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法对引渡原则的影响

国际人权法在各国国内的实施,促进了保障人权的国际标准在世界范围被广泛接受,并推动了国际法的人本化过程。国际人权法通过被纳入引渡条约和国内法并适用于引渡案件中,对引渡的制度与实践产生了结构性影响。这不仅强化了罪行特定原则、双重犯罪原则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等原有引渡原则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而且还直接产生了以保障被引渡人的人权为导向的引渡原则——禁止歧视原则和酷刑不引渡原则。国际人权法对引渡原则的影响在兼顾国家引渡利益的同时,强调了国家对人权保障义务的履行,改变了现代引渡制度的整体风貌。

国际人权与死刑──以国际人权法为线索的分析兼及中国的应对

国际人权法对死刑的态度经历了由放任到限制再到废除的转变。《世界人权宣言》对死刑以沉默显示放任；《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对死刑转向了限制；《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议定书》等对死刑明令废除。中国现行死刑制度与国际人权法的要求尚存较大距离，应该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尽快缩短这一距离。

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从国际人权法的视角分析

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虽经历了十年的迅速发展,但还存在许多不足。本文从国际人权法中有关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出发,分析了刑事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援助制度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了落实刑事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扩展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和阶段,发展刑事简易程序的建议。

国际人权法上的迁徙自由和移徙工人的权利保护——以中国农民工为例

经济全球化促使人们充分享有迁徙自由这项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的同时,更促成了移徙工人的群体规模,从而使移徙工人权利保护成为国际人权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以中国农民工为例,移徙工人在其迁徙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所应当得到的与其所付出的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态势。从长远来看,必须高度重视人类社会生态链中移徙工人权利保护这一环。

论中国宪法与国际人权法对三代人权的保护

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上,人权都被赋予了不同的内容。迄今,已产生了三代人权。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权文件,从国际法上对三代人权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借鉴有关国际人权法和外国宪法,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和相关修正案,对三代人权予以不同程度的确认,但也还有一些基本人权没有涉及,或者尚未明示确认。建议以后修宪时将三代人权的主要内容明确、完整地予以确认,必要时可作适当声明和保留,以完善我国宪法对三代人权的保护。

国际人权法理论的新进展：底线伦理与低度人权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人权法的伦理基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基于西方传统的"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论受到批判的同时,基于底线伦理的低度人权观日益成了国际人权保护和"人道主义干涉"的主要依据。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作出了独特贡献的米尔恩、罗尔斯、哈贝玛斯等学者并非国际法学家。这也许是国际人权法领域发生变革的一个信号——国际人权法不再只是实在法;它的哲学基础、理论渊源将与其规范、实践一样受到重视。

解释性适用:国际人权法在国内法院适用的新趋势

采行一元论和采行二元论的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某种融合的趋势,解释性适用方法被广泛采用。这种方法以国内法为依托,通过援引国际人权法解释国内法的方式,实现国际人权法在国内的间接适用。可以作为解释资源的国际人权文件范围广泛,实际范围会受到各国国内法院所持的不同原理的影响。按照对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的不同理解,国内法院解释适用的具体方法可以被分为"立足于国内价值"的方法和"立足于国际价值"的方法两类。在国际人权法尚无法在我国法院直接适用的情况下,"解释性适用"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突破现实瓶项的可选路径。具体而言,我们应当立足于"国内价值",从价值增进型、价值确认型和语境解释这三种方法中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探索性实践和运用。

国际人权法视角下我国反家庭暴力的立法与实践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通过了一系列禁止性别歧视和家庭暴力的国际条约及人权宣言。作为相关人权公约的缔约国,为履行国际义务,我国于2016年3月1日颁布施行首部防治家庭暴力单行法律——《反家庭暴力法》。在具体制度设计上,顺应国际反家庭暴力立法趋势,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扩展至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并确立了人身保护令制度、告诫书制度、强制报告制度;同时,该法也存在若干局限和不足之处,如未将性暴力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庇护制度尚待完善等。未来我国应适时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及时解决法律适用中呈现的突出问题,切实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论当代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的相互交融

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是国际法的不同分支部门,它们在历史渊源、适用时期与对象、适用目的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然而,基于对个人权利的保障这一共同的价值取向,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出现了日益明显的相互交融趋势,表现为两者在价值观念和具体规范的相互影响、适用范围的相互渗透、叠加适用中的相互补充以及监督和实施机制的相互借鉴。这一趋势对于推动这两个法律体系特别是其实施机制走向完善以及正确认识当代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都有着重要意义。

也谈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以人权教育为视角

在影响国际人权法国内实施程度的众多因素中,一元论和二元论这一传统理论的影响正在减弱,人权文化和人权观念的影响日益突出。人权教育通过传播国际人权知识、培育关于国际人权的正确观念、建立普遍人权文化和鼓励不同层面的人权行动,促进国际人权法在国内的实施。在具体实践层面,既要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人权教育渠道和途径,也要积极推动国内教育和考试改革。此外,考虑到国际人权法的特殊性,在推动国际人权法教育时,还应牢牢把握国际人权法批准与实施过程中每一个适于人权教育的契机,其中最重要的是公约批准前后的讨论和实施中的定期履约报告制度。

论国际人权法的产生和历史分期

无论是"二阶段论"还是"三阶段论",学者们大都回避国际人权法的产生问题。国际人权法的产生,必须同时符合三项标准:其一,以国际人权条约的形式确定缔约国应当遵守的人权标准;其二,依法建立专门负责监督该人权条约实施的国际机构;其三,建立法定的监督程序。以此为标准,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保护制度和国际联盟的少数人保护制度标志着国际人权法的产生,尽管它们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国际人权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产生和初步发展阶段、全面发展阶段。

国际人权法与我国的死刑政策的调整

尊重、保护生命权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 ,并已成为了国际人权公约一项重要内容。二战后国际组织通过起草与制定国际公约来限制、废除死刑的适用。限制死刑直至废除死刑是国际公约对死刑的基本态度。在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后 ,遵守《公约》的要求将转化为我国的国家义务。我国应及早对现行死刑政策进行调整 ,为《公约》

国际人权法视角下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权的保护

由于人们对少数民族语言权存在的诸多偏见,使其长期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造成许多语种消亡或濒危的现状。随着国际社会对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认识的加深,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权的国际文件越来越多。本文旨在分析少数民族语言权的国际保护标准,对中国制定语言政策和保护语言权的规范提供参考。

国际人权法与基层治理:以儿童权利为例

保障人权、实现良法善治是基层治理的目标。法治思维和法律方法在基层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人权法使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更紧密的联系。国际人权法具有产生法律义务、承载道义责任和蕴含法律文化的三重作用,可以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国际人权标准的实现主要依靠国内的努力,特别是基层社会的努力。因此,国际人权法的实施与基层治理具有密切的联系。本文以儿童权利为例,阐明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国际标准与本国国情及当地实际相结合,可以更好地促进基层治理、保护人权,也有助于形成先进的治理经验,促进国际交流和相互借鉴。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理念与制度模式——以国际人权法为视角

国际人权法上的少数人主要指一个国家内部拥有民族、种族、宗教或语言上特征的少数人群体。少数人权利保障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对待少数民族或种族、社群的政策和做法问题。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基本理念是平等和多元,且平等应指实质平等。少数人权利的保护模式主要有同质化、同化、平等整合、不平等整合、融合和分裂等六种做法。我国的民族自治政策是平等整合和多元主义相结合的一种制度模式。实际的法律执行过程需要强化实质平等理念的教育,以适应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需要。

试论国际人权法中的救济权

国际人权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是指对基于保护人类固有的尊严而产生的人权形成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和。国际人权法的产生是人权保护国际化的结果,而人权保护国际化主要是从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后逐渐完成的,主要包括各种条约和习惯法以及各种宣言、准则和决议等,是当前的国际热点问题埃及动乱和叙利亚问题引起了笔者对该概念的关注。笔者试图对当前理论和实践中国际人权法中的救济权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中国对此问题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的成果和发展进行分析,以期对我国在救济权理论方面的研究有所助益。

论国际人权法的国际执行措施

论国际人权法的国际执行措施班文战国际人权法的国际执行措施泛指有关国际组织或机构借以监督、促进和保证国际人权文件的执行和实施的各种措施和程序。长期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个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就此类国际措施和程序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等问题展开了...

从国际人权法看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

本文对有关个人国际法地位的学说进行比较分析,主要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对构成国际法主体各个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个人通过国际人权公约享有国际上权利,承担国际法的义务和责任,并根据国际人权保护机制拥有一定国际求偿能力,因此应该承认个人在国际法上具备了有限的主体地位。

国际人权法的实施模式分析

国际人权法现在有以下几种实施模式:一、禁止奴隶制公约模式;二、禁止灭绝种族公约模式;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模式;四、欧洲人权公约模式;五、各国法院执行国际人权法的模式;六、国际社会直接干预的模式。这些实施模式各有千秋,都还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在国际人权法背景下看中国的儿童权益保护

儿童期是人们的心理、生理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我们必须要重视儿童权益的保护问题。近些年,中国不断完善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是相较国际而言,中国的儿童权益保护法还不是很健全,所以如何在与国际法接轨的前提下有效地保护儿童权益,成为现阶段我国儿童权益保护工作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