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基于长三角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是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在测度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考察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的影响,其结果表明:(1)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提升;(2)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及高新技术行业企业,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提升具有更强促进作用,且该影响在长三角核心地区、数字经济高水平地区以及非资源型城市中更显著;(3)机制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企业资产专用性程度以及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两个途径促进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上述结论揭示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分工的机理,拓展了企业边界的相关研究,可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从而优化产业结构提供启示。

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兼及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比较分析

在对欧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本文在概述中国对东亚经济体贸易逆差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角度对贸易逆差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剖析。中美之间在产品价值链上没有直接的前向联系,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源于产业间分工不同,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主要源于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国在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处于产品制造环节的末端,从东亚其他经济体进口大量上游环节的中间品导致了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

垂直专业化分工、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笔者利用投入产出法测算了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水平,并以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总产值增长贡献率作为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衡量指标,从总体和行业分组两个层面,实证研究了2001年~2013年期间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垂直专业化分工在总体上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初期,有利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随着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不断加深,又会抑制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垂直专业化分工测度及经济效应研究述评

国内外学者基于研究问题侧重点的差异,构建了相应的指标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进行了度量,并对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工资、就业、技术溢出和生产率等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及实证分析,本文在国内外学者对垂直专业化分工测度及经济效应研究的基础上,对未来垂直专业化分工问题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测度研究——以中国纺织服装业为例

本文首先对Hummels等人建立的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测度方法进行了完善与拓展,而后利用行业垂直专业化分工公式测算了全国纺织服装业及江苏、浙江、广东、上海纺织服装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结果显示,纺织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较高,服装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较低,广东、上海的垂直专业化分工较高,而浙江、江苏的垂直专业化分工较低。垂直分工过高会对国际市场产生过度依赖性,过低又会导致国际分工参与不足,因此需要制定相关政策来调整我国纺织服装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

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利用进口中间产品生产出口商品是垂直专业化的典型特征。本文建立了一个纳入进口中间品的预期利润最大化模型,研究了进口中间品在不同计价形式下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出口计价结算货币选择的影响,并采用2012年1月至2015年6月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出口贸易结算货币选择的影响取决于进口中间品的计价货币形式,当且仅当进口中间品以第三方货币计价时,垂直专业化分工才会对出口贸易结算货币选择产生影响,且垂直专业化程度越高,出口贸易选择本国货币结算的可能性越低。(2)垂直专业化对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负向效应。(3)中国出口产品差异化程度、出口市场份额、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也显著影响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4)当前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比重变化主要由出口市场份额变化所致,但仍不能忽视在深度融入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进程中,中国出口对以第三方货币计价的进口中间产品高度依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区位选择——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出现对我国产业的区位选择带来了诸多影响。本文首先提出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背景下影响产业区位选择的八个理论假说,然后分别对它们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的结论是:地区要素禀赋仍是决定我国产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模式下,产业的区位选择对该地区交通的便利性、地区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以及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程度非常敏感;同时,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将可能使得本地市场效应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不显著,但这种国际分工会强化地区技术外部性对产业区位选择的作用。

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中国劳动力工资收入差距

本文分析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影响机理,在改进垂直专业化分工测算方法的基础上,就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部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总体上降低了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差距,高技术行业的回归分析显示这一影响更为显著,中低技术行业影响较小,但回归分析结果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出口技术结构升级:机制与策略

出口技术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可以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在进口中间产品的同时引进模仿创新及技术扩散等途径促进一国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后,在出口技术结构升级方面遭遇到低端分工地位、外资主导加工贸易等因素的制约。为此,在进一步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同时,要增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断向产业价值链的两端攀升,主动强化FDI与本地经济的深层关系,以达到促进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目的。

中国制造业融入垂直专业化分工全球价值链研究述评

通过对全球价值链、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为重点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研究了中国制造业融入垂直专业化分工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基础、相互关系、嵌入路径以及行业影响等。垂直专业化分工是全球价值链不断更新的动力,全球价值链为垂直专业化分工提供发展平台。中国制造业采取垂直专业化分工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取了一定的利润,以及获取产业集聚动力、技术扩散途径、国际影响力提高等诸多有利因素。针对中国加工贸易型制造业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协调、技术贸易壁垒、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困境和问题,应积极改变垂直专业化分工角色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与创新,以期实现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

垂直专业化分工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吗?

利用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在增加值率和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测算基础上,对垂直专业化分工是否影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进行检验,并对抑制中国增加值率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增加值率具有负向作用,但并不稳定;在引入外资影响和研发水平因素后,垂直专业化对增加值率的负向影响减弱甚至消失。此外,垂直专业化水平并不是抑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主要因素;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与优惠条件,垄断并限制高端产品技术与专利权,挤出中国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水平,使中国垂直专业化技术进步迟滞,才是抑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主要原因。

产业集聚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研究——对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实证分析

地区产业规模是影响产业集聚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数据,以产业规模、专业化指数、企业平均规模等三个指标表示产业集聚,对产业集聚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规模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较大,而专业化指数、企业平均规模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较小。

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产业升级

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中,如何评判产业升级对发展战略制定和产业政策选择的影响是一个关键。产业升级的本质内涵是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还是以"高大上"产业占比不断提高为表征的所谓产业结构优化?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需要厘清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中国产业升级具体形态的历史演变。从垂直专业化分工视角对"产业升级"进行重新定义,采用KWW法测算中国2007年、2012年物质生产部门小类行业的国内附加值率,重点研究中国国内附加值的纵向比较及其与产业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物质生产部门2007-2012年间国内附加值率整体提高,由2007年的60.61%提高到2012年的62.14%,实现了产业升级。进一步比较不同贸易方式、不同产业、不同要素密集度产业、不同技术密集度产业的国内附加值率变化的结果表明,加工贸易的国内附加值率提升较快;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国内附加值率提高约2%;低技术、中高技术与高技术产业的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程度依次递减。尤其是高技术产品的高出口额与低国内附加值率表明,中国的产业升级过程仍然遵从动态比较优势原则。最后,从集聚高端要素、深化对外开放、攀升价值链、调整产业政策等角度对中国未来产业升级进行了探讨。

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加剧了我国环境污染吗?

参与国际贸易分工,一方面能够利用技术外溢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污染转移而加剧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本文以二氧化硫排放为研究对象,利用FDI、加工贸易等相关数据,从垂直专业化分工规模和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两个维度来系统考证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规模,还是从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来看,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均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高人力资本门槛的存在,阻碍了垂直专业化分工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助于降低我国二氧化硫的排放,而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因更多的是在经济增长领域发挥作用,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质量改善方面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低人力资本水平的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之时,更需要注意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垂直专业化分工、外部需求与东亚区域内贸易扩张--基于中国数据的面板协整分析

近20年来东亚区域内贸易扩张的速度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由于东亚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一体化组织,所以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理论不能够解释其内部贸易的扩张。垂直专业化分工理论为解释东亚非制度性的区域内贸易扩张提供了依据,而外部需求的增加是东亚区域内贸易扩张的最终动力。本文以1995—2006年中国从东亚各国/地区的进口贸易为考察对象,将生产非一体化指数(VDI)代替垂直专业化指数,用美国来自东亚各国/地区进口份额的变化代表外部需求,采用联合国统计司的BEC数据,运用面板协整的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东亚区域内贸易扩张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扩张来自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外部需求的增加。

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我国的产业升级效应分析

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国际产业转移由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扩展到了产品价值链上生产环节的梯度转移,国外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若干生产环节转移到我国,促进了我国相应产业的兴起和成长,加快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但是,随着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其对我国产品价值链的"锁定"效应日益显现,使我国若干产业出现了被锁定在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层次的趋势。文章的分析还表明,这种"锁定"效应主要表现在我国产品价值链的工艺升级和功能升级方面。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16个行业净附加值比重的分析

笔者借鉴Hummel(2001)的方法计算了中国制造业16个细分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以及行业净附加值比重,并实证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考察的7个年份当中,制造业总体及14个细分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都逐渐上升,说明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但制造业总体以及16个细分行业的净附加值率在考察年份中却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通过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间升级,但却导致了细分行业净附加值比重的下降,对制造业的产业内升级作用不明显,中国制造业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基于区域、双边与部门层面的国际生产共享问题研究——以中国参与CAFTA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为例

基于区域、双边与部门层面,以中国参与CAFTA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为例,考量生产共享程度、结构与动态变化。结果发现:中国与东盟制造业生产共享水平尚处低位,但呈快速增长态势;技术密集型产业生产共享水平显著较高且前景较好;中国在CAFTA制造业生产共享体系中的获益水平增长较快,但剔除了贸易规模扩张效应的获益效率呈现下滑趋势。

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就业研究评述

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融入全球化生产网络,其劳动力市场不可避免地深受影响,垂直专业化对就业的影响正成为研究前沿和热点。本文从三个方面归纳和评述已有研究成果:①一些学者依托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侧重探讨中间品贸易、要素禀赋变化和要素再分配等对就业的影响;②部分学者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③近年来,许多学者从技术进步、劳动市场特征、交易费用和搜寻成本等不同视角展开深入分析。本文最后还指出了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国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区域间技术差距:基于地区-行业层面的分析

通过构建成本最小化视角的Malmquist指数,发现与入世之初相比,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水平快速提升,而东部沿海地区技术升级步伐有所放缓。基于国内价值链分工的统计分析,发现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更多嵌入了国内价值链分工。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国内垂直专业化分工有利于技术进步,该效应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尤为显著。国内市场关联及本地企业成长是国内垂直专业化分工推动内陆地区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就影响机理而言,分工主体地理空间距离是影响该技术进步效应的重要因素,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有利于缩小区域间技术差距。为此,应进一步打破国内市场壁垒,鼓励区域间分工合作,加强国内资源整合,以国内垂直专业化分工打造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