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调整的实现逻辑及影响因素——基于D村民小组的田野调查

以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视角,借助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通过一个村组的案例,采用理论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探讨土地调整的内在逻辑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土地调整具有复杂的发生逻辑,单一因素难以决定其实现,而是多种因素的互动作用结果;村庄的自然物质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通用制度规则等外部变量通过影响土地调整的交易成本,影响了土地调整的选择。在土地调整的过程中,土地调整的参与者数量越少,越容易达成决策和实践的统一。另外,调地传统为土地调整提供了非正式的制度依据,促成了土地调整的实现。研究结果展现了土地调整的成因与过程,提供了来自试点地区土地调整的经验证据,为理解农村的土地调整问题和二轮延包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参考。

农村土地调整的法律再解读

农村土地的调整实质是对利益的调整,依照现行法律规范,除特殊情形外,原则上农村的土地是不能进行相应调整的。但现实生活的发展超出了法律的预测,法律的规定相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应当赋予农民合理调整土地的权利,并积极构建合理的土地调整制度。

中国农村土地调整的时序变化及地区差异——基于1999—2010年17省调查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1999—2010年中国17省农村土地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农村的土地调整、农户的调地意愿及其对未来地权稳定性的预期和信心。研究方法:描述分析,列联分析。研究结果:(1)二轮承包后,实际土地调整明显减少,近期则由于征地和土地整理等原因导致土地调整开始增多。(2)支持"不得调整"土地政策的农户比例显著高于反对的比例,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正式文件的发放有助于增强农户未来地权稳定性的信心。(3)土地调整的省市差异显著,而且平原地区调地多,丘陵和山区调地少。研究结论:中央政策对稳定农户地权稳定性的信心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得到多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央政策应进一步考虑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

土地调整、地权稳定性与农户长期投资——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对土地调整与农户长期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第二轮承包实施以来,江苏省并没有发生频繁的土地调整。除了2000—2005年的大调整对农家肥的施用强度有显著影响之外,土地调整对农户在土地上的长期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对农户长期投资产生显著影响的是非农收入的比重。

公平观念、控制权收益与土地调整

我国《土地承包法》确立了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然而,实践中该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一方面是由于发包方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可以从土地的调整中得到控制权收益,具有调整土地的强烈冲动;另一方面是因为土地的稳定原则有悖农民传统的公平观念,因而大多数作为承包方的农民具有迎合土地调整的迫切愿望。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必须把农村土地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营的环境很好地结合起来。

劳动力迁移·土地流转和土地调整的资源配置效率

[目的]研究了劳动力迁移、土地流转和土地调整的资源配置效率。[方法]采用理论比较分析的方法。[结果]结果表明,当农户间的劳动生产率不同时,劳动力迁移和土地流转是有效、安全、稳妥的,而土地调整的作用则比较复杂,它既可能改进,也可能恶化资源配置效率,还可能对效率没有影响,只是改变了农户间的利益分配格局。[结论]为相应土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无地农民与土地调整、土地流转及土地继承的关系——基于广东、湖南两省9个村的调查

基于广东、湖南两省9个村的入户调查,研究农村土地承包权长期化背景下的无地农民与土地调整、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在落实了土地承包权长期化的村中,离土地进行最后调整时间越远,无地农民数量和有无地人口的农户数量越多,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下降,农民越不愿意动地。无地农民的存在不是农户转入和转出土地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无地情况下,无地农民并非通过土地流转市场租入土地获得土地使用权,而是外出打工。另外,无地农民通过家庭内部继承获得承包权已经成为农村社会普遍现象。论证了无地农民群体的存在对当下农村社会而言,未构成严峻的问题;也说明土地之所以不再重新调整,是因为土地调整预期收益低而组织成本高,从而30年不变的政策从一种外部强制性制度安排成为一种内生制度安排并延续下来。

我国农村土地调整中的冲突研究——基于社会燃烧理论视角

运用社会燃烧理论对农村土地调整中的冲突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村土地调整中的冲突是在燃烧的基本条件即"燃烧物质"(农地利益)、"助燃剂"(包括自然灾害、农民土地权利意识增强、农地法律政策及其产权制度缺陷等)和"点火温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最后总结了对调控农村土地调整中的冲突的认识和思考。

新增无地人口土地调整意愿及对土地调整的影响

采用问卷调查并利用Logistic回归(M-Logit)模型分析无地农民土地调整意愿,以探讨实施土地承包权长期化的村组中,新增人口的土地承包权问题。社区人口变化被认为是土地调整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但文章研究发现,外出打工和家庭继承成为农户土地的替代手段,农民土地调整意愿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人口增长并没有引起土地调整,土地调整不再是无地农民获得土地的预期途径。逐步发展、健全土地的替代制度,降低无地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新增无地人口给予村组土地重新调整的压力将逐步减缓。

土地调整与村庄政治的演化逻辑

基于农村土地内在的资源属性、社会属性和制度属性,土地调整不仅是集体产权的更新实践,而且也是村庄政治的生产实践。在土地调整过程中,组织动员、矛盾激活和"结平衡账"的辩证过程赋予了村庄自主化解矛盾和达成秩序的能力,村庄政治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进而形成与国家政治的良性互动。但是,以"确权"为导向的国家地权调控否定了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空间,逐渐侵蚀了村庄政治内核,村庄政治塌陷,村庄内部大量矛盾通过"上访"问题化。村庄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渐趋失衡,基层治理陷入深层困境。因此,村庄政治是村民自治和基层善治的基础,找回村庄政治的关键,是重塑集体调整土地的权能,完善集体土地制度。

土地调整的政治逻辑:对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再思考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土地调整为切入点,试图重新理解"集体"和土地集体所有权。尽管近年来的土地制度改革使土地调整的空间不断被压缩,各地仍有不少自发的土地调整实践,因为农民无论从生存权、农业生产效率,还是从集体供应公共品的能力方面,都对土地调整有诉求。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考察了土地调整背后的政治逻辑,并发现土地调整的成功,需要村级组织不断处理过去的矛盾和问题,从而形成村庄秩序;也需要村集体不断将村民动员起来,无论是在土地调整方案的形成、钉子户的处理,还是在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方面。正是在土地调整中,"集体"的土地权利可以被激活,"集体"的能动性可以得到发挥,因此,土地制度改革需要给村集体留出实践其所有权的空间。

我国农村土地调整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土地调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来我国农村土地配置利用中特有的社会经济现象。笔者研究认为,农户及其农户人口的变化是直接导致农村土地调整的第一位因素,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也是诱发农村土地调整的因素,而农村土地负担、承包地质量、承包地的分布状况、村组组织的调地偏好等对农村土地的调整也有一定的影响。

归义军政权初期的人口调查和土地调整

张议潮推翻吐蕃的统治后 ,在向唐王朝告捷的同时 ,就开始着手整理内政。大约在大中四年初即开始了人口的调查 ,到年底就基本完成了人口的调查、登记工作。大中五年归义军政权建立、张议潮被唐王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后 ,即于大中六年开始了土地的调查、登记与分配。当大中六年十月、十一月土地的分配、授予工作结束后 ,归义军政权基层组织的胥吏便将各户人口的姓名、年龄、类别及土地总数、各地段方位、亩数、四至等整理登记 ,制成相当于“籍帐”的人口田地簿 ,作为归义军政权征收赋役的依据。归义军政权初期的土地调整 ,并没有触动旧有的土地占有关系。

农村土地问题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以中部某省粮食主产区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为例

通过中部某省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显示,农村土地问题并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而是与村组权力相关联,农民的土地权利是以村组的土地权力为保障的。村组的土地权力在当代中国农村主要表现为村组的土地调控权,这种乡村地权是当代村组得以维系的基础,是农民“成员权”意识的主要来源。在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中,农民土地权利与村组土地权力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农民土地权利需要村组权力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而只有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利,村组的土地权力也才具有合法性。

宗族属性、土地调整与流转牵扯:粤省三市观察

村庄中弱势群体的权利容易被侵害,而合理的土地调整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基于广东三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在没有土地调整的情况下,村庄中的初始制度安排倾向于使小姓农户的土地转出更多而转入更少。不过,土地调整意味着利益的不断重新调整,起到了保护小姓农户权利的作用。如果所在村庄有土地调整,则大姓农户转出土地的比例增多,使小姓农户转出土地的比例和大姓农户趋于一致,且因为对未来的预期更稳定,小姓农户开始转入更多的土地。

土地调整和农地使用权流转关系分析——非农就业和农业投资的双重影响

现有研究对土地调整和农地使用权流转之间的关系并未形成统一定论,本文利用来自中国6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建立Probit和Tobit计量模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土地调整显著促进了农地使用权流转:一方面在非农就业机会存在的条件下,土地调整导致农户对地权不稳定的预期加强,促使有非农就业机会的农户更积极地转出农地,增加了农地供给;另一方面拥有较多农业固定资产的农户即使面对地权不稳定的威胁也不愿意降低土地需求,因而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合力表现出土地调整对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显著正效应。这一研究结论为我国的农村土地政策制定以及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发育提供了重要依据。

土地调整的南北差异

改革开放以后,"分田到户"标识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我国农村土地的基本制度。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农地制度实践,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分田到户"的制度效率上,认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农村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而,在政策实践上表现为强调这种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而土地作为农村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地制度作为农村社会的最基本的制度,在乡村治理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并且,不同地区的农地制度实践差异极大,在乡村治理中也呈现出不同的状况。从乡村治理的角度去理解农地制度,无论对于完善农地制度还是对于达成良好的乡村治理状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关注显然太少。本组笔谈关注农地制度实践的区域差异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内在逻辑,试图进一步理解农地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意义,并努力于具体的经验中呈现复杂的农地制度实践,希望有助于农地制度研究的推进和乡村治理研究视域的拓展。

从“内生治理”到“事件治理”: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

以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为个案,从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当下农村政策的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将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基层治理问题。

土地调整与村庄建设——湖南衡阳文光村调查随笔

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中央政府规定承包期再延长30年。然而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依然面临许多不易克服的难题:农户家庭人口变动使土地承包的人均数量发生变化;一些乡村干部通过变更土地承包捞取好处;现行法规的不配套、不完善也给土地承包权的变更留下了漏洞。湖南衡阳文光村根据现有农村人口状况,适当调整承包土地,让土地承包更加合理,既避免了一部分农民因丧失土地而流离失所,也让村庄建设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这样的经验很有推广的价值,它给我们的启示是:那种患得患失、不思进取的保守观念该抛弃;但那种固守教条、专挑改革毛病的“左”的思维惯性更要不得。

我国农村土地调整与农民权益保护研究

我国现行的土地承包法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农村土地原则不能进行调整。但随着社会转型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更改,农村土地亟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才能确保相关农民的合法权益。文章对农村土地调整过程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农村土地调整的价值意蕴进行分析论证并对当前我国农村土地调整过程中关于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