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各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

延安各界对“战国策派”的批判,始于批判剧作《野玫瑰》,终于批判《民族文学》杂志。对于《野玫瑰》,延安各界明确作出否定性判断,其意义主要在于以此表明其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态度。与“战国策派”作为综合性思想文化(文学)派别的性质相契合,延安各界还将这一批判由文艺延展到其他领域。他们从历史哲学、伦理思想、政治理论等层面进一步展开批判,重点揭露和抨击了“战国策派”所鼓吹的政治集权和英雄崇拜。这显现出了批判“战国策派”的整体性思路。在延安整风运动蓬勃掀起之际,延安各界之所以展开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是因为“战国策派”的相关言论迎合了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需要。因此,批判“战国策派”的相关言论,同时也是在抨击国民党的专制政治,其中寄寓着延安各界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对于阶级利益的合理关切和诉求。

作为历史“韵脚”的“战国策派”——战争、国竞与中国文明的更化

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出现的“战国策派”是20世纪中国第二波立足于“国竞”并重新评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思潮,它与一战之前的第一波“国竞”思潮一样,重视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批判将“大一统”作为适合当下的秩序想象,批评家族制度与家族文化,寻求强化民众的国民身份和国民自觉。然而第一波“国竞”思潮的思想家在一战后对战前的思想倾向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从而为“觉醒年代”作出了新的贡献;而“战国策派”却在更为逼仄的国际环境压力之下,将一战之前的“国竞”思潮中的某些倾向进一步推向极端,从而导致了对中国文明的片面理解和对未来世界大局的片面预测。

卫生政策的“国策”地位与卫生政治学的独特视角

国家政策是中国政治智慧的独特遗产。首次从什么是国策、国策内涵外延、国策形成机制、国策基本特征角度,全面分析卫生部门在社会发展中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系统阐述将卫生政策提升到国策地位的紧迫性、必要性、重要性和前瞻性及其战略意义,明确指出应重视“卫生政治学视角”在宏观卫生政策研究与微观医院管理中的独特贡献。

论三维视角下的“基本国策”

"基本国策"是我国政策话语中的一个高频词汇,但是对于什么是基本国策以及我国到底有多少项基本国策一直众说纷纭。根本原因在于基本国策具有多重涵义,大家往往是在不同层次上讨论基本国策,因此难以达成基本共识。正确理解基本国策,可以从公共政策的分类、宪法结构变迁以及我国政策实践三个层面来考察,相应地也就有元基本国策、宪法基本国策和具体基本国策之不同。我国先后提出过10项基本国策,但真正确立下来的只有5项,并且,这5项基本国策在理论上是否成立仍有探讨的空间。

卫生政策的“国策”地位与卫生政治学的战略思考

国家政策是中国政治智慧的独特遗产。首次从什么是国策、国策内涵外延、国策形成机制和国策基本特征的角度,全面分析卫生部门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系统阐述将卫生政策提升到国策地位的紧迫性、必要性、重要性和前瞻性,及其战略意义。

“抗战意志论”与战时写作的文本裂隙——以沈从文《战国策》派时期的写作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围绕抗战建国的时代召唤,沈从文生成了一种隐性的“抗战意志论”思想观念。“抗战意志论”有两个层面:国家意志和生命意志。国家意志的观念对应《战国策》派“大政治”主张下“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抗战现实;生命意志的观念接续沈从文对生命存在本体的抒情化思考。“抗战意志论”是一种将民族国家存亡和个人生命重造二者结合,用来指导文学写作,表现理想人生的“有情”的观念创造。“抗战意志论”作为抗战建国的观念自有其历史与现实合理性,但与沈从文的创作个性不相符合,表之于小说写作中出现人物、叙事节奏、叙述重心等方面的裂隙或者矛盾,体现出别样的艺术审美特质。“抗战意志论”折射出沈从文观念写作与个性写作的龃龉,也必然导致其以寓言体、主观抒情和传奇故事等方式复归“抽象的抒情”的个性创作并修正战时文学路径,继续书写其对生命、理想、人性等抽象对象的表达。也因此,在战时文学写作版图中,沈从文逐渐成为一位不合时宜的被划为“与抗战无关”的孤独的思索者。其实,历史并非这么简单。

《战国策》“自 + V”结构研究

上古汉语中“自 + V”结构出现频率较高,本文对《战国策》中的“自”进行定量分析,重点探讨“自”作反身代词时形成的“自 + V”结构。“自 + V”结构主要包含两种类型:一是主谓结构,二是动宾结构,“自”作宾语时宾语前置。同时,本文比较《战国策》时期与现代汉语中的“自 + V”,探讨其词汇化特征:“自”作代词时成词概率更高,并且动宾结构成词化程度远高于主谓结构;“V”相当于二价动词,有着两个论元;从语素分析,“自”与“V”间依然存在主谓与动宾关系;复合词“自 + V”沿用宾语前置句式,因此也含有强调宾语的意义。

《战国策》——一部奇书里的有趣故事

现在大多数人把《战国策》的编订者看成是刘向,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多人作品的合集,刘向只是在此基础上做过校订而已。还有资料含混地将《战国策》说成是刘向写的。历代学者对《战国策》的原始作者争论不已,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其原始作者为秦末汉初奇人蒯通,二是其原始作者为包括蒯通在内的多人。

《战国策》——一部奇书里的有趣故事

眼看秦国就要打过来,有个叫触龙的大臣着急了,无论如何,他也得去碰碰这个硬茬子。赵太后得知触龙要来当说客,准备兑现自己的诺言,让触龙试试她的“无敌风火大口水”!“太后盛气而揖之”,她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准备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骂,断绝所有大臣的幻想。触龙不慌不忙,胸有成竹。他迈着特有的小碎步,装出腿脚不方便的样子.

军队院校教育新基建的国策背景及现状分析

教育新基建作为国家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的牵引力量,是国家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和新抓手。军队院校教育新基建作为国家教育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垂直应用,是实现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本文通过对军队院校开展教育新基建的国策背景分析,发展现状梳理及重点建设领域的研究分析,为深刻理解军队院校教育新基建的内涵要求,完成军队院校教育新基建的顶层设计明确了方向,并提供了理论支撑。

《重译富国策》与《续富国策》出版先后问题析

通常观点认为陈炽在重译《富国策》基础上或同时撰写了《续富国策》一书。本文根据《续富国策》书中的具体内容和《重译富国策》的序言证明正确结论应是《续富国策》撰写出版在先 ,《重译富国策》译述发表于后。

我国基本国策的内容及渊源

基本国策是国家规范全国范围内较长时期行为的总政策和在某一基本领域所实行的主要政策,在政策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对我国目前到底有多少基本国策,其出处及以何种形式体现等问题,说法众多,并无一致的认识,造成了理论研究和实际使用中的混乱。经查证相关资料,我国基本国策的渊源和体现形式主要有以法律形式确定、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形式确定、以政府工作报告形式确定、以计划纲要形式确定、以政府白皮书形式确定、以政府规章形式确定和以领导人讲话形式确定等多种形式。其内容主要有计划生育、对外开放、保护耕地、长治久安、环境保护、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男女平等、保护资源和水土保持等九项内容。

我国基本国策理解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对于我国的基本国策,人们在理解和执行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容易产生理解偏差,使用随意性大,认同度和重视程度不同,实际工作中的执行力强弱不同等问题。因此,对基本国策要以科学辩证的思维方法去理解,明确基本国策的标准,强化权威性,提高执行力,以保证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作用。

《战国策选注》读后献疑

《战国策》素称难读。牛鸿恩等先生编的《战国策选注》选篇精当,注释详尽,征引翔实,对于初读《战国策》的人,不失为一本好书。但失误也难免,有些词的注释尚欠妥当,有些词当注而没有作注。这些失误并不限于选注,其他注本亦多未解决,今提出数则以就教方家。各篇篇名一依《选注》。为无《选注》者参证之便,按《国策》体例,于策名后标明顺序。

“满映”与日本“国策文艺”政策

为了实现对电影资源的有效控制,发挥电影宣传战和思想战的作用,伪满政府与满铁共同出资成立了满洲映画协会。满洲映画协会统制了东北地区电影的摄制、输入以及配给,是统制电影事业的特殊会社,与日本"国策文艺"政策体现了内在的一致性。满洲映画协会的建立体现了日本"国策文艺"政策的侵略性质,满洲映画协会拍摄的作品体现了日本殖民者对中国人民奴役的实质,满洲映画协会对电影的垄断经营强化了日本"国策文艺"的基本特征。满洲映画协会对东北电影市场的垄断性经营,将电影的柔性侵略手段与战争的硬性侵略手段结合起来,强化了对东北人民的精神侵略和文化奴役,消磨人民的反抗意识,对东北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战国策派与文学上的唯意志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1993年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夏季号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这篇文章以“历史形态学”理论为依据,提出一种新的战争理论,认为当今世界的冲突将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所言并非新鲜。半个世纪前在我国文化界就曾经出现过一个流派:“战国策派”。这派学者在他们的言论中,也曾依据“历史形态学”理论,宣扬强权政治思想。对“战国策派”的言论,当时许多学者纷纷加以批驳。本文据史重评这一流派,以引起人们对“历史形态学”外衣下的战争理论的关注。

《战国策·秦策》札记

七八年春,始于同好选注《战国策》,得以阅览诸校注《国策》之书,诸书精义甚夥,然剩义往往而有。虽予浅陋,亦偶有所得;每笔之于书。今故迻录《秦策》各条于下,以就教于方家。 《秦策一》 《苏秦始将连横》 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练,天下为一。

《富国策》与《重译富国策》关系研究

1880年京师同文馆副教习汪凤藻将英国经济学家法思德的《政治经济学提要》翻译为《富国策》出版。1896年,陈炽与朋友合作将其重新翻译后发表在《时务报》上。与原著相比,《富国策》比《重译富国策》更详尽准确地表达了原文之意,《重译富国策》在行文上比《富国策》更简洁流畅易懂,但内容删略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