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陕军”作品译介中的地方经验与国族叙述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和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翻译和接受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陕西作为西部乃至全国的文学重镇,在当代文学史小说创作谱系中呈现着多元化的创作风格,其地方经验与国族叙述构建着中国形象与民族认同。以“文学陕军”作品外译中的地方经验与国族叙述为中心,包括景观、民俗文化、饮食、集体记忆等,有助于探寻其译介的接受障碍与发展路径。

地方经验与记忆的诗学——老四诗歌论

老四是活跃于新世纪诗坛的80后诗人,他善于书写“自我”与生存世界的多重关系,致力于深层生命经验的开凿与书写。老四诗歌有强烈的“在地性”,这一方面体现为他对沂蒙故乡和生活地济南的地域经验书写,更体现为他在漂泊行旅过程中的文化体验与精神地理建构。他对地方经验的呈现与审视,实现了从“文化地理”向“精神地理”的诗学转化。老四对文化传统的高度自觉与诗学实践,构筑了宏阔而又坚固的精神底座,召唤着诗歌审美的多元建构。

构建新时代好干部能力素质框架的地方经验——基于S市469位优秀干部基础数据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进一步明确,对干部能力素质提出具体要求。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精神,各地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相关工作部署要求,结合各自干部队伍建设实际,探索构建新时代好干部能力素质框架,形成了可供借鉴的做法和经验。S市于2020年10月开展了干部工作专题调研,在全市范围内对4 000余名干部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全面深入调研,从中甄选出469位来自各个领域的优秀干部,对他们的相关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新时代好干部能力素质的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以期为各级各地相关部门更好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提供实证参考和经验借鉴。

从地方经验思考海洋资源管理:马来西亚近海渔业个案分析

作为对马来半岛沿近海渔业的民族志研究,本文聚焦于长期与海洋环境互动的主体——“海脚人”的视角,从地方华裔的海洋经验切入,反思以财产权为基础的当代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受西方自然科学观和经济学视角的影响,该制度基于对非人类资源的终极稀缺之预设,通过创立和分配捕捞权来落实渔业准入原则。然而,地方华裔渔民长期的经验揭示了该制度设计与其底层逻辑之间存在不协调性与冲突。地方经验体现的多重主体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海洋资源的管理、使用具有多重可能,这启示我们应超越已有的环境治理的标准模式,思考新的治理路径。

“去先锋性”、乡土记忆与地方经验——论朱兴友长篇小说《那时赵钱孙》的写作伦理

社会变革通常推动了乡土小说的创作转型。对此,不少研究者立足于新的历史时代语境,撰文探讨乡土小说创作的创作观念、叙事困境与理论经验。朱兴友的《那时赵钱孙》以“去先锋性”的写作伦理与艺术形式,叙述以滇东北乡村为原型的乡土社会所经历的历史变革,展现了云南的乡土记忆与地方文化。作家通过叙述云南的乡土经验,展现了“乡土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常”与“变”。“变”的是乡土社会的生活空间与生存方式,“不变”的是普通人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以及对伦理道德的坚守。由此,朱兴友的乡土写作创造了新的叙事路径。

乡音中听海声:闽南方言电影《番薯浇米》的地方经验与文化审思

福建闽南地区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为中国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养分。《番薯浇米》以闽南方言对白、独特的地理景观,建构了一幅山海相依、人情浓厚的生活画卷。在平淡质朴的语言和影像记录之外,电影对闽南女性群体的生存现状、生命观,以及社会变迁过程中传统的文化形态所遭遇的冲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体现了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闽地电影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关注。

城乡医保制度整合研究:基于地方经验的考察

城乡医保制度整合,是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推动力量。本文从制度整合所面临的体制性、政策性、结构性障碍出发,基于对地方经验的考察,提出优先整合管理体制、逐渐缩小待遇差距、科学调整统账结构的对策建议,并认为城乡医保制度整合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覆盖全民的统一的健康保险制度,制度整合的路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从统一和完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到建立一体化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进而到建立更加公平、普惠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

土地托管与农业治理:基于地方经验的阐释

近年来,土地流转在实践中面临重重困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也存在很多争议。为了规避土地流转的风险、统筹利用农业机械,一些地方开始了土地托管的探索。对各地土地托管的成效和支撑条件的分析表明,这一模式背后的驱动力是规避土地流转的高成本和风险,是市场、政府和村庄社会关系网络共同形塑的结果,是一条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通过发挥政府治理功能、村集体统筹功能,调动、激发各种涉农力量而形成的农业现代化路径,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农业治理和农业现代化实践逻辑。

中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特点新趋势——从社会学视角看地方经验的持续贡献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区治理是指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协调合作,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社会管理以社区治理为前提,社区治理以社会管理为目标,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中国经验的形成与完善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世纪小说创作中的“地方经验”问题

本文针对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中一些作品出现的"概念化"倾向,提出了"地方经验"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分析了"概念化"在小说中的呈现特点和产生的原因,说明了全球化背景下"地方经验"的文学性内涵,并且通过新世纪以来一些重要作家的创作分析,论述了"地方经验"在小说创作中的价值和意义。

从地方经验中提炼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作为时代使命提出来的,社会治理体制建构将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要依靠建构起来的新型体制支撑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实现。诞生于中国大地并有实践意义的社会治理体制必定具有中国本土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需要沿着两条路径得以实现:一是基层实践的提炼,二是顶层制度设计。两相交互,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制,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健康保险参与精准扶贫：基于地方经验的考察

健康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对建立和完善健康扶贫保障体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保险业通过与地方政府紧密合作,形成了“政府主导,财政出资;多层保障,精准兜底;保本微利,风险共担;简化流程,优化质量”的健康保险扶贫模式,有效放大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提高了健康扶贫的精准性和稳定性,提升了健康扶贫工作的服务能力。健康扶贫是系统工程,只有动员全社会参与,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才能形成合力,打好脱贫攻坚战。

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化:阶段演进、地方经验及未来展望

2018年中共中央发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首次提出税务部门除了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以外,也将逐步承接原本由财政等部门承担的非税收入征管职责。随之《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出台,决定从2019年起部分非税收入项目开始划转至税务部门。当前,非税收入的征管职责正在由财政等部门转为税务部门征收,而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从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化的阶段演进入手,总结了地方的经验做法,提出了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化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并对未来非税收入管理进行了开创性的展望。

梅山文学:地方经验与文学史空间维度的生成

借助地方知识的丰富内涵,少数族裔文化在文明对话的背景中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生态意义。梅山文化及其地方经验的艺术表述涵盖不同维度,不仅涉及地域外部生存环境的描写,而且强调主体生存与环境的依存关系,从生存实践归纳的诗哲思考激活了渔猎生活习性蕴涵的多种可能,并不弱于象征开拓和冒险的沿海文化。从梅山地区走出的文学作者群体,同步反映了地理中国与文化中国跨入现代进程的思考向度,甚至走在时代前沿。以梅山文学为代表的地方文学展示出文学生成的空间维度,对于突破基于时间维度形成的文学史建构线索具有启示作用。

村治变革:地方经验、专家“偏见”与顶层设计——兼评《城乡统筹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变革研究》

村治变革的实质是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当前中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迁期,国家政权建设也进入到了大力发展国家基础权力的阶段,乡村治理面临着复杂的现实局面。新形势下的村治变革,既需要决策层的"顶层设计",也需要源自于试验区的地方经验,还需要容得下意见相左的专家"偏见",从而更好推进"三位一体"多方参与的制度创新。

论集体协商的地方经验——以青海省为样本

集体协商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都有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地区、行业之不同,其亦呈现出共性和个性之规律。为此,本文以集体协商的地方经验为观察视角,总结集体协商运行之特点、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法律完善的对策,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

多重地方经验的接续与何其芳的成渝想象——考察“何其芳现象”的一条路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何其芳具有京派作家、川籍作家与延安作家这三重身份,并以多重地方经验建构成渝形象。他首先以京派情愫加工故乡万县,创造真实记忆与幻想糅合的梦景,"梦"醒后,何其芳介入现实,又以莱阳体验重新编码"真实",改写故乡图景。抗战时期,成渝体验促使何其芳孤独感深化,随后在延安转向政治化的写作。延安作为新国家的实践空间具有评估成都与重庆的权力,评判模式从文化批判转向政治批判,成渝两地在何其芳的新一轮书写中从"我城"变为"他城"。何其芳的多重地方经验与成渝想象是考察"何其芳现象"的一条路径,由此不仅可以看取战时知识分子的群体心灵辙印图,还能进一步发现现代性转换与民族国家观念塑形下的战时中国。

地方法治竞争: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地方经验

随着要素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我国地方间的竞争已经由政策性让利、税费补贴等模式走向了以“规则型治理”为核心的法治竞争阶段。在竞争动力学理论和超大型国家治理现实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地方围绕着产权保护规则和市场规则在法治层面展开了一系列竞争。地方间持续进行的法治竞争优化了本地营商环境,提高了地方法治水平,也为国家层面营商环境的法治化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地方经验借鉴,但同时也出现了地方利益至上、地方保护主义法治化等负面效应。鉴于此,可通过中央层面的纵向激励与约束规则、地方层面的“自我技术”以及市场主体层面的“用脚投票”三种机制之间的相互配合,发挥地方法治竞争的优势,降低其产生的负面效应。

乡村振兴:关键领域、地方经验与实施路径——第三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布局。适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来自学界和政界的数百位专家和官员齐聚"第三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共商乡村振兴的百年大计。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应准确把握乡村振兴人、地、财、制度等关键领域的发展梗阻;积极探索地方特色的实践经验与基层创新,在比较和互鉴中寻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方向和可行路径。新时代,要在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基础上,继续盘活资源效率、破除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藩篱,形成乡村振兴的常态化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