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了消费供给。本文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期间,产业转型升级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产业转型升级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促进居民消费;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均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直接影响和中介影响均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供给侧为居民提供丰富、高质量的商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积极防范部分地区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时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在空间均衡视角下,建立理论模型分析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进行政策评估的结果表明:增减挂钩政策能够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但是对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提高幅度更多,从而加大城乡收入差距。如果配套实施农村生产率提升的增减挂钩政策,在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同时,这种综合性改革能够促使农村人均收入提高幅度更大,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随后,基于2000—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逐期双重差分法与合成控制法分别评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配套实施农村生产率提升的增减挂钩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结果发现:自2006年实施增减挂钩政策后,增减挂钩试点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均值提升0.125,达到2.820;自2008年实施配套农村生产率提升的增减挂钩政策后,重庆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均值下降0.261,达到3.043。基于此,在城乡融合背景下,我们应建立健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制度。

新时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迈向共同富裕

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治国理政的必然选择,根本路径是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治国理政过程来抬高差距的底部和削平差距的顶部。抬高差距底部是减少或者消除绝对贫困,主要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消除农村绝对贫困;既抬高差距底部又削平差距顶部,就是减缓两极分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我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脱贫攻坚、迈向共同富裕是正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与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2012—2020年)一致,城乡绝对收入差距的底部呈逐步抬升趋势,意味着我国逐步摆脱绝对贫困;预测研究表明,在新时代新征程,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将呈现底部与顶部逐步收窄的态势,缩小城乡相对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土地流转、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

在土地大规模流转和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双重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的作用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基于我国2011—2021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在数字普惠金融的门槛作用下土地流转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以数字普惠金融为门槛的不同门槛区间,随着土地流转程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均显著缩小,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低于门槛值时相比,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高于门槛值时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作用有所加强。基于此,在促进土地流转、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同时,建议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发展、提高普通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让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落实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为助力土地流转和缩小城乡差距发挥作用。

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加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吗?

基于IFR数据库中国工业机器人数据,在科学测度2007—2019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上,细致刻画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加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因而有效处理机器人应用的收入分配效应能为高质量增长和共同富裕战略的协同共进提供重要支撑;工业机器人应用会通过提升就业技术结构高级化水平和资本利润率两个渠道,加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工业机器人应用在高劳动收入份额区域内引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较为显著;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利于激发产业结构服务化及合理化的演进动力,并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具有催化剂作用。为此,中国政府应及时和准确地预判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目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影响,并在享受人工智能时代红利的同时,平抑其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负面冲击。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减贫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数字普惠金融大幅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对农村地区借贷、消费及农产品贸易等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采用中国2013—2019年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两个角度,分析农村地区“离土不离乡”式非农就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的作用机制。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机制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扩大农民收入来源。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缩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基于1997—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未含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西藏地区)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分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助于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且这种缩减作用在北京、上海最强,在江苏、天津、浙江次之,在广东最弱;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均显著,但在中部地区最强,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较弱;绿色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在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更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为进一步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应持续加强服务创新,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引导绿色消费和生产,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推动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横向税收竞争与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20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和横向税收竞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多重影响。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整体呈“逐年下降”的时序特征,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自“高—中高水平”向“中低—低水平”的格局演变,四种分项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各异;基准回归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和合理的横向税收竞争均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效应显示,横向税收竞争在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具有逆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向农村下沉、倡导合理税收竞争、破除城乡市场壁垒、完善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机制等政策建议。

农业保险、城镇化与共同富裕——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农业保险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金融工具,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进而促进共同富裕。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含港澳台地区、西藏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系统诠释农业保险助推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保险具有技术进步效应,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劳动力城镇化转移;农业保险具有增收效应,可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是农业保险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中介;农业保险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镇化水平异质性,中东部地区与低城镇化水平地区正向效用更显著。

增值税分成改革如何影响共同富裕?——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

基于2010-202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借助2016年央地增值税分享比例调整这一事件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增值税分成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增值税分成改革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这一效应存在一定的政策滞后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分成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促进作用在西部、东北部以及改革前城乡收入差距较高的地区显著,在东部、中部以及改革前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的地区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增值税分成改革通过促进地方政府采取工业偏向型发展战略、城市偏向型支出策略,进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结论廓清了增值税分成改革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逻辑,并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为建立健全适应共同富裕发展的央地财政分配关系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消除城乡间信息壁垒,促进建设现代化乡村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从2011—2020这十年间的中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入手,采用面板数据个体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于城乡间共同富裕的影响,并将对外开放水平、城镇化和市场化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中介变量对于数字经济影响城乡间共同富裕的作用。得出结论如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按照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划分,东部已经到达倒“U”型趋势的右侧,数字经济的发展开始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3个变量对于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都不过半,整体上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中还是直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

碳交易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大挑战。基于碳交易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逻辑,运用中国2010-2019年208个样本城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碳交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交易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该影响主要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实现;碳交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不同类型的城市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对碳排放强度高、城市化水平低和煤炭依赖度高的城市缩小效应更为明显。研究将碳交易与城乡收入差距纳入统一框架,提出碳交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为实现“双碳战略”与共同富裕两大目标提供证据支持和建议参考。

区域经济合作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来自RCEP成员国的经验证据

深化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是实现以共享为目的的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2002—202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与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合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看,中国同RCEP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机制分析显示,经济合作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合作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为了更好地发挥区域经济合作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应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政策,加强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政策引导,同时优化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利益分配机制,从而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

产业智能化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及减小路径研究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推进,产业智能化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越发显著,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以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本文从产业智能化的资本偏向性和技能偏向性角度论证了产业智能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并从理论上探索了减小产业智能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路径。在实证上,本文采用D-K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产业智能化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机制分析验证了产业智能化主要通过功能性收入分配效应和规模性收入分配效应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效应分析证明了优化产业结构和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能缓解产业智能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地方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检验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科学的财政支出政策是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工具。文章基于2008—2022年我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区域考察不同类别地方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和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民生性财政支出和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正向作用;分区域来看,不同类别地方财政支出在不同地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同。从两类地方财政支出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看,民生性财政支出会影响生产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2004-2019年全国29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从流通业视角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流通业发展拉近城乡收入差距,且流通业发展水平越高,数字经济拉近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强。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基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用2011-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基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且这一促进作用呈现“自东向西”依次递减。从机制分析来看,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为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作用,本文围绕加大应用推广、深化融合、发挥政府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银行管制放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文章利用2003—2020年中国31省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银行管制放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寻银行管制放松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渠道机制。结果显示,银行管制放松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不平等,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银行管制放松显著地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份额,并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收入份额,构成了银行管制放松加剧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机制。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证实,银行管制放松会提高城乡信贷非均衡性、加剧农村资金外流、提升技能溢价,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据此,文章的研究为全面认识银行管制放松影响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新的视角,对于合理推动中国银行体系市场化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基于湖南省革命老区的实证检验

基于互联网OTA平台景区销售数据综合测算县域旅游发展水平,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究2019—2021年湖南省革命老区县域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扩大-缩小-扩大”的“N型”趋势双重门槛效应;在同一发展时期,旅游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略高于城镇居民;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作用于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经济发达县旅游发展更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县域旅游发展水平差异导致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旅游发达县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据此,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旅游发展规划,积极探索多元化产业振兴机制并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发挥旅游联动效应,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2010—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其在促进城乡融合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备受关注。理论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存在数字红利和数字鸿沟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二者的净效应存在动态非线性变化。利用2010—2021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共同富裕进程中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效应由数字鸿沟效应占主导逐步转化为数字红利效应占主导;同时,数字经济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主要表现为数字红利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初期数字鸿沟效应较明显,但随后数字红利效应更显著;城镇化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经济收入分配效应中重要的阈值变量,城镇化率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越高的地区越能发挥数字经济的数字红利效应。鉴于此,为加快城乡共同富裕步伐,需要扩大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知识和技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从而充分挖掘数字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