替代等综合交通方式,长期持续改进行业节能减排技术水平,推动民航业纳入全国碳市场。研究结果可为民航部门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制定参考,助力行业深度脱碳化发展。

《向导》周报对“反赤”风潮的回击与国民革命动员

五卅运动前后,“反赤”风潮兴起。《向导》周报对此强烈回击,力促革命动员,通过鲜活实例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倒行逆施公诸于众,以此深刻剖析“反赤”本质,消解“反赤”动力。《向导》通过大力宣传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政治现状与“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任务以彰显革命斗争的正义性与解放性,进而达到强固思想战线、开展革命动员的政治效果。这一过程所蕴生出的革命认知及话语体系在宣传动员中得到广泛认同与传播,可谓大革命的先声。

青年恩格斯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契机及其启示

国民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条件之一。以往的研究对于恩格斯率先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契机及其意义阐释得尚不够充分。文章在回顾以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通过对恩格斯青年时期求学、经商和政论活动的文本进行分析,阐明恩格斯在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获得了汇通德国哲学、法国社会主义思潮和国民经济学的灵感。只有经历了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契机,恩格斯才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德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转而去研究国民经济学,并意识到哲学方法论和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性,进而发现了推动历史进程的根本力量。

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救济复员川军的困局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实行精兵主义,减少国防开支,遂全面推行整军复员政策,对现役国防军进行大规模裁撤。然为应对数量如此庞大的复员官兵,国民党政府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救济安置措施,以图改善包括复员川军在内的复员国民党政府军之生存境遇,但由于其善后统筹工作严重滞后、基层组织涣散、行政效率低下、党内各派系之间纵横捭阖及地方实力派的强力杯葛,导致了救济安置复员官兵的计划最终失败,并诱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这凸显了国民党政府战后政治力量的衰颓,昭示了国民党政权走向失败的必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