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冲击规模和好坏波动的非对称性分析

近年来,国内外金融市场间的联动和风险传染日益增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金融体系产生愈发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在极端风险事件冲击下,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更加显著。文章选取四种代表性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通过计算已实现半方差将其波动率分解为好波动和坏波动以区分由资产价格上涨和下跌带来的波动,进而采用基于条件分位数的溢出指数方法,研究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特征。结果表明:第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且在不同冲击方向和冲击规模下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正常状态下的风险溢出主要由坏波动驱动,而极端状态下主要由好波动驱动;第二,极端状态与正常状态下的风险溢出走势存在较大的差异,极端状态下风险溢出水平远高于正常状态;第三,方向性溢出在总波动、好坏波动上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且与国际金融危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极端经济金融事件密切相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工业金属市场的好坏波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显著增强,外汇市场接收的溢出最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防范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风险溢出,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

文章采用TVP-VAR-DY模型考察了国际大宗商品与我国金融市场间的时变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静态溢出效应分析表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我国商品市场间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最大,其次为股票市场。(2)方向性溢出效应分析表明,与极端风险事件关联性更高的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以及我国商品和股票市场呈现更加显著的时变特征。(3)净溢出和净配对溢出效应表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我国商品和股票市场属于风险的净传递者,且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我国商品、外汇、股票市场的净配对溢出指数更高。

金融危机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大量经验数据,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给我国货币政策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会对我国货币需求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通过影响我国大宗商品现货和期货市场,进而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机制已逐步形成。

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双向溢出效应——基于BEKK-GARCH模型和溢出指数法的实证研究

大宗商品的金融化改变了其传统定价机制,不从市场间和市场内产品间全面地研究大宗商品价格的溢出效应就很难抓住商品价格溢出效应的本质特征。基于原油、天然气、黄金、银、铜、铝、小麦和玉米8种代表性商品,以及股票指数、债券指数、美元外汇、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4类金融资产的价格数据,本文通过建立非对角的BEKK-GARCH和Diebold构造的基于VAR模型的溢出指数方法,从收益率和波动率两个视角研究了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双向溢出关系。结果发现:(1)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双向溢出效应;(2)收益溢出与波动溢出的特征与变化趋势有很大不同,这些差别与全球性危机和商品市场状况相关。基于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应从商品金融化的视角调控监管商品价格。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我国物价的时变冲击

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我国物价的时变影响。研究发现,近年来全球工业投入品和燃料价格变动对我国物价的影响明显减弱,而全球粮食价格对我国物价的冲击仍然较为显著。

全球流动性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基于TVP-FAVAR模型和2000—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别从数量指标和价格指标两个层面测度全球流动性,结合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和具有时变参数的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对2000—2017年全球流动性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发现:2000年以来全球流动性的冲击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显著,其中以数量指标衡量的全球流动性对商品价格冲击为正,以价格指标衡量的全球流动性对商品价格冲击为负;自2004年开始,数量型流动性冲击对国际商品价格的影响不断增强,在金融危机前后有效推动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2010年以来数量型流动性的驱动作用有所减弱,而价格型流动性的负向作用在危机时更明显。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国内通胀的影响研究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能源、基础原材料等国际大宗商品的依存度较高,因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通过进口渠道向国内传导,对我国国内的物价水平造成较大冲击。本文在使用Bai-Perron方法检测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两个结构性断点的基础上,采用变系数VAR模型(TVP-VAR)分析了不同阶段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我国价格水平的传导是否存在差异。采用SVAR模型研究了大宗商品价格向国内物价传导的结构性特征。结果表明:CPI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脉冲响应存在阶段性差异,PPI的脉冲响应趋势基本一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弱化大宗商品价格向CPI的传导;大宗商品价格和其他宏观冲击对物价变化的相对重要性在金融危机前后出现明显转变。据此,本文建议提高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建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预警监测机制,增强大宗商品供给能力和定价权,发挥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波动溢出网络视角

本文基于TVP-VAR动态溢出模型考察了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中国金融市场间波动溢出的动态联动效应与风险传递机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如何运用DCC-GARCH t-copula模型对冲与防范来自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风险传染效应。本研究发现:(1)国际贵金属、工业金属市场处于信息先导地位,是风险溢出的首要来源;在极端风险事件冲击下,风险净溢出效应的分布区间具有波动性、方向非对称性及随机性,风险传染效应显著提升。(2)波动溢出网络结构变迁存在显著的“事件驱动特征”与“区域性特征”,在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波动溢出网络结构会发生突变,且新冠肺炎疫情对波动溢出网络结构的冲击效应更大;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内部始终存在稳定且广泛的风险共振关系,而当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受到冲击时,中国金融市场间较易出现广泛的风险联动,且同一区域内以风险共振为主导。(3)在对冲来自国际贵金属、工业金属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时,需要积极的投资组合管理和进行动态调整,而不是采用静态策略;配对资产的套期保值效果表明,国际贵金属对冲效果最好的是与国际工业金属形成组合,而国际工业金属与国际软性商品形成投资组合,则可以获得最大的风险对冲效果。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我国物价水平影响测算

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对国内物价造成较大下行压力。本文使用投入产出不完全价格传导模型测算得出,2014年原油、大豆、铜和铁矿石等4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大约拉低我国PPI0.9个百分点、CPI0.4个百分点。2015年,预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依然疲软,可能使我国PPI降低1.2-1.5个百分点,使CPI降低0.4-0.6个百分点。建议我国货币政策适时适度宽松,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用足政策"工具箱",保证物价水平总体平稳。与此同时,应利用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有利时间窗口,加速价格改革进程。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传递效应与中国的通货膨胀动态

本文在Philips曲线设定下,通过扩展该模型实证考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中国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作用。本文在线性模型设定以及Markov机制转换设定下考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中国国内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动态变化不仅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地影响着中国通货膨胀动态,而且个别类别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中国通货膨胀动态的传递效应相对明显。最后,结合经验研究结果,本文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和启示。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至中国上下游价格的时变传导效应

本文采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中国国内总产出、货币政策变量和上下游价格数据,通过构建多个TVP-VAR-SV模型考察了1997—2017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向中国上下游价格的时变传导效应。研究表明,由于受到来自国际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类价格变动趋势异质性、上下游价格传导路径异质性和价格信息传导机制结构性变动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向中国上下游价格的传导效应呈现时变特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国内上游价格传导稳定,但对下游价格传导长期下降,这解释了我国PPI和CPI走势的偏离现象。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和中国应对策略研究

2021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持续上涨的大行情,原油、铁矿石、铜、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创下了近年来新高。虽然2021年底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但在进入2022年后,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以及俄乌冲突的爆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保持在高位震荡的态势,这将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应密切关注俄乌局势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同时加强大宗商品贸易组织协调,进一步保障中国大宗商品进口贸易开展,积极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保障中国经济安全。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CPI的影响及对策

随着中国石油、铁矿石及粮食等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的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不仅对国内市场价格水平造成了很大冲击,还严重危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鉴于此,国家在制定调控物价的相关政策和措施时,应特别注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尤其是要关注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重视防范通胀。

货币流动性因素对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影响

以货币流通量为代表的货币流动性与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货币流动性虽然对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波动存在一定影响(并不特别显著),两者在变动走势中始终保持趋势基本一致的变化,但是货币流动性并不是引起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变动的最主要因素。货币流动性对资产价格具有影响,主要是由于货币资产配置的因素——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作为资产价格之一也是货币资产配置的选择之一。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波动更多依赖于商品的供需关系,货币流动性大小仅是通过货币因素制约或活跃商品交易量而影响价格波动。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对全球范围内不同类型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短期问题和长期挑战,从总供给冲击的角度,基于AD-AS理论框架,分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理论机制;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探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针对不同种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加以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在初期会造成中国实际产出的下降,但是在3个月后将提高国内的实际产出水平;相比于“硬大宗商品”,“软大宗商品”对中国实际产出的正向影响更大;更高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会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且中国通货膨胀对“硬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敏感性整体上略高于“软大宗商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正向波动会通过提高通货膨胀与增加实际产出等传递渠道来提高人民币利率水平,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人民实际汇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天津滨海新区建设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路径探索

天津滨海新区面临着自贸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等多重机遇叠加,肩负着促进天津发展、繁荣京津冀经济圈以及打造成为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历史使命。通过分析天津滨海新区大宗商品交易发展现状,精准定位其建设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优势、劣势以及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结合国际经验对滨海新区建设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进行可行性分析,建议立足天津、放眼全国,近期建设好国际物流中心,中期建设好以贵金属为主的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争取交易的国际定价权。

中国因素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产生影响吗?——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研究中国实际经济产出与货币流动性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路径与程度对于准确识别外在商品价格波动与国内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1998年1月至2017年2月的月度同比数据,选取世界银行提供的能源和非能源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利用TVP-VAR模型分析我国实际工业产出与银行利率变动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工业产出变动对能源价格指数的冲击影响明显大于非能源价格指数,国内利率冲击对国际商品价格指数的影响有限,2015年后大宗商品价格对中国经济变量的冲击反应函数呈现复杂性特征。本文相应政策建议是:第一,在分析国际商品价格,尤其是能源类商品价格对中国经济影响时,要充分关注我国工业产出和银行利率变动在短期内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作用;第二,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要有效识别中国因素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时变特征与阶段性特性,有利于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有效性。

2010年第一季度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分析

受世界经济复苏向好的影响,2010年第一季度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呈现高位震荡走高特点。其中,工业品价格上涨较快,金属、能源、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农产品价格波动相对稳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原因包括:全球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市场的强势复苏,全球美元流动性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美元近期走出疲软以及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不仅加大了中国输入型通胀压力和经济运行的风险,而且也迫使中国必须加速转变发展方式的进程。

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与影响研究

国际大宗商品是实体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对各国经济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作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买家,中国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有着深刻体会。近年来,虽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有所下跌,但依然处于第三个历史上涨周期。自然灾害、新兴经济体需求、宽松货币政策、新技术运用、国际资本炒作和价格传导,都会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鉴于我国对大宗商品有着长期需求,有必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之策。

2019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形势分析与2020年展望

2019年,受全球经贸发展、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宽幅震荡,总体水平低于2018年。综合各因素判断,预计2020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总体将小幅下降,波动幅度将小于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