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所呈现的清前期在台湾地区设立土司之议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乾隆九年(1744年),清朝统一台湾地区后的六十余年间,闽台官员先后五次提出仿照施行于西南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在台湾地区“番族社会”设立土司,其中康熙朝两次,雍正朝两次,乾隆朝一次。前三次均为“私议”,第四次为南澳镇总兵许良彬的奏请,虽直达“天听”,但均未纳入清政府决策程序加以讨论。乾隆九年,福建布政使高山奏请在台湾地区“熟番”中设立土司,则经过户部议准、乾隆帝允行,再到闽浙总督马尔泰等提出反对并获乾隆帝支持的反复,前后历时近一年,最终被否决,相关讨论由此画上句号,此后再无人提及在台设立土司之事。本文拟通过档案文献厘清这一历史过程,并从雍正朝西南边疆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土司制度的发展变化,结合同时期川西北“番族社会”设立“流职土司”情形,审视高山奏议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特殊历史价值。

清代土司安插类型、特点及其影响研究

“土司安插”是清廷为了加强土司区统治,提升土司区各民族对王朝国家认同实施的重要措施,类型有自请改土归流土司安插,罪革土司安插,土目、土司后裔安插和新置土司安插等。朝廷除通过对安插异地的土司赐官、予地、安置住处等保障其生存权外,同时还积极对其宗族实施安抚,对其家庙、宗墓进行保护。措施的推行不仅巩固了朝廷在土司区的统治,提升了朝廷在土司区的威望,也维持了土司区民族关系的稳定。深化其研究,对于理解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内涵,以及清代西南诸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有着积极意义。

土司个案研究的重要突破——评葛政委《向心的边缘: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传统中国“齐政修教、因俗而治”治边理念的具体实现。在不同地方和不同历史时期,土司制度实施程度和制度形态各不一样。土司研究若要深入,就需要积累不同类型、“解剖麻雀”式的土司个案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向心的边缘: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是代表土司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

责任、权力与情欲:明代西南土司家族女性研究

对明代西南土司家族女性群体进行画像,可以聚焦责任、权力与情欲三大核心要素。土司家族女性的职责使命依据其身份主要分为三种:女土官——地方政权运作维系者,土司夫人——家庭责任承担者,土司女儿——家族政治联姻结盟者。土司家族女性对权力的态度与其为人处世风格、追求目标息息相关,她们作为一支重要的地方势力对土司继承权的态度大致分为三类:主动捍卫、守住继承权;不迷恋,主动返还权力;未获得继承权,千方百计争夺权力。明代不同土司家族女性对职责使命的认知、对忠义精神的体悟,对情感欲望的感知程度不一,家庭、社会与自我在其心目中所占分量不一,因而在具体实践中做出各自不同的抉择,发挥不同的作用:有的女性为保护家族男性世系传承稳定竭尽所能做好家庭主事者,有的女性受忠君爱国意识浸润甘做社会秩序维护者,有的女性沉溺于私人情欲放纵个人欲望成为家族地方动乱的肇事者。

空间生产与场所重构:景观人类学视角下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随着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的联系日益紧密,土司文化遗产景观的保护力度和保护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并取得较好的保护成效。然而,在保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土司文化遗产景观的真实性弱化,“空间”营造面临困难,“场所”精神日渐式微等等。从景观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当前土司文化遗产景观保护工作应重点加强整体性保护、多元主体保护,倡导“见人见物见生活”原则,坚持“多相景观”发展理念,从而进一步推动土司文化遗产景观的保护和发展。

明代中央王朝与播州杨氏土司的文教互动研究

中央王朝与治下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文教互动是巩固国家大一统局面、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性的具体体现。明代中央王朝为强化对播州的统治,在“以夏变夷”“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下,与播州杨氏土司展开了积极的文教互动。在双方互动中,直接或间接、明里或暗里展示出各自的利益诉求与博弈。这些诉求与博弈客观上为双方构筑起了彼此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合理空间,促使双方在儒学建设、儒学教育、史学教育和凶礼等方面总体展现出自觉、有序、和谐、积极的发展态势。双方的文教互动不仅提升了播州官民对中央王朝文化、政治的认同感和接受度,强化了明代中央王朝对播州的统治,也促进了播州杨氏土司的政治存续和播州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土司制度与王朝国家的治理

受制于落后的交通和信息技术,传统国家治理的模式迥异于现代国家。广土众民的传统中国,长期以编户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但在边远且有着自身“君长传统”与“毋君长传统”的西南地区,中央王朝总体上是用一种接近领地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即便在所谓“改土归流”之后的地区,常常也存在“土流并治”的情形,或者即便制度上已无土官,但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容忍过去土司政权中享有权力者继续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同时,在内地流官治理的地区,士绅、宗族、胥吏等也常常控制着地方社会并世袭权力,因此土司制度与内地以编户齐民为核心的流官制度虽有较大差异,但也不无共通之处。

中国土司世界文化遗产文献资源网络数据库的构建

以中国土司世界文化遗产文献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网络数据库的构建思路、内容、方法、意义进行了分析.网络数据库构建包括文献收集整理、内容标注和描述、设计框架结构、平台搭建、数据录入、申请注册域名等过程.该数据库可以系统且完整地呈现中国土司世界文化遗产文献,为土司文献的检索和利用提供便利,为土司遗址的保护和开发提供文献依据.

“土司可以出任流官”辨

土司与流官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绝无互相改变身份之说。而在土司问题的研究中,有“土司可以出任流官”的说法,对此有必要加以辨析。主张此说者所举例证,误将历史文献中的记载解读为土司可以出任流官,这与其对明清职官制度中相关概念把握不当有关,未弄清楚加官、加衔、散官、勋官、赠官的内涵,将其与职事官混为一谈。在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后,清政府为实现对土司地区的直接统治,除改变“土流并治”的具体内涵外,还采取了管理流官的方式管理土司,突出反映在对仿流官职衔增设的不准世袭的土弁、土屯官和“流职土司”的管理上,这些不准世袭的土弁、土屯官和“流职土司”实际上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土司,但绝不意味他们可以出任流官。“土司可以出任流官”的说法是不妥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边疆族际政治整合逻辑:基于云南那氏土司的探讨

五千年璀璨的华夏文明源自多民族的共同缔造,是包括边疆族际政治整合、中华民族发展凝一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真实写照。西南土司制度历时近千年,云南那氏土司兴衰是土司制度变迁的一个缩影,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权力合法性来源、经济文化发展驱动、人地关系矛盾等,都是认识历史上中原王朝边疆治理,特别是西南边地治理的极好材料。总结分析边疆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逻辑和驱动因素,探讨其历史必然性规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显著的现实价值。

“土司有汉人”辨

土司中有汉人吗?或者说,元明清政府会让汉人去担任土司吗?其实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由于一些土司的族谱声称自己是汉人,其先人来自中原,因此当今的研究者也有人认为土司中有汉人。如谓:“土司并不完全出身于少数民族,土司政权并非少数民族独专。‘汉裔土司’既是客观历史状况的反映,也是主观建构和认同汉民族的结果。”①尽管有诸多学者对此提出疑问,并进行订误,但其影响仍在。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

明清时期白山土司官族教育的多维透视——以《白山司志》为中心的考察

《白山司志》作为一部专门记述白山司域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作,其中部分史料真实反映出明清时期白山土司官族教育的历史情形。白山司域统治者对官族子弟的教育极为重视,通过派送子弟入官学学习、培养崇文重教家风和营造人文环境等方式对官族子弟进行教育,旨在提高整个白山司域官族的文化素养,进而逐渐融入汉文化知识体系中,构建国家认同意识。明清时期白山司域官族教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社会等级特征,对官族的教育侧重提升土司承袭人的文化水平,而将科举取士作为次要目的。以《白山司志》为中心对明清时期白山土司的官族教育进行多维度探析,不仅为区域教育史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而且还为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微观切入点,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营造尺复原的土家族土司建筑断代与营造系统类型探索

土家族土司建筑采取既非官式、也非民居的地方做法,对于历史文献不足、建筑型制系统暂未明晰的地方建筑来说,断代面临难题。通过营造尺复原,建立营造尺序列,据此推断相关建筑年代,探讨土家族土司建筑年代一种判定方法的应用。针对本地区不同营造尺并行现象,提出在官式与民居建筑之外存在另一类地方高级建筑,或可称之为“地方官式建筑”,分属不同营造系统。这一探索有助于深化地域建筑断代研究、厘清我国传统建筑营造体系类型。

媒体融合时代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土司遗址”网络文献探究

网络世遗土司文献分布在政府及其管理部门网站、研究机构专题网站、新闻机构网站以及机构或个人发布的自媒体平台之中。内容包括考古发掘与遗址推介、考察指导与工作研讨、申遗工作动态、遗址保护与开发利用、世遗土司研究等方面。网络世遗土司文献的价值意义在于:提升了土司遗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中国其他文化遗址的申遗、保护、开发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助力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丰富完善世遗土司文献资源体系。

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的西南实践:以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传统时期王朝国家治理在西南地区展开的一个重要制度。通过考察容美土司种种所谓“非理越份”的僭越之举,本研究强调如下三点:其一,土司制度的推行并不意味着西南“自相君长”传统的消失,而是制度与传统的共舞,并呈现出“土王”相当大的主体性;其二,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传统的延续是当时为不同类型的人群所共享的一种观念,也是王朝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建立的弹性、多元与包容的疆土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不能被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所桎梏,想当然地视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的阻力。事实上,他们先于中原王朝而在其治域内用一套挪用、模仿内地州县的制度与机制,整合土民,为后改土归流时代王朝国家实施州县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土司军事征调动因研究——以“保靖土司”军事征调为例

为更深入了解明代土司军事征调动因,以明代“保靖土司”军事征调为例,对其军事征调的相关因素进行梳理,认为保靖土司参与明廷军事征调,不仅是由于当时政治局势的动荡,明廷从而对土司的治边政策进行调整,还得益于土司区的治理架构促使其自发征调,这一系列的军事征调确保了明廷政治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近三十年国家社科基金土司类项目立项及研究趋势分析

文章以1991-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有关土司类研究的立项项目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立项项目类别、学科分布、项目单位、地域分布等内容进行统计分析。运用Textmining6.0文本挖掘软件对立项项目高频词进行统计,并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已发表的阶段性成果进行分析,绘制关键词共现图、关键词聚类图、关键词突现图。综合两者生成的词频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当前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改土归流、明清时期、文献整理与研究、土司制度、国家认同、西南地区等方面。在今后的研究当中,应当更加注重学科跨度的结合以及拓宽研究内容,深化土司类研究。

涉藏地区土司研究回顾与展望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王朝凝聚边疆族群力量的一种重要机制。涉藏土司地区与国内其他区域相比,殊异之处在于其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及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均涉及到国防安全、国家领土与主权维护等核心议题。历经数十年的传承与发展,涉藏地区土司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内容体系与研究路径,亦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但该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及较大的研究潜力,值得学界协同努力,深入探研。

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歌用韵研究——以《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集》为例

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以木公为中心的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文学家族的著述是木氏家族精神和文化的集萃,他们的诗歌深深烙印着独具特色的民族史与多样的民族文化,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民族特点,其诗歌用韵中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往融合痕迹较为突出。

土司文化赋能广西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

广西壮族土司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类型多样,是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的突出特色之一,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优秀土司文化资源独特的历史价值、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教育价值与实践价值,在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亦大有可为。迄今为止,广西壮族土司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程度尚显偏低,其应有的时代价值与社会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广西各地土司文化富集地应切实提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利用的意识,深入挖掘土司文化的内在价值及社会功能,统筹推进土司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乡土历史教育、乡村旅游产业及现代新技术的耦合,使土司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有效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推进乡村现代化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