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民善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官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

太祖圣谕六言是明代王朝国家推行教化、整合地方的一种国家与社会治理工具,在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则成为一种“国家在场”与国家意志表达的象征符号。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六言宣讲演绎实践是当时徽州社会化民善俗与县域治理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作为王朝国家在地治理重要代表的晚明徽州地方官致力于通过圣谕宣讲演绎这一教化环节,将王朝国家的意志和治理理念直接下沉、灌输至治下乡绅、宗族等代理人及普通民众,以实现将所辖之区打造成为善治之域的目的。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主要体现为一批深受儒家思想理念熏陶的实践主体,紧密结合其所处时代特点与徽州府县地域实情,对圣谕文本进行灵活发挥以为己所用的过程。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呈现出居高临下、软硬兼施、家长式口吻、说教味重以及俗化、接地气等特点。

南宋地方官咨政与基层治理——以地方民用基础设施建设为例

南宋地方民用基础建设中存在着地方财政拮据、地方官对基层情况不熟悉等问题,咨政则是地方官应对地方建设中民用基础建设难题的有效途径。地方官对民间人士的咨政活动,不仅可以帮助地方官获取民意,而且有助于应对来自基层建设中的挑战。通过对水利、桥梁、学校、祠庙等方面的咨政,地方官进一步拓宽信息渠道,实现了官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因此,南宋地方官咨政对基层治理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地方官了解当地突出的政务问题,能在施政的过程中更好地获得民间力量支持,使地方施政更加符合民意,对于社会舆情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金代地方官学略论

金代的地方官学大致可分为三个系统:儒学、女直学和医学。后两者无论就数量、规模还是重要程度而言都无法同前者相比,材料也非常有限。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金代的地方官办儒学,女直学和医学就略而不论了。一、金代地方官学发展的历程从纵向上考察金代地方官学的兴衰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五个阶段。1.太宗、熙宗时期(1123—1149)这一时期,金朝统治者正致力于确立并稳固他们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儒学之事,未遑遍举”①。但也有不少地方官员在兵火之余兴建或修复学校。《金史》

里耶秦简与秦地方官制

20世纪以来,新出土史料大量发现,特别是秦公牍文书的陆续出土,为秦地方官制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结合传统文献,对秦地方官吏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考察,分别从其名称、内涵、功用等不同方面进行考证和论述。补充和纠正了传统文献中有关秦地方官制的一些记载,可以进一步探寻到里耶秦简对于研究秦地方官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及其作用。

里耶秦简所见秦代地方官吏的徭使

里耶秦简所载迁陵官吏外出公干的任务主要包括上计、押解护送各类人员、运送各类物资、为官府采购、上事郡府等,类型相当多样。由于位置偏远,尤其是离洞庭郡治有相当距离,迁陵官吏徭使离县时间通常要超过一个月,甚至有接近半年的情形。由此造成迁陵官吏统计记录中徭使者的比例相当高。官吏频繁徭使会使县廷的行政运作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帝国统治的稳固,汉代的制度设计已经有减少官吏徭使的意图。

汉唐间地方官加节的等级划分与权力演变

汉唐间地方官加节是地方行政军事化、名号"品位化"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中央与地方权力争夺的重要反映。曹魏时期地方官加节仅有假节与假节钺两级区分,并且对假节者和假节钺者的权力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西晋时期才根据拥有权力的大小将地方官加节分为使持节、持节、假节三个等级,将钺的授予对象限定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和重大军事活动的征讨都督。魏晋及宋前期,加节的地方官拥有三项重要的权力———发兵权、指挥权与专杀权。宋中期之后,随着皇权的加强,地方官加节者所拥有的由节带来的巨大权力一步步丧失。隋及唐初,随着统一王朝、强大皇权的出现,地方行政向民事化回归,地方长官加节成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加号。

唐宋时期地方官教化职能的规范与社会风俗的移易

唐宋时期,地方官教化职能的规范以及朝廷对地方官教化职能的不断强调和敦促,促使地方官的教化行为全面展开。在地方官推行教化的事例的数量和范围明显增加的同时,地方官的教化措施逐步接近百姓生活,推行教化的地方官的品级逐步降低,地方官主动要求朝廷支持的趋势逐步明显。随着地方教化的深入发展,社会风俗的移易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边州外郡尤其是南方地区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开始被中原文化认同和接纳。

地方官与农田水利的发展——以清代四川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四川地方官从当地实情出发,大力推动堤堰工程建设,推广冬水田技术,为四川农业发展,农民生活改善,社会繁荣进步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从官诬闹漕案看清代地方官漕政理念与地方社会治理——以陆名扬闹漕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作为清代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代理人,其财政理念、办漕态度与对国家政策执行的差异性直接影响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进行。在清代漕政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不法州县官不时擅用制度缺陷,运用种种策略与绅衿周旋争利,不同的社会治理思想亦对漕案的兴起、发展、善后产生影响,从而决定地方社会秩序状况。本文以陆名扬闹漕为典型个案,考察地方官对漕粮征派的执行情况及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揭示清嘉道时期漕案频发、官民冲突加剧的内在原因,以及地方社会的应对策略和效果。

宋代地方官与佛教界之间的关系考论——以范成大蜀地任职为例

在宋代,佛教深入民间社会,得到广大民众虔诚的信仰,在全国各地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宗教势力。作为朝廷的代表,各级地方官员与佛教界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南宋时期,范成大担任四川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任职期间他积极参与佛教界举办的各种佛事活动,这是其行政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他出席的政治意味远远高于宗教本身的意义。同时他还留下了大量诗作,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四川地方政府官员与佛教寺院、僧侣之间的特殊关系,也真实地再现了两宋时期普通民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与唐宋时期的礼制下移

唐宋时期,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活动逐渐全面展开,推行教化的记载在典籍中频频出现,与此前朝代相比,俨然成为一种潮流。在这些礼仪教化的事例中,无论是从推行祀典之时的由禁毁淫祠到封赐庙额、劝谕旌奖孝悌之意由长吏随方诱劝到张挂榜文于乡村,还是推行婚丧礼文之际由明列科防到解说婚丧之礼,都可以看到,唐宋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中已经表现出了日趋细致具体、贴近百姓生活实际的趋向。唐宋时期,正是通过地方官社会教化活动的不断展开,官方礼制渐趋由文本付诸实践,由朝廷推向民间,逐步实现了礼制的下移。更深层面的问题则是朝廷的统治力量渐趋下延到了基层社会民众之间。

宋代地方官学考析

宋代地方官学是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部分.许多问题有待探讨,如:宋代地方官学的始建、兴盛的程度和原因及其历史作用,等等.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方志、文集、碑记等资料,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历史考察,试图考析这样一个主题:中国古代地方官学发展到宋代达到了新的历史水平.

明清时期江淮地方官的桑棉情结及其启示

明清时期江淮地方官在江南社会经济大变动的背景下,力图借鉴江南发展桑棉种植进而推动棉纺丝织业的发展模式,在江淮地区积极劝导和推介桑棉的种植,从而结下了不解的桑棉情结。本文重点探讨了明清两代出任江淮的地方官桑棉情结产生的原因以及他们在江淮致力推介桑棉的具体措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有益于当代的历史启示。

清代地方官学的建筑与结构——以清代地方志记载为中心的考查

清代地方官学的建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以大成殿为核心的文庙,一是以明伦堂为核心的教学场所,分别承担礼仪和教学职能。由于在文庙祭祀先师孔子乃国家典礼,故地方官学的建筑以大成殿最为宏丽;而清代生员多不入学就读,以致以明伦堂为核心的教学设施日益沦于边缘地位。地方官学的建筑除了实际的功能外,还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

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时期的直隶地方官

本文分三部分论述：一是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多数直隶地方官采取调解、弹压解散的敷衍姑息政策；二是义和团运动发展时期，直隶地方官表现各异：总督裕禄剿抚两难，藩、臬两司从抵牾到对立；道、府、州县官则各行其是，表现为无政府状态。

粮长权力体系构建及其与地方官吏的权力冲突

粮长制度设立的目的极其繁多,但最为核心的目的有二,即防止"官吏侵渔"和抑制豪强发展。为了前一个目的,朱元璋以赋税征纳为中心构建起一套相对独立的粮长权力体系,其制度根本特性是赋税不经地方政府之手,形成中央直接掌控地方基层赋税的局面。为了后一个目的,朱元璋在制度上设置了粮长重负的同时,又不断加强地方政府对粮长各种权力的约束和监管,形成了地方提督粮长的监管体系。在上述两个核心目的之中又夹杂了防止地方割据势力和寻求地方权力制衡,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由于粮长设立的目的重重且往往难以兼容,故其体制内潜伏着种种冲突。其中粮长相对独立的权力体系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官吏的权力展开和利益需求,于是他们利用提督粮长的种种权力,采取沮设、零碎、留难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破坏粮长制度。而宣德以后的粮长制度变革,也基本上是以收归和弱化粮长权力为动机,核心目的是建立机动的地方财政体系。

秦汉时期对地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

秦汉时期 ,各级地方官吏各自有不同的经济管理职责 ,诸如指导、组织和管理生产 ;征收赋税 ;统计户口、垦田数字 ;兴修水利交通等 ,构成了考核地方官吏经济政绩的主要内容。考核由上计和考课两方面内容组成。上计是下级向上级、地方向中央汇报包括经济工作等在内的内容 ;而考课则是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依据上计的内容进行核查。考核后所定的等级 ,为升降任免地方官吏的重要依据。为防止地方官吏在考核经济工作中弄虚作假 ,封建统治者制定了一些对策 ,采取了一些惩罚性措施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清代地方官学与礼仪

清代地方官学是各地标志性的官方建筑之一,是儒家政治原则中教化思想的物化象征,亦是举行释奠、乡饮酒礼等礼仪的重要场所。清政府对各种礼的规定具体而详尽,试图通过在地方官学中举行各种礼仪行礼乐教化之实,但各地并无足够的财力依制举行,以致制度上规定的礼仪无法在实践中确实执行。

雍正时期闽台地方官治台主张探析——以沈起元的治台论为中心

雍正时期,台湾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既有的治台政策已难以适应。清廷上下由于治台理念的差异,如何调整治台政策存在分歧,而以雍正帝为首的上层决定着治台政策的基调。但是以封禁为主的政策,与台地社会发展的需求背道而驰,更难以收到安定社会的实效。对此,闽台地方官有不同的见解,沈起元即是其中的代表。"台湾文献丛刊"等版本所收集的沈起元治台撰述史料,错漏不少,使人难以了解其著述的背景。沈起元赴台任职负有"绸缪海疆"的使命。他宦台时间虽短,但对台湾的地位及清廷治台政策的得失做了深入考察,不少建议颇为独到、富有远见。诸如重新调整台湾的军政格局,改"防海"为"防山";开放大陆民人赴台谋生;积极开发内山土地,通过抚"番"政策,"化番为民",以消解汉"番"矛盾,巩固清廷对内山地区的统治,等等。从有清一代的治台政策演变看,沈起元的这一系列建言,或迟或速,均得以施行。

清代皖南圩田的发展及地方官吏的作用

圩田是清代皖南平原土地开发的主要模式。随着江南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对粮食需求的扩大,清代皖南地区圩田开发有明显发展,突出表现为新圩的扩展,旧圩的修缮和圩田治理技术的进步。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官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