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圣人”:钱德洪《王阳明先生年谱》中的王阳明形象塑造

钱德洪《年谱》呈现了王阳明从神人到高人再到圣人的形象变迁过程。王阳明人生际遇的神秘色彩以及《年谱》语言结构中刻意凸显的王阳明神悟的一面,这两方面成功塑造出了神人化的王阳明形象。王阳明高人形象在王阳明家学传统中就已有所显现,显露在王阳明运筹帷幄的军事谋略中。王阳明外部生命轨迹具有圣人之运以及王阳明内在人生追求显示圣人之德,塑造了一个超凡入圣的圣人化的王阳明形象。

圣人在实践上如何可能——由《实践理性批判》反思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论题

中国哲学研究应该关注和西方哲学的通约性问题。牟宗三用“内在超越”说批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之不足,但有自设语境之弊端。如果顺康德的思路而下,则不难推导圣人在实践上如何可能,所以这仍然是具有通约性和值得讨论的核心问题,相关讨论也多见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由古代文献可以发现古代中国哲学在实践理性中也存在和康德相近的二律背反,在对二律背反的消除上也存在可比拟之处。而从实践理性关注“圣人在实践上如何可能”,对宋明理学的心性论等哲学和哲学史上的问题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构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也必将有所启发。

圣以道体示人:焦竑的圣人观探析

晚明儒者焦竑在三教会通思潮的影响下提出了三教一贯的主张,并以佛道义理为儒家心性学之助翼,借此确立了深具特色的圣人观念。焦竑的圣人观以天道心性合一为形上前提,进而生发出圣人合天尊道与人性本一的命题。焦竑以孔子为理想人格,主张圣人境界要兼具儒释道三教之德,并肯定常人能够学以至圣。学人即可沿着伐意涤情尽心知性复性的路径,发挥博文反约的修养方法,由解悟至顿悟,最终发挥内在自明自足的圣人本性从而同于天道。其修养工夫在重直觉体认的基础上强调智识的重要性,为阳明心学开辟了一条智识化的新径。

圣之清、任、和、时——从孟子论四圣看其圣人观

孟子肯定伯夷、伊尹、柳下惠皆为古之圣人,同时也认为他们各有所偏,未至圆满。但圣人之偏,绝非出于私欲,而往往是四端之发未能中节所致,根本原因是“智”有不足。圣人之间亦可能存在高下层次的分别,孟子心中最理想的圣人人格是像孔子那样随时而处中的圣之时者。相较于孔子,孟子降低了圣人的门槛,扩大了圣人的范围,提振了人学以成圣的信心,与此同时,对孔子之为圣之时者的揭明,又坚持了圣人的高远理想性,使人知所向望。

《庄子》中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关系再议

《庄子》中天人、神人、至人和圣人的关系,郭象、成玄英认为四者异名同实,后人杨成孚、曹础基进一步论证了这个观点,宣颖、高亨、冯友兰、谭戒甫等认为四者不能混同,但是论述得不够详尽,且相互不同。其实,天人、神人、至人、圣人是逐级下降的。首先,在《庄子·庚桑楚》中,天人高于圣人;在《外物》中,神人高于圣人;《达生》则指出,至人不丧己殉物,而圣人则要观察几微,谋取福利;再结合天作为浑沌一气,包含且大于作为精气、和气的神,神又高于作为形体的真(也就是身),可以断言,天人高于神人,神人高于至人。其次,《天下》描述前三者言“不离”,不离者,浑然一体之谓,犹如手之于身;圣人则言“以……为”,显示出主客、天人的分离,意思是前三者顺应自然,外王只是其自然发用,而圣人则利用智慧,化成天下,说明前三者高于圣人。《庄子》中诸种人互文或并用,也基本遵循上一层级涵摄下一层级的人的功能的规律。

晚明儒者管志道视域中的圣人观与孔子形象

管志道以“群龙无首”之圣人观对理学的儒学为本位、心性论为导向的道统观以及晚明以素王尊孔子的观念进行了解构,破除了儒家对圣人观的话语特权。基于此,他把有德统治者、释迦、老子等人皆纳入了圣人的行列,并将道统权、师道权还归君王。由此,孔子从“生民以来一切大圣人”转变为“通仁圣之学”“含君师之德”而“事臣子之事”的述道者。这一圣人观与孔子形象的重构,回应与解决了儒家思想中存在着的心性安顿、政教关怀方面的难题,也反映了晚明独特的儒佛融合的时代风貌。不过,随着孔子神圣形象的消解与下落,儒家学说的独立性、权威性、批判性亦极大地被削弱,传统理学何以走向没落实可自此窥得端倪。

由王船山论“钦”管窥其“圣人之学”

王船山论“钦”贯通于其圣人观中。他在诠释方法上以“诚”释“钦”,反对不明圣人之学的有害学说;在诠释内容上以“钦”为“明”本,以“实明”批判“浮明”。王船山通过驳斥王阳明“不学不虑”的圣人观,揭明了“钦”之所以为圣人之学的缘由。王船山强调“钦”之为实和诚明相资以为用,旨在扭转晚明出现的凌空蹈虚之学风,重新揭明儒家的圣人之学。

王弼圣人思想的政治维度

传统的理想人格讨论,大多注重圣人在道德修养、人品操行方面的典范意义。然而,于王弼而言,圣人之为圣人不仅在于某种高尚品格和精神境界的达致,还在于圣人对政治的关切。与魏晋时期的观念相一致,王弼所谓圣人首先以作为理想君主的“圣王”形象出现。王弼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从本体论层面考虑圣人的政治功能,“以道治国”是圣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以君御民”是圣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践。王弼的圣人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对中国历史上的理想人格讨论作出了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孟子圣人观探微

圣人是中华民族所认同的为人的最高典范。“成圣”作为孟子重点研究的问题,他从性善出发,以人禽之辩为切入点,用具象化的方式用“心之善”言“性善”,奠定了孟子圣人观的人性论基础。孟子论述“仁且智”作为成圣条件,不仅如此,智不仅表示才智,还表示技巧,要“圣智并举”才能达到圣人之境界。最后孟子将圣人的概念从道德理想主义下落到道德实践主义,并通过养浩然之气的方式来实现。虽然实现进路有所不同,但不同进路殊途而同归,只要能坚守自己心中的道德底线,不同流合污,都能向圣人的境界迈进。孟子对圣人及成圣进路的详细阐述破除了圣人的神秘面纱,为常人提供了典范和方向。

曾国藩:社交达人终成圣人

在古代,圣人是读书人最想达到的境界。不过,放眼几千年历史,能够成为圣人的人也是屈指可数。大学者梁启超说过,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半圣人,一个是至圣先师孔子,一个是心学大师王阳明。而另外半个,则是晚清名臣曾国藩。曾国藩的名字你肯定听过,鼎鼎有名的晚清四大名臣之一。除了是国之栋梁,他也是晚清官场上的社交达人。他将与人的交往看成一种修炼,最终成就了自己非凡的人生。

解构与重构:孟子的圣人符号传播观

春秋时期,圣人已成为一种传播符号,内隐圣王之意。至战国时,异说盛行,以儒家为代表的圣人符号失去原有的活力与价值,亟需重构。孟子将圣人这一符号置于关系传播之中,通过天人关系、人人关系、人物(事)关系进行重构,赋予圣人“性者”“人伦之至”“执中有权”等符号义。孟子又从符号接受者角度出发,将圣人符号与“性善论”“百世之师”相联系,并加以宣传,促使圣人符号象征化。圣人符号建构的基础在于受众个体的认同,进而上升至群体认同。孟子以“同然论”为受众成为圣人提供内在依据,并在此基础上,以“求其放心”之说,引导受众认清自我,使主我走向客我,进而实现圣人符号的建构。

浅析译词差异后的译者思考与阐释——以《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中“圣人”概念为例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典籍之一,《道德经》在域外传播中涌现出诸多译本,其英译的三个阶段也呈现出《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三次译介高潮。在《道德经》及其他中国典籍的本体与英译研究中,“圣人”一直是颇受关注的概念之一。本文选取三个阶段中的四部各具特点的译本(理雅各、韦利、勒玫恩与罗慕士译本),通过对比分析四位译者对《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中“圣人”译词选用,试图勾勒出四位译者在该章中对“圣人”形象的刻画,并结合译介背景与副文本等信息探究译词选择差异背后的译者思考。本文发现,四位译者呈现出的三种译词均体现出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背景,而通过译本副文本的辅佐则能够进一步探寻在译词选择的背后译者对于“圣人”这一重要概念的思考。

“圣人无名”与“作者曰圣”——《文心雕龙·宗经》圣人崇拜思想再探

《宗经》作为《文心雕龙》继《原道》《征圣》后的第三章,其承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的释文征圣思想,对“学圣人以为文”这一主旨进行展开论述。其呈现了其在《文心雕龙》创作过程中圣人崇拜的潜在思想逻辑。观察《宗经》所代表的圣人崇拜观念在《文心雕龙》全书中的展现情况,可自《原道》中“文”“道”之义见其呈现出儒家圣人崇拜思想之内部融合可能。而对于彼此攻讦的儒道圣人崇拜思想冲突,刘勰在《原道》中尝试借《易》神理设教之法而将二者融汇,其过程可见彦和对于道、易、儒三家圣人思想演变的独特理解。

论王阳明“吾性自足”的圣人观

圣人可学而成一直以来都是儒家的传统观点,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儒家对于圣人观的阐述也愈发清晰,特别是在成圣路径和具体工夫上有了更为细致的规定。明代大儒王阳明所提出的内在化圣人观更是直击要害,指出圣人之道的关键在于“吾性自足”,而成圣之方的根本则在于心体上用功,认为圣人与普通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唯一的差别只在于是否能致良知。王阳明圣人观的心学路径也使得圣人从天上降落到了人间,更加世俗化与平等化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主体自我意识觉醒的进程。

从《禹贡通释》看童颜舒的圣人观

圣人是儒家人格修养的最高目标与最终理想,对于圣人的理解,不同之人便有不同观点。童颜舒注解《禹贡》并非照本宣科,也非单纯的章句训诂、文本注疏之作,而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他认为圣人在顺天而为的基础上,做到了以仁育万物、德被四海,并且在尽人之性、物之性之下,帮助君主养贤治天下,从而使得国家的一统与和平。他心怀圣人,崇尚圣人,他追求圣人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绝大气魄,从而实现自己注经立言的人生价值和拯救时艰的人生追求。

走向自由乐感境界的“圣人”:阳明心学的审美之维

王阳明在反思“天理”给人带来的紧张对立基础上,建构起以“心”为本体、本源的心学理论体系。阳明心学旨在倡导人们在心上做工夫,存天理,去人欲,实现人生境界的提升,最终成为“圣人”。在王阳明看来,圣人是人欲尽除、良知昭然之人,圣人爱无等差、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圣人境界指向审美境界。当人进入了审美的圣人之境中,“良知”复得,与物一体,与物无对,心中毫无贵贱之分、得失之计较,人由有限进入无限,“乐”油然生于内心,而此“乐”乃超越七情的精神之乐、自得之乐,所以作为审美境界的“圣人”同时又是一种自由的乐感之境。阳明心学以成“圣”为指归,不仅揭示出中华美学具有人生美学的特质,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引导人们超越种种束缚、强制而走向无限、自由,感受超越的精神之乐。

劳动圣人 天下奇书——论墨家合理思想

墨子是劳动圣人,《墨经》是天下奇书。墨家合理思想,与现代世界先进思想高度契合、联通接轨,是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锐利思想武器与强大精神动力,是新时代国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重要元素与组成部分。本文论述墨家合理思想的三个重点。第一,墨学产生的机理,学儒反儒成显学。第二,墨家科学精神的要领,巧传求故,求真务实。第三,墨家人文精神的要领及合理思想现代观,其劳动生产观、劳动人权观、劳动本位观、群众智慧观、人力能动观、人民价值观和兼爱平等观等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历史与现实意义,值得细为品鉴、传承与弘扬。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编译中文圣人传集考论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译述了多部圣人传记,其中《天主圣教圣人行实》与《圣年广益》两部圣传集收录400余篇圣人传记,并被多次摘录、改编,流传甚广。《天主圣教圣人行实》与《圣年广益》承袭欧洲圣传集,在译介众多圣人形象、故事的同时,也将西方圣人类型与圣传编纂体例移植入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中文圣人传集编译是天主教文学东传与天主教圣传全球传播的重要内容,传教士的译写不仅为本土天主教圣人形象与圣传书写提供范本,也为中国宗教人物传记在僧传、仙传之外增添了新的叙事模式。

《老子》中的圣人及其政治建构

老子政治思想通过“圣人”这一形象而得以阐明,圣人以自然无为的方式“体道”“法则天地”,并在道的指引下养育万物、辅助万民,使整个宇宙形成有层次、有秩序的节律,建构“道-天地-圣王-众民”的有机体系。圣人的权力属性必然关联现实中的王者,这种特征决定了《老子》中的“圣人”其实特指“圣王”。圣人通过“愚民”的方式来“导民”,又在“导民”的目标下“愚民”,从而化除民众身上各种私欲遮蔽、不良智虑,引导民众走向“玄同”“大顺”的圆满境界。

礼非生于性?礼起于何?——试论圣人缘何制礼与礼的来源

礼是荀子思想的核心要旨,然荀子不同于孟子以礼为生性固有,而以礼非生于人之性而起于圣人之伪。那么问题在礼非生于性,礼起于何?圣人何以能伪起而生礼义。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也就是圣人为何制礼,以及制礼的依据。前者与性恶、情性、情欲、治乱等问题相关联,后者与礼之三本、天理、人情相关联。礼之所由起,源于人的情感欲望天生具有,以及人伦共处,天下归于治必然要求。礼之所由生,依于天地普遍的理,人类先祖共同的情,以及圣王君师制作治理的文。圣人制礼的依据,一源于天,一始于情,也就是圣人法象天地,依据人情而制作礼乐之文,故曰礼生于天,礼始于情,当然礼生于天,始于情亦是先秦儒家礼学的一贯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