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链创新水平的测度评价:地区差距与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201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中国产业链创新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权TOPSIS法测算产业链创新水平。进一步,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Kernel密度与Markov链方法,分析中国产业链创新的整体状况、地区差距与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发现:从全国总体来看,中国产业链创新水平表现出稳步提高趋势;中国产业链创新四大子系统呈现“高度耦合、良性协调”特征。分地区来看,中国产业链创新水平具有显著地区差距,华东地区产业链创新水平远超其他地区,西南、西部与东北地区产业链创新水平较低;华东地区产业链创新水平呈现极化现象显著趋势,华北、西南地区表现出极化现象逐步弱化的趋势;除华南地区产业链创新水平差距表现出缩小趋势之外,其他地区产业链创新水平差距均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普惠保险、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地区差距

本文首先尝试构建一个同时包含普惠保险、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地区差距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系统诠释普惠保险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CHFS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普惠保险对地区差距的作用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普惠保险的渗透性和可得性提高农民工风险偏好,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和多渠道促进就业,产生就业效应;普惠保险的使用性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细化业务,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和扩展增收渠道,产生增收效应;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普惠保险缩小地区差距的中介机制;普惠保险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会因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和普惠保险总体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对普惠保险的多维增收效应研究发现,普惠保险对提高欠发达地区的返乡农民工家庭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均有重要影响。

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的地区差距测度、结构分解与影响因素识别

文章在测算2015—2020年中国31个省份数字乡村指数的基础上,基于空间与来源结构双重视角,采用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探究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情况,并运用二次指派程序对造成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各省份数字乡村发展持续向好,虽仍存在一定发展差距,但差距逐步缩小;地区内差距始终在数字乡村地区差距中占主导地位;数字基础环境差距则成为差距的主要成因;此外,农民收入差距是扩大数字乡村地区差距最主要因素。

中国各地区R&D经费投入的地区差距

本文采用了相对指标和绝对指标相结合的新指标——地区差距指数(RDI),对我国各地区(西藏除外)的R&D经费投入的地区差距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分析了经济基础、科技基础、人力资源、结构与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山东省东西部地区差距衡量指标体系及测算分析

笔者认为 ,通常所说的地区差距应该是指经济、社会以及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要素的差距组成的“集合体” ,即区域间社会经济综合实力水平的差距。基于对地区差距的这一理解 ,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一套以定量为主、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地区差距衡量指标体系及定量化测算方法 ,并运用它对山东省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进行定量计算和分析比较。

有关区域经济发展与地区差距的几个问题

本文就区域经济发展与地区差距的几个热点、焦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单纯以人均收入或人均GDP指标来衡量与说明地区差距与平等是不全面的,必须用包括地均GDP、生产分布状况、人文发展与多项指标所组成的一组综合指标体系才能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与平等。2．当前中国的地区差距过大,已成为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中急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3．缩小地区差距不能完全依靠自发的市场力量,主要要靠政府的力量。4．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如何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应实行其扶贫、机会平等、公平与效率兼顾、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原则。我们经济改革的目标不但要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还要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经济体制。

我国地区差距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在现代化启动之前，我国就存在着地区差距。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我国实施了地区均衡发展战略，尽管如此，改革之初，东中西差距问题依然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调整了地区发展战略，地区差距发生了新的变化，总体上判断，地区差距继续扩大。地区差距既是长期以来历史形成和变化过程的综合反应，也是现实的内外部环境条件差异综合影响的结果。造成地区差距的原因既有自然地理和资源等方面的客观因素，也有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等方面的主观因素。由于导致地区差距扩大的因素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地区差距也不可能在中短期内缩小，因而政府在抑制地区差距扩大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政策选择空间。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差距状况以及经济低谷地区的崛起

我国是区域发展差异巨大的大国之一 ,存在着多种尺度的区域发展差异。从中小尺度区域差异的角度 ,分析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内部发展差距扩大趋势及其影响 ,可以看出 ,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存在着经济相对落后的低谷地区。沿海经济低谷地区分布相对集中于香港 -珠江三角洲、上海 -长江三角洲、京津唐 -环渤海三个经济隆起带之间 ,处于省际交界处。按照类型可以分为黄泛平原区、丘陵山区和沿海库区。东部经济低谷地区区位条件相对比较落后 ,交通可达性较差 ,产业结构单一 ,城市化水平发展严重滞后 ,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 ,这些不利因素制约着该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根据崛起机制和途径 ,低谷地区发展可以分为资源转换型、非国有经济推动型和外资推动型。建议国家修筑贯穿沿海经济低谷地区的东部沿海铁路大通道 ,降低沿海经济低谷地区设市标准 ,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 ,对特殊贫困地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 。

库兹涅茨假说及中国地区差距的实证研究

对库兹涅茨假说的内涵、实质进行理论表述与分析,简述了学术界关于该假说的争论,提出了该假说成立的三个隐含条件。应用“各态历经理论”,以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为实证研究对象,研究表明无论是中国东西地区人均财富差异、经济密度差异,还是经济总量差异,均符合库兹涅茨假说。文章提出中国应积极寻求发展与公平之间的平衡点与结合点,尽快培育由发展与公平“两难”境地向“双赢”局面转化的政策环境,以及中央政府充当“道德人”角色的功能作用要进一步强化的若干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

国际上许多研究显示,自然禀赋与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形成所谓的“资源诅咒”效应。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区域的经济增长在长周期上也存在着“资源诅咒”效应的假说,并把它看作是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论文通过构建一个以能源资源为代表的资源丰裕度指数,重点考察我国不同省份之间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结论表明,1978—2003年我国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要慢于资源贫瘠的地区。对此现象,论文用“资源诅咒”的四种传导机制作出解释,同时也为我国资源丰裕地区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五年计划”视角下中国地区差距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Panel-data),以"五年计划"为视角,分析了1978-2009年7个"五年计划"期中国地区差距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1)中国地区差距1978-2009年呈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的波动特征,整体呈缩小趋势;近30年来中国地区差距演化由地区内差距为主转向以地区间差距为主,地区间差距扩大是全国地区差距扩大的主要动因;2)东部地区内部差距呈缩小趋势,中、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均呈扩大趋势;3)中国城乡差距呈现明显的"U"型演化特征,以"八五"计划期为拐点,差距不断扩大,并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4)东部地区城乡差距总体呈扩大趋势,大部分省市城乡差距变化都较剧烈;中部地区城乡差距呈现明显"U"型特征,各省市除"七五"计划期呈缩小趋势外,其他计划期城乡差距均呈扩大趋势;西部地区城乡差距以1983年为拐点,呈先缩小后逐步扩大的趋势。

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逐渐扩大,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差距的收敛作用明显,本文通过建立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计量模型分析指出,人口流动的地区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高度相关,无素质差异的流动人口对整体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贡献,但流动人口确实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贡献作用,且这种作用呈递减趋势。本文还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具有明显的条件收敛机制,但在1990年以后,条件收敛不复存在,这一结论对三大地带内部的收敛机制同样适用。

中国地区差距:度量与成因

本文是对有关中国地区差距度量和成因研究的一个评述 ,分别综述和评论了通过不平等指数对地区差距进行描述和分解的研究 ,以及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中检验各地区经济增长经历是否满足收敛假说的研究 ,进而讨论了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对地区差距的描述表明 ,改革以来地区差距总体上呈现出短暂小幅下降然后持续上升的趋势 ;对地区差距的分解发现 ,更多的地区差距源于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 ,就三大产业来说 ,第二产业对地区差距的贡献最大。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经历并没有呈现出绝对收敛的倾向 ,但是具有不同人均产出水平的“俱乐部”内部有收敛趋势 ;条件收敛分析表明 ,各省在地理因素、经济结构、政策和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有重要影响。未来研究需要阐释清楚各类因素导致地区差距扩大的内在机制 ,同时需要加强缩小地区差距的政策建议的可行性和可靠性的研究。

中国地区差距时空演变特征的实证分析:1978—2003

本文以七大经济地带作为考察的地域单元,采用可以多层次分解的Theil指数测量了1978—2003年间中国七大经济地带之间、地带内部以及总体地区差距的时空演变。研究结果发现:地带之间的差距仍是中国地区差距最为突出的问题;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内部差距逐年缩小并对全国地带内差距具有显著的影响;大西北区内部差距变化呈微弱的上升趋势;东北老工业基地、东南经济区、中部区、大西南区等四大区域内部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自始至终微不足道。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地区差距及收敛性

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是破解经济增长、生态保护、民生福祉增进“三难”问题的核心。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04—2017年全国29个省(区、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而采用σ收敛、经典与空间β收敛模型,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2004—2017年,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整体水平下降幅度明显,具体经历了“波动上升-持续下降-波动下降”的过程;空间上呈现“东强-中次-西弱”的梯次下降格局;北京、海南和上海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宁夏、内蒙古和辽宁则长期处于后三位。②2004—2017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均不存在σ收敛趋势。其中,2004—2017年中、西部区域变异系数总体保持着增长态势,而全国和东部区域变异系数在2012—2017年出现了明显波动。③全国范围内生态福利绩效存在显著的绝对与条件β收敛趋势。条件收敛率明显高于绝对收敛率,空间因素对收敛具有加速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及产业结构是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驱动因素,而经济发展水平是其抑制因素。④东、中、西三大区域生态福利绩效也存在显著的绝对与条件β收敛趋势。空间收敛率呈现西、东、中依次递减格局,空间因素对中部区域收敛的加速效应最强。区域层面上,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均有显著影响,但作用方向和力度在不同区域有所差异。因此,未来的政策制定应注重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因地制宜探索提高生态福利绩效的最佳途径。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

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影响的程度和趋势目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学术界称之为"迁移谜题"。国内学者们大多数更倾向于认为人口迁移可以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并因此可以促进地区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不这样认为,单就劳动力投入要素来说,他们认为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将最终导致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本文基于人口迁移提出了一个对人均产出进行剥离的分析框架,考察在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前后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产出及总产出的变化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内部差距以及三大地带间增长差距的变化。结论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显著地扩大了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三大地带间差距、以及中国整体的地区差距,只有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因为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而显著地缩小了。

劳动力转移、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

伴随着每年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继续扩大的趋势。针对此现象,文章在探讨产业集聚机理的基础上,应用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所带来的效应。模型的仿真结果表明,若考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摩擦时,随着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率的提高,产业集聚效应和地区差距均可能会出现增大的趋势。

资本投入、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

基于一个同时包含物质资本、教育资本、健康资本和R&D资本的拓展的MRW模型,根据我国31个省份1998—2007年的数据,本文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资本投入对我国不同地区人均实际产出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投入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而在西部地区,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认为,各地区资本投入力度以及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可能是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区差距的结构分解

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必然与地区投资差距相互关联。采用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研究了中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区差距的结构分解问题。基本结论是:我国存在着较大的地区投资差距,但这种差距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地区之间的投资差距主要表现为利用外资和民间资本的差距,民间资本投资差距是导致地区投资差距的主要原因。

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地区差距的解释力分析

文章认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总的经济发展差距主要源于三者之间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并且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比地区之间总的经济不平衡扩散更快;而三大地区之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对地区不平衡影响不大。这似乎说明:中、西部地区内部县域经济与非县域的城市经济的差距明显且呈进一步拉大趋势,而东部的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则正趋于平衡发展。因此,发展县域经济是缩小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