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制造业兴衰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从国际经济秩序演进历程看,秩序调整与世界政治领导国国内制造业兴衰紧密相关。制造业兴衰影响大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而影响其在不同国际秩序中的利益。在制造业成长阶段,英美两国均试图建立重商主义的国内或国际秩序,以促成本土制造业发展;在制造业成熟阶段,两国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秩序构建;在制造业衰落阶段,两国面临日益增大的保护主义压力,同时积极推进以金融自由化为重点的秩序构建。依托制造业优势地位,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中国逐渐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性力量。

从国际粮食问题会议到世界贸易暨就业组织会议——中国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

盟国重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始于1943年国际粮食问题会议,其后又历经布雷顿森林会议、世界贸易暨就业组织会议,最终搭建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框架。从国际粮食问题会议起,中国参与了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全过程。虽然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但中国仍在若干重要规则上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建言,尽可能为工业落后国家争取了一定的发展环境。很大程度上,中国在国际经济问题上的发言权得益于政治上的四强地位。

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与法治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如何实践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命题。随着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扩散和转移,国际经济秩序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国际经济秩序的法治化将国际经济发展中形成的规则体系化,国际硬法和软法的结合反映了法治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特征。在多边主义模式面临困境的情况下,RCEP为亚洲区域主义提供了规范基础。全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正在影响国际经济秩序。中国从全球治理的边缘走向中心,将持续推进全球经济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

国际经济秩序下“食品工厂设计”课程建设的思考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对我国食品工厂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食品工厂设计”课程特点,分析现阶段该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通过交流、合作、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利用多媒体课堂、启发式和任务式教学、多种课程考核方式,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以期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综合素质,为培养具有生产实践能力的优秀学生提供思路和方法。

探讨大变局时期国际经济秩序问题的力著——评《国际经济秩序合理化研究》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课题,发人深思、令人警醒。程恩富、孙绍勇主编的《国际经济秩序合理化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一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功底,深入回答了什么是国际经济秩序合理化、为什么要推进国际经济秩序合理化、怎样推进国际经济秩序合理化进程等一系列问题。

经济危机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

本文以国家和市场为动力,以国际权力结构、国际经济制度、国际经济主导思想三个关键变量为维度,构建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分析框架,并在这一框架指导下考察二战后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冲击,深入探讨国际经济秩序在国家和市场双重力量推动下演变的原因、路径和趋向,以期发现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

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定位及战略选择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体量逆市上升，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总量跃居全球首位，我国与外部深度融合，外部经济体波动或者国际经济规则的调整都可能对我国造成巨大影响，我国必须加快对外谈判以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危机以来倡导贸易自由化的美欧发达大国率先挑起贸易保护，“中国威胁论”等持续升温，我国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

国际经济秩序“导向”分析

以"导向"为标准,国际经济秩序的演进过程可大体分为"实力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规则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公平价值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三个发展阶段。二战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实力导向的,虽然法律规则并非不起作用,但缺少约束国家行为的多边国际法规范。二战之后确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了规则导向,但这些规则依然是相关国家实力博弈的结果。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仍应以法律规则为支撑,但支撑国际经济秩序的法律规则应体现公平价值。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国际社会中某些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将引导国际经济秩序逐步走向公平合理。

公共产品与国际经济秩序:起源、当前挑战与重塑

自由主义下的世界经济经历过两次失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是建立在霸权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设计”和“提供”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从建立之初便带有“结构性权力”的色彩,反映了霸权国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交易成本的升高,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与促进合作等功能性服务提供方面的意愿和能力已大幅下降。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私物化”行为造成的公共产品供给困境使得发展中国家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产生质疑。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均的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正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为应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中国应通过创新供给模式的方式进行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贡献。

国际秩序始于国内——领导国的国内经济秩序调整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20世纪的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了三种主义与两次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替代了"古典自由主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又替代了"嵌入式自由主义"。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本文试图揭示:国际秩序源于国内。领导国国内经济秩序的调整会扩展到国际层面,并成为国际经济秩序。领导国是国际秩序的发起者、推动者与受益者。正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新政"秩序逐步扩展为二战后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逐步扩展为"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于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符合领导国的国家利益,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

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困境与中国方案——兼论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特征;从历史演进看,西方强国为维护本国利益会阶段性地从自由主义偏向保护主义,但长期来看自由主义仍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基调。当前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偏离具有矛盾性,表现为在全球发起贸易争端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新的经贸合作,其实质是在政治周期、新兴国家崛起、发展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寻求利益再平衡。在此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将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而且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未来世界经济将呈现多元化、多层化和复合化的格局,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不仅要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还应对国际经济秩序作出顶层设计,贡献中国方案在多边经贸体系框架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理念,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实践基础,积极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运行,并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改革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合作共赢升级。

论碳排放博弈与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

人类活动导致碳排放急剧增加,从而导致地球气温上升。按照现在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速度,在2100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将达到将近1000ppm。世界各国合作从现在起到2050年期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额将不超过8000亿吨。如果发达国家在1990年水平上碳排放减少80%,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会维持在450ppm。在2050年以后,全球进一步合作继续减排,到2100年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则将维持在540ppm。

刍议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重构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对国际经济旧秩序进行改革与完善势在必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共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以逐步推动建立公正、公平、健康、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理论与现实——基于结构化概念的分析

国际秩序是观念、制度和权势在特定国际环境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事务中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会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重要影响,甚至不同程度地改变国际经济秩序。本文致力于通过学术探讨改进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一是从结构化概念和系统科学的角度解析国际经济秩序,构建文章的主要分析框架,包括基本层的本质含义和生成维度、第二层的狭义与广义环境和第三层的质化指标。二是总结“观念-制度-权势”三维机制,探讨观念、制度和权势生成国际经济秩序的运作机理。三是着眼于国际经济秩序的构成要件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生产过程中的外部环境、霸权国与大国的作用,分析国际经济秩序的可变性与可塑性。四是根据国际经济秩序在上述环节中的可塑性和“观念-制度-权势”三维机制,探讨中国提升国际地位、增强战略能力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现实路径和有效措施。

后疫情时代的逆全球化与国际经济秩序探索

针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秩序发生的新变化,对历史时期两波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及发展方向进行分析,在论证WTO改革的基础上,对疫情冲击与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与改革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经济全球化并不能使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平均受益,反而会使收入在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出现两极分化,在两次全球化的兴衰周期中,收入不平等的周期性特征在多个国家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性冲击,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在逆全球化的紧迫压力下,各国都希望将WTO的改革落实在具体的行动、相关条款的修订和增加的进程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应积极参加全球价值链的整体循环,也要营建以中国产业、中国技术为主导的区域分工体系,还应坚持深化经济改革,建立高水平开放的多层次平台,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积极倡导者和模范的执行者。

美元霸权与国际经济秩序演变

美元霸权下的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核心。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霸权,而美元霸权的内在矛盾却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牙买加体系时代,美元霸权因路径依赖和相对强势得以继续维持。后金融危机时代,新兴大国经济迅速崛起,美元霸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元霸权成为美国掠夺他国财富的重要工具,它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增加了国际金融风险,制约了国际经济秩序向着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演变。因此,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成为当前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目标。

国际经济秩序演变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政策日趋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选项,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给未来世界经济带来诸多不稳定与不确定性。在世界格局发展的重要历史拐点,延续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成功应对"百年变局"的挑战意味着我们仍然处于历史发展的机遇期。回归经济基础层面,从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视角来把握"百年变局"是根本。"战争悖论"使得过去的"百年变局"由资本主义殖民体系转向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未来的百年之变一定意味着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和完善。因此,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运行、变化、走势及矛盾的判断是关于世界经济未来的最根本问题。

20国集团变革国际经济秩序探析

20国集团成功应对了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变革国际经济秩序也是20国集团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从20国集团的构成来看,以20国集团为载体变革国际经济秩序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成员国协商国际秩序的变革从而构建新的"协商秩序"提供了平台,并成功促进了国际金融秩序的变革。尽管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但20国集团变革国际经济秩序首要平台的地位和作用不会改变。

国际经济组织与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组织与国际经济秩序杨泽伟＊国际经济组织与国际经济秩序关系密切，国际经济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国家之间经济联系日益频繁、经济生活日趋国际化和一体化的产物。而...

试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必须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结构进行深入改革,改变发达国家主导国际经济发展的局面,彻底解放新生经济力量和经济因素,形成多极化格局和相互制衡的国际经济体制,并对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建立新的国际经济—金融体制,有效保证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才能保证国际经济的公正平等和良性运行与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