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A市的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科学评估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政策对提升土地生产率的实际效果及不同政策模式的绩效差异,对优化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江苏A市2015—2020年企业层面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及不同模式对企业土地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低效用地企业土地生产率在再开发项目实施后,相比其他低效用地企业提高162%。②政府主导模式、自主开发模式、市场参与模式下低效工业用地生产率比再开发前分别提高了194%、215%、179%;产业发展水平、政府收储成本、收益分配机制、工业用地等二级市场发育程度是解释不同再开发模式效应差异的主要因素。建议各地区以提高原土地权利人自主再开发积极性、健全土地收储收益分配机制、加强土地二级市场培育及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作为再开发政策改进的重点,因地制宜完善不同模式下低效工业用地政策。

农户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的关系——基于中西部七县(市)农户的调查数据

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我国的粮食安全,也关乎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等重大问题。农业生产深受气候条件、距离市场的远近、种植方式、土地质量、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但现有的文献没有很好地控制这些因素;另有学者以欧美等大农杨的数据或者官方提供的数据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农业是否采取规模经营政策,这并不切实际。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构成要素理论和科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建立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然后基于我国中西部七县(市)相邻的乡镇农户调查数据,分别对望江县水稻、南县水稻和棉花、濮阳市小麦种植生产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气候条件、距离市场的远近、种植方式、土地质量、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前提下,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呈现正向的关系,不同土地经营规模条件下土地种植面积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也为正值;考虑农机设备的资本投入要素后,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依然呈现正向关系;边际效应的分析表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增加,不仅不会降低土地生产率,在多数情况下反而会增加土地生产率。这表明在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鼓励和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减少零碎化经营,推动适当的规模经营,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我国土地生产率和农业总产量。这一研究结论对制定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完善农村劳动力等要素市场、鼓励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战略和支持城镇化建设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提高土地生产率是根本——耕地保护再认识

与年轻的中国土地管理事业相依相随,《中国土地》走过20个年头。这20年,应唤起我们对历史和未来深深的思考。过去的20年,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变革,将土地的活力唤醒,曾经贫瘠饥饿的中国土地富饶起来了,美丽起来了。谁创造了这一切,谁是变革的发起者?走进20年,你会发现,答案不是哪个人,而是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激发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热望,催生出一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力量。于是,冲破旧体制“禁区”的理论勇气和实践需要形成了强大的合力,有了上海、深圳土地有偿使用的大胆实践,而在非沿海城市中,最早开征土地使用费的是辽宁省抚顺市,开征起因是主管副市长听了中央党校易之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地租仍然存在、城市土地理应有偿使用的专题讲课。《中国土地》1986年第1期刊出易之所著《试论土地究竟是否商品》一文,引起较大反响。20年后的今天,我国土地管理事业依然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改革往何处去?值此《中国土地》创刊20周年之际,我们约请了几位在土地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请他们发表看法。我们期待着出现更多的“易之教授”,《中国土地》杂志愿一如既往地承担起一个伟大的使命:沟通理论与实践两条战线,将实践探索成果及时总结升华,使理论成果化为改造世界的巨大动力。

土地生产率视角下的中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基于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从土地生产率视角出发,利用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实证检验了小麦、稻谷、玉米及大豆土地生产率与土地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小麦土地生产率与土地规模之间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稻谷土地生产率与土地规模之间呈反向关系,玉米与大豆的土地生产率与土地规模之间可能存在线性的正向关系。对不同地区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在中部与西部地区,小麦土地生产率与土地规模之间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稻谷在中部与西部地区,土地生产率与土地规模之间存在反向关系,但是在东北地区,增加土地规模有助于提高稻谷的土地生产率;玉米在东部地区土地规模较小时,土地生产率较高,但是在西部与东北地区,增加土地规模有助于提高土地生产率;在东部与中部地区,大豆土地生产率与土地规模之间可能不存在特定关系,但是在西部与东北地区,两者呈现出正向的关系。

农业结构优化对土地生产率和农业增长的影响

采用土地生产率分解法,将农业增长的决定因素分解为导致土地生产率增长的非结构优化因素和结构优化因素,利用中国1979—2006年土地生产率的数据,分别估算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农业结构优化对农业增长贡献相关因素,发现农户对农产品价格预期的准确性对其影响最为显著。

土地生产率与农场规模相关性的经济学研究

土地生产率和农场规模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经济学中一个尚未完全破解的谜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已有大量的文献讨论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反向关系,以及解释这种反向关系产生的原因。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土地生产率与农场规模之间是不相关的,但现实中却发现了大量奇特的反向关系,对此的分析和解释大体可分为五类:第一,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保险市场等存在市场不完全;第二,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第三,忽略了土壤质量、天气条件等基于地块特征的相关变量;第四,忽略了基于农民技能的变量;第五,统计和测量误差。我国粮食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分散、均田的小规模土地经营方式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必要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基本规律进行深入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论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一个改进的马尔萨斯理论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反向逻辑

一、导言几乎所有的古典理论家都没预见到工业革命。尤其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被称为悲观的预言家,他们的理论也被讥讽为'忧郁的科学'。这忧郁科学的基石是土地报酬递减,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认为人类不能改变这一法则,所以它必然会把英国带入一个停滞状态。但与他们预言方向刚好相反的工业革命却在几十年后成功了,这里出现了一对反论:他们的理论不正确吗?如果正确。

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和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本文首先用土地生产率极限的新概念建立起一个从空间上由物质、经济和制度三个世界组成,及从时间上能揭示人口陷阱前、人口陷阱中和人口陷阱后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反向逻辑的土地使用动态模型。此模型把马尔萨斯人口模型从原来只能解释工业革命前的历史拓展到也能解释工业革命后的历史,并把诺斯的主观唯心的静态产权理论改正为一个客观唯物的动态土地产权理论:(1)成本回报率决定土地产权的作用;(2)成本回报率的变化改变土地产权的作用;(3)劳均土地资源的变化先改变成本回报率,其次才改变土地产权模式。依据此模型的构架和中国的历史统计数据,本文接着从供给角度去验证和充实黄宗智先生最近提出的中国隐性农业革命,并同时验证这一模型的各组反向逻辑和动态土地产权理论。本文的验证结论是诺斯的只有制度世界和经济世界的静态产权理论颠倒了事物的因果关系。国家虽然能决定选择何种产权制度,但无法控制何种效果会从它选择的产权制度中产生出来,因此就应按照产权制度的真实效果而非诺斯理论主观臆想的效果来选择具体的产权制度。

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反向逻辑

为提醒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西方似乎正确的理论在中国可能变得有害,本文建立了一个动态土地使用模型,在其中土地生产率极限使土地使用的物质、经济和制度系统在人口陷阱之前、之中和之后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反向地变化。本文用历史数据验证了这些反向变化,发现英格兰的农业革命是土地使用从集约向粗放倒退然后再返回集约化的结果。在返回集约化的过程中,诺福克轮作制使种植业和畜牧业结合,通过大幅增加饲料作物和耕畜数量提高了农业总产值和劳动生产率。但这一革命能出现正是因为英格兰的土地生产率比中国低得多。

农地规模化经营中的土地生产率变化研究及展望

农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原因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热点,其不仅关乎我国的粮食安全,也关乎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等重大问题。通过比较国内外对农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关系的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由于先进的生产技术、政府的高额补贴等导致大农场生产率较高,出现了正向关系;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要素市场完善程度、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土地资源禀赋等各因素不同,同时出现了正向、负向、"U"型和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农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得出先"U"型后倒"U"型的结论;因此我国应该把阶段性研究扩展到长期研究上,把农地规模分为更精确的区间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牧草地流转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选取了阿勒泰地区典型县(市)阿勒泰市和福海县共10个村的调研数据,运用SPSS 20.0中的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牧草地流转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对阿勒泰地区典型县(市)的阿勒泰市和福海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劳动力数量、牲畜数量、是否转入牧草地、是否转出牧草地、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意愿的牧草地转入费、意愿的牧草地转出费和牧草地是您收入的主要来源方式吗8个影响因素显著,并且分别对这些显著因素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最终得出牧草地的流转有利于牧草地土地生产率提高的结论,并根据结论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以期完善牧草地流转机制,提高土地生产率。

基于VAR模型对土地生产率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对武汉城市圈1993年以来的土地生产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土地生产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存有长期协整关系,土地生产率的变化对农业劳动生产率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并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土地生产率是衡量农业规模经营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目的,在于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商品率和土地产出率,而在象苏州这样人多地少的经济发达地区,近期乃至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必须强调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双重自标,尤以土地生产率这一技术经济指标更为重要。本文试通过对昆山县陆杨镇1985年(歉收年)29户秋熟和1986年(丰收年)40户家庭农场的剖析,来谈谈苏州地区农业规模经营与土地生产率的关系。

土地生产率与农业碳排放:非线性关系及空间溢出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在测算各地区农业碳排放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土地生产率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2011—2020年农业碳排放总体呈现先上升后波动下降的趋势,东、中、西部地区均取得良好的农业碳减排成果,但西部地区的平均农业碳减排量落后于其他地区;土地生产率与农业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呈现集聚程度逐渐加强的特征;土地生产率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的影响关系和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到达一定阈值后,土地生产率会减少本地与邻近地区的农业碳排放。据此,建议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的农业碳减排政策,在坚持绿色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区域间的协同合作,实现“以点带面”的农业碳减排传播机制。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规模化经营与土地生产率

文章利用苏皖两省2019年调研数据,借助stata软件,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角度探究小麦、稻谷、玉米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农地规模化经营对农作物土地生产率的作用受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因不同种植类型具有差异性;(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有负向影响,但可以通过扩大土地经营面积,来缓解老龄化对农业生产的负向影响。因此,提出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要加快土地流转;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新型职业农民等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农地流转市场转型对土地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基于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村经济调查数据的实证

西南喀斯特五省区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市场转型表征变量对山区土地生产率的影响,对进一步推进山地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实证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市场转型显著影响土地生产率,非熟人间流转、正式合约流转对土地生产率有正向作用,但在不同作物间、在经营主体是否获得农业补贴支持间存在差异,流转租金市场化则存在负向影响;农业中间投入、是否为村内大姓对土地生产率有激励作用,自家经营的农地面积则存在显著抑制效应。

渔业土地生产率的时间问题

本文提出土地生产率公式中的时间因子,叙述了时间因子在渔业上的划分,时间与面积、产量的关系,以及时间因子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

土地生产率对渔业技术经济效果的评价

本文阐述了土地生产率在渔业上的几种表现形式及其意义 ,分析了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有效途径。

农地流转、规模化经营与土地生产率

利用安徽省2019年调研数据,构架计量模型,从农地流转背景出发,实证分析安徽省玉米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农户转入土地有利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农户转出土地对土地生产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②规模经营有助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③农地流转与土地规模经营对农作物土地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即规模经营对农作物土地生产率的作用受到农地流转的影响。因此,为提高农地流转效果,必须完善土地政策与流转制度、发展土地服务中心、加强法治建设,规范农地流转。

论提高我国农业土地生产率的途径

一、土地生产率导向模式的设置依据 土地与人口的矛盾所决定的农产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将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一个突出的矛盾。农产品总供给的不足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警觉。如何实现农产品的总量动态平衡?短期措施是:抑制需求,扩大供给。抑制需求的途径不外乎,第一,控制人口增长;第二,合理安排国民消费结构,控制转化速度;第三,厉行节约。然而,其潜力都是十分有限的。从较长时期来看,重心在于扩大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