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演化新特征、影响与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理论界和实践中已有的认识存在明显不足,对其主要领域和特征的本质及其影响分析不透,由此可能导致对战略机遇和挑战把握及应对上的偏差。本文通过对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不确定性的超长期性、超强度性和超常规性本质特征进行剖析,研究其可能的影响,进而对中国稳步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对矿业的影响——在2024(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的主题演讲

首先,分析了国际经济形势和地缘政治的风险所在,提出了矿业投资是长期投资,更需要关注国际环境长期的变化。其次,从经济全球化进入了调整期、发展方式的转型期、技术创新的活跃期和全球格局的变革期等“四期”叠加的发展形势入手,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矿产品的需求、矿业的变化将会加速演进,以及矿业的风险三个方面阐述了国际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对矿业产生的影响。最后,建议在国家层面上还要继续推进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在企业层面上,中国矿业企业要进一步加强战略研究、不断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增强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的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国际环境派生利益探析

国际环境利益公平分配是国际环境正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构成其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以碳排放公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环境利益分配范式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国际社会应对气候治理的时代要求,以环境安全技术惠益分享为特征的国际环境派生利益分享应成为一种新型的环境利益,以应对气候治理的时代之需。国际社会目前高度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提法,其平衡、和谐的意蕴与气候之治相契合,正在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治理提供中国的和谐智慧。分析国际环境正义语境下环境安全技术的合理分享,可拓宽国际环境利益公平分配的广度和深度,进而设计国际环境派生利益合理分享的基本路径和方案。

国际环境领域的软法治理

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条件,环境领域的治理离不开国际合作,在法律领域如何加强国际环境治理是人类面临的必修课题。在国际环境领域中,软法是一种重要的造法机制,软法治理已经在国际环境领域得以实施。从环境领域开始进行国际合作时,国际环境软法就以国际组织决议、宣言、行动计划等形式存在。在国际环境条约、协定等硬法中,也存在软法性因素。国际社会的治理环境和硬法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使得软法治理适应治理现状,软法的示范作用和补充作用也体现此种治理方式的优越性。在当前国际环境领域出现诸多软法治理现象的情况下,我国也应当积极应对,以在国际合作中促进环境保护,谋求人类共同生存。我国首先应当明确国际环境软法的实施方式,其次也要协调国际环境软法和硬法的关系,发挥硬法和软法的作用。

基于Citespace的国际环境法学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如何借鉴域外经验并结合中国本土特色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乃是当前中国环境法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文章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00年以来SSCI收录的2833篇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力求全方位解析国际环境法学研究的热点议题与最新进展。研究发现:(1)近年来国际环境法学研究文献量呈逐年递增趋势,英美等发达国家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相关研究成果亦在逐步增长,但高水平、高影响力的文献尚不多见。(2)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环境政策与法律、国际环境协定与全球环境保护、环境要素与环境保护行为、环境权利与环境正义、清洁能源发展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等多个方面。这表明在可持续发展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指引下,环境保护领域各类法律议题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3)未来中国环境法学研究应综合运用规范分析、计量分析及实证分析等方法,不断丰富研究范式;逐步拓宽研究视野,拉伸环境法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同时,加强对环境正义、环境权利等基础性学理问题的探讨,厚植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本土特色。

多元技术进步路径与工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国际环境的调节作用

探讨了内外源技术进步路径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考察了国际环境的调节效应。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自主创新能够显著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而直接技术购买、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等3种技术引进路径均对工业高质量发展无直接促进作用,但直接技术购买与自主创新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协同效应。(2)国际环境通过强化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协同作用对工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其中对外商直接投资路径的调节效应最强。(3)进一步讨论发现,与发达国家间的国际关系体现出更强的调节效应,这说明国际环境是通过影响引进技术的水平而发挥作用的;本土创新质量提升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强。上述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仍保持稳定。研究结论为我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靶向性启示。

就业促进还是就业抑制:对接国际环境标准与企业劳动雇佣

对接国际环境标准是推进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和更深层次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该研究以ISO 14001环境标准为准绳,创新性地构建了对接国际环境标准的评价体系,并运用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探讨了对接国际环境标准的就业效应。研究发现:①对接国际环境标准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雇佣,表现为“就业促进效应”。②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对接国际环境标准的就业促进效应是通过经营风险机制和资源获取机制实现的,其中经营风险机制表现为降低了企业环境处罚、企业环境税收等政策风险,供应商集中度、客户集中度等供应链风险;资源获取机制表现为提高了企业政府补助、企业信贷融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等资源获取。③边界条件分析发现,当产权性质为非国有、行业竞争激烈以及金融生态环境较差时,对接国际环境标准的就业促进效应更显著。④拓展性分析表明,对接国际环境标准显著优化了企业劳动力结构,表现出企业劳动力学历结构和岗位结构明显改善;对接国际环境标准的就业促进效应具有市场溢出效应,表现出市场类型为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企业劳动雇佣均明显增加。该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①政府层面,加快对接国际环境标准,推进国内和国际环境标准的协同联动,改善劳动力市场。②企业层面,积极对接国际环境标准,扩大劳动力规模,优化劳动力结构。③劳动者层面,优化对接国际环境标准新形势下的择业就业观,提升就业竞争力。

国际环境法中非国家参与者主体地位的理论探析

在传统主体理念的背景下,国际环境法的主体仅限于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但随着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在当今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凸显,固有的主体论受到很大冲击。在系统总结和概括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这两种非国家参与者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现有地位、局限性与理论争议的基础上,认为应有限地承认其主体地位。这不仅符合法律主体扩大化的法理趋势与国际环境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也具有发扬全球环境治理模式、顺应市民社会发展和人权保护潮流、肯认非国家参与者实际作用的现实意义。因此,应通过灵活的定义选择、构建地位不平等的多元法律主体谱系、创设特殊主体资格承认的具体条件等路径,打造有限承认非国家参与者主体地位的具体模式,适当扩充现有国际环境法主体范围,使非国家参与者的主体地位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彰显。

论“善意原则”在国际环境权利行使中的适用——以国际环境争端解决为视角

“善意原则”兼具“道义”与“规范”双重属性,支配着国际环境法义务的设立和履行。基于超越国界的全球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及频发性,“善意原则”在相关各方的国际环境权利行使方面表现为“禁止环境权利滥用”,强调各方权利与义务间的协调及相关利益冲突的合理平衡。同时,由于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以及为了有效实现国际环境治理的需要,作为一项国际环境法的一般法律原则,“善意原则”广泛适用于国际环境争端解决,要求相关各方合理且善意地行使国际环境权利,通过确立国际环境权利与义务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而确定各国际环境法主体行使其环境权利的界限,使相关各方的环境权益保持合理的平衡,为国际法院和国际法庭裁判相关国际环境争端提供价值尺度。

环境关心:国际环境政治的社会学维度实证分析

国家富裕程度与环境关心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环境政治相关学者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贫穷国家的国民表现出程度较高的环境关心,且高于发达国家。然而,详细分析国际社会调查项目和地球健康调查项目的数据发现,环境关心的影响因素具有多维性,而且不同维度的影响因素间会产生互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民众对地区性环境问题的关心呈现负相关,而与民众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关心呈现正相关。环境关心对于合法化的机制建设影响很大,但是对个人环保行为的影响却仅为中度。生态环保税收制度、碳排放许可制等类似机制会促进民众加强环保行动。然而,制度建设必须被民众接受才可能发挥作用,至少在西方国家,选民变革环境法律和制度的政治意愿从根本上决定环保制度建设。

考虑公众参与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的三角模糊博弈分析

推动公众参与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平台,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加大企业环境治理的驱动力。如何在公众参与下使企业环境治理动机能够更加积极是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面临的重要一环。本文结合三角模糊理论和博弈论,构建了公众参与下企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公众监督与企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博弈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互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健康损失赔偿、公众参与监督成本、公众好感度增加而给企业带来的隐性收益以及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前后的收益差、成本差等因素均对企业是否决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起着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验证了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在降低信息不对称中的重要作用,拓宽了从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视角降低环境信息不对称的研究领域,从而能够促进企业实施绿色环境行为。最后,利用三角结构元法和可能度方法为具体数值算例求解,并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加以验证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及可行性。

中国周边国际环境再营造

当今人类社会面临一系列巨大而严峻的挑战,全球性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的发展也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期。面对美国的全方位战略遏制、竞争与对抗,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思路,是对当前和未来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国际环境进行再营造。中国具有营造良好周边国际环境的基础和经验,应将周边国际环境再营造作为我国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点。要贯彻中国周边外交理念,实现“民心相通”,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平台,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气候灾害防治之国际环境法机制探析

极具突发性、多样性和极端性的气候灾害造成的损失损害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迄今,国际社会虽然对于气候灾害防治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十分注重气候灾害的预警与防御、国际协作等机制的构建,但于应对气候变化之不利影响尤其是气候灾害所致损失损害的防治上,在相关政府间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统筹协调、系统性和执行力、资金支助以及“南北合作”的主导性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对此,国际社会应以预防原则为圭臬,以“华沙机制”为中心,加强国家之间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间的协调,细化“华沙机制”的相关规定,并于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损害责任范畴内加强气候灾害防治之能力建设,以切实推动气候灾害防治之国际环境法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环境公益诉讼纳入国际环境公约履约体系的路径研究

完善环境立法与执法是我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等国际环境公约的传统方式,相比之下,环境公益诉讼在国家履约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未凸显。将环境公益诉讼确立为一项常规履约方式之外的补充手段在法理上符合国家履约的形式要求,在规范上存在恰当的解释空间,在实践中展现出履约意愿与履约实效。考察我国实践可见,环境公益诉讼能以国家司法力量驱动公约义务履行,有助于更好地落实国际环境公约的目的与原则。将环境公益诉讼作为补充的履约手段纳入国家履约体系,可以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为全球环境治理注入中国司法力量。

复杂国际环境感知和爱国情感:北京居民对2022年冬奥会的支持度研究

本文研究居民对大型赛事活动的支持度是否会受到个体情感因素的影响。引入“爱国情感”这一变量,探讨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爱国情感、复杂国际环境感知与居民支持度三者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爱国情感与居民支持度呈显著正相关;(2)复杂国际环境感知在爱国情感与居民支持度的关系中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3)个体置身于国家群体中,当个体对复杂国际环境的感知增强时,爱国情感得以强化,居民对大型赛事活动的支持度会进一步提高。

以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推进空间碎片治理

当下,空间碎片领域面临着空间环境恶化、减缓战略停滞和主动清除计划饱受争议等现实问题。在现有外层空间法律规范不足以应对碎片问题的前提下,通过适用在地球环境治理中表现卓有成效的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能有效补充与深化外空空间碎片治理理念。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对空间碎片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能填补空间碎片治理法律原则的缺位,有力应对治理困境。将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延伸适用至外空环境、推动碎片治理软法的出台,坚持适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预防原则、无害原则以及国际合作原则,能为空间碎片问题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

国际环境法主权规制研究:义务本位的规制路径及其实现方式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传统的“绝对主权”与全球环境治理一体性之间的冲突,建立在权利本位基础上的主权让渡理论无力解决国际环境法中国家主权规制不力的问题,也难以促进国际环境法体系适应全球环境问题变化所需的良性变革,让渡主权会破坏主权的完整性,降低主权国家治理环境问题的效率,并且缺少接受让渡的适格主体。应当在维护国家主权权利完整性不受侵犯的基础上,确立国际环境问题治理规则体系的义务本位,并在义务本位的基础上要求国家主权接受相关国际法规则中的义务约束。义务本位的确立应当重视国家责任制度,注重发展一般性义务规范及其国家责任,还应重视一般国际法体系的建设,在法律模式选择上,不盲目追求“强制度”路径,以“弱制度”“强约束”的目标效果指导国际立法实践。

国际环境法中的风险预防原则

从目前来看关于风险预防原则国际上没有一个准确的统一标准。一般来说风险预防原则核心的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能造成的危害的严重性,二是造成的危害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性,三是符合本国国情以及利益。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而无法避免或控制的可能性、机会和威胁,这种现象称之为“不确定”或“潜在危险”,它既可以发生在人身上,也可发生在物上。风险预防原则不仅是国际环境法中最重要的原则同时也被其他国家采纳作为一种习惯法但是仅停留在习惯法层面,还没有得到各国的法律认可。目前,我国也将风险预防原则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在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中均有体现风险预防原则。在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当前,在国内法中确立风险预防原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国应当完善相关的风险预防原则的立法,从而更好地预防环境问题的出现。

走出国际环境合作的“囚徒困境”——以20世纪初《英美保护候鸟条约》的争论为借鉴

1916年《英美保护候鸟条约》的签订,引发了美国社会不同群体的巨大争议,其内容涉及国际环境合作、联邦缔约权与州权的关系以及公民利益与全球环境利益的冲突等问题。这场争议表面上看是鸟类保护主义者与反环保主义者之间的论战,但却反映了民族国家利益与国际环境合作冲突所产生的“囚徒困境”。虽然该争议最终以最高法院在密苏里诉霍兰德案中的裁决而告一段落,但它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以《英美保护候鸟条约》的争论为借鉴,各国政府只有改变其逃避自身国际责任的单边主义心态,才能携手合作走出国际环境合作的“囚徒困境”,最终使全球环境意识深入人心。

中国式生态文明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探析——以国际环境教育先进经验为借鉴

中国式生态文明教育以学校为教育阵地,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教育宗旨,对于培养生态新人、完善中国高质量教育体系、提高学生生态素养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教育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重视程度不够、系统规划缺失、认知不足等原因,仍然面临形式化、简单化、表面化的发展困境。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借鉴国际环境教育先进经验,中国可从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健全体制机制、继承传统生态智慧、系统规划教育体系、提升教师生态素养、建设生态文明模范学校和推进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构建生态文明教育高质量发展方略,从而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的人才、知识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