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国内外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比较

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基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西方理论。随着城镇化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20世纪以来国内该研究领域发展迅速,近年来在城市空间特征、结构及实践方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与国际成熟理论相比,当前研究仍未突破“重经济轻人文”的理念制肘,缺乏对社会维度的深度探索。为推动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亟需拓宽国际视野,引入多维方法。通过比较分析欧美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成果,深入探讨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的发展阶段、研究热点和知识结构,厘清研究的当前问题。旨在探索城市社会空间与人居环境科学的融合路径,为理论创新和城市规划实践提供参考。

论城市社会学的学科规范与研究定位

不同于社会学通过分析城市所承载的社会发展进程来把握社会秩序,城市社会学认为社会秩序至少部分地来自城市及其内部活动,因而以城市内部特定社会过程研究作为学科建立的依据,并将城市定义为承载社会运行的人口聚落,与之相应的研究对象便是与社会组织息息相关的资源分配过程。为了实现城市经验与秩序理论的融会贯通,城市社会学采用“理想类型普遍化”的研究方法,对塑造城市空间形态的具体区位性资源配置过程的特殊性进行概括。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社会学基本问题的限定下,个人以占有城市区位性资源的方式融入社会就构成了城市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学科规范决定了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任务是揭示社会如何通过城市实现组织化,其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定位也是以组织化视角来探讨社会秩序。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经验可以看出,社会学分支学科不是简单地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某一社会现象或问题,而是立足社会学关注的社会秩序问题,从具体类型的人类实践中发现新的研究问题,据此建构自身知识体系。

都市的体验：关于城市社会生活的三种理论

都市的体验：关于城市社会生活的三种理论王小章，郎友兴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西方工业革命的迅猛势头带来了城市化的飞速发展。随着大量人口迅速向城市特别是一些大都市集中，一系列社会和心理问题如贫穷问题、失业问题、犯罪问题、人格和心理失调问题等等开始在这些城...

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社会安全治理的过程与机制分析——以上海市智慧社区为例

数字化背景下,技术工具的接连涌现和持续迭代对加强城市社会安全治理有着重要意义。以上海市智慧社区为例,阐发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社会安全治理何以可能、有何逻辑。案例分析显示,数字技术赋能蕴含潜在风险的实时监测、社会矛盾的线上调处和公共服务的技术响应三个过程。通过透视其中的逻辑,梳理出全景治理、敏捷治理和回应治理三重机制,其中,全景治理关注信息获取,敏捷治理指向反馈速度,回应治理呼应价值皈依。数字技术赋能的三个机制表明,合理利用、正确发展数字技术能为城市社会长治久安做出贡献。与此同时,需要警惕数字技术赋能中的名实分离现象,让技术更好地用之于民、服务于民。

城市社会的现代幻象与风险治理——“资源挤压”的分析视角

城市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前进性指向,既集中了人的智慧与力量,为人类社会提供源源不断动力,也夹杂着多重风险。城市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如果不及时规避风险,就有可能由现代幻象异化为现代化陷阱。城市社会的现代化追逐,使得不同类型的城市主体在优势社会资源竞争中形成“资源挤压”。城市社会风险主要由城市社会内部原有城市主体对原有非城市主体、城市优势主体对城市非优势主体、城际之间核心城市主体对外围非核心城市主体的“资源挤压”所形成。引导每一个城市社会优势社会资源主体,以命运共同体思维取代“资源挤压”,是防止现代城市社会风险积聚的有力举措,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努力方向。

北京城市社会区分析

自从1984年中国实施城市改革以来,城市土地市场和住房市场建立已经对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作者利用1998年北京街道一级调查数据进行城市社会区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社会和种族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并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土地利用强度在形成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与家庭状况相关的流动人口状况也表现为非常强劲的影响。北京的社会区表明:土地利用强度分布呈同心圆模型,家庭分布形态具有扇形结构的特征;社会经济状态因子分布形态既表现了同心圆的特征,也具有扇形结构的特点;种族因子的空间分布形成了一种多核空间结构。

南昌城市社会区研究——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中国城市社会区分异的研究起步较晚,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都是讨论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初期的城市社会区分异现象。本文以南昌市为例,利用分街道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学的方法,对改革开放20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下的城市社会区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住房状况、文化与职业状况、家庭状况和外来人口状况是南昌城市社会区分异的主要影响因子,其中家庭状况因子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同心圆模式和扇形模式的复合特征,其他因子的空间分布则具有扇形模式的特征。根据主因子的分布情况,南昌城市社会区可以划分为七类,社会区的空间分布形成一种同心圆和扇形的复合结构。

数字经济背景下城市社会保障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数字经济等新兴经济繁荣,社会保障的革新与进步存在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数字经济的壮大对建立稳固的社会保障物质基础、提升业务处理效率以及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等有着积极影响;同时,数字经济的壮大也给社会保障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促进数字经济时代下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坚守科学发展观念、强调上层规划、完善法律法规、全面融合数字技术的应用等,以实现社会保障的平稳、健康发展。

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

对明清时期北京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进行探讨，是从城市地理学与城市社会学的视角所作的历史研究。从其内部分区的人口密度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北京城市在空间上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且在不断变化，而这些特点和变化又分别体现在该时期北京的商业空间、居住空间和社会生活与人际交往空间等方面，由此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和全面地了解明清北京城市的发展程度。

快速城市化与城市社会风险的应对

中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并且面临着基础设施、人口结构、公共卫生、利益冲突、能源资源、环境污染、价值观冲突、城乡分化等诸多风险。继续推进城市化需要尊重城市化自身的规律,着眼于加强规划、改进管理,特别是扩大和改进制度供给,从而不断提高城市化的质量。

西方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研究的意义

本文首先回顾了西方城市社会地理学发展的历程,然后评述了现代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的转变、特点和主要学派。依据对相关文献的考察,把西方现代城市社会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分为四大部分:(1)城市空间结构的社会意义(2)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模式(3)城市空间与制度框架(4)城市场景中的特殊行为,并对此进行了综述概括。最后就城市社会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意义和研究领域提出了建议。

传记社会学在城市社会变迁研究中的运用——评《传记社会学:理论议题》

作为人类活动的核心场所,城市的发展和演变涉及众多个体的经历、选择和意义构建。而传统的城市变迁研究要么侧重宏观层面的分析,要么侧重城市环境对于人们生产、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往往忽视了个体在城市变迁中的体悟、感知以及情感诉求。

数字经济对城市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数字经济为背景,分析了我国城市社会保障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数字经济推动城市社会保障发展创新路径:加快构建数字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的效率;拓展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社会保障覆盖面,提升社会保障的普惠性;推动基本保障和补充保障协调发展,提升社会保障的多元化;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和范围,提升社会保障的适应性。这些创新路径的提出,旨在为我国城市社会保障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参考。

“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社会融入是社会行动的结果,而经济活动是社会行动的首要活动。根据对陕西省西安市的调查数据,以"是否持续参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考量"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否,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身特征、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支持4个方面分析"村改居"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年龄、性别等自身条件无关,经济资本中分红、房租等可替代收入变量和人力资本中高层次职业变量的影响不显著,社会支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显著;交往能力和政策制度变量在各自的类别模型中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但未能进入最终模型;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对"村改居"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显著正向。因此,"村改居"群体提高就业收入和文化程度以及拥有一技之长,均有助于其城市社会融入进程。

城市社会治理模式下居民参与机制的实证研究

文章分析城市社会治理模式下居民参与的意义,介绍城市社会治理模式下居民参与机制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结合案例对比不同城市的居民参与模式,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揭示有效居民参与机制对于提升城市社会治理质量的重要性,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优化建议,旨在为政策制定者、学者和社会各界提供有益的参考,建设更加包容、透明和民主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

空间、地点与城市社会学

空间与地点是城市社会学中的两个不同但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前者强调的是抽象的、跨越个体的存在;后者则包含个人与群体身份的、用于定居的具体位置。除齐美尔以外,经典社会学家对于地点没有直接的论述。在从聚居地到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人与地点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城市其实就是一个特定的地点。城市社会学家在讨论城市与城市生活时,几乎离不开地点。各个理论流派看待地点的视角并不一样,因而地点在各个理论中的位置与功用各不相同。在芝加哥学派以来的城市民族志研究中,对地点在城市生活中的具体细节有着深刻的阐述。人与地点的关系应该成为理解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与实施有效社会治理的重要考量因素。

长春城市社会结构分析与邻里效应研究

长春是转型中的中国城市的缩影。计划经济特征、市场化力量、城乡迁移等多种力量,共同推动了长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转型,给居民福祉带来了深远影响[1-2]。据此,本研究构建了面向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研究指标体系,以长春市为例,分析社会空间结构,并探讨其对居民邻里满意度产生的影响。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包括:(1)覆盖长春市中心城区340个社区的问卷调查数据,该调查于2018年1-6月开展;(2)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提取居民所在乡镇/社区的社会人口信息。

南京城市社会经济聚集与产业波的研究

城市是在一些地域范围内 ,由经济实体、社会实体和物质实体组成的综合有机整体和聚集区。城市社会经济的聚集和扩散是城市发展和演替过程中一对矛盾的统一体。聚集和扩散在概念上是相逆的过程 ,但并非彼此排斥的对立面 ,而是两个过程在同一城市中不同阶段进行而已。本文前面是对南京城市聚集内容和特点进行了分析 ,后面是对南京城市社会经济扩散过程作了论述 。

社区参与在城市社会工作中的作用与挑战

当前城市化的进度加强了社区参与在城市社会工作中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对社区参与的内涵与意义的探讨,详细分析了其在提高服务质量、增强社区凝聚力以及促进管理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文章也深入分析了社区参与在实践中遭遇的主要挑战,包括参与意识的淡薄、参与方式的单一性以及参与机制的不完善。基于这些挑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旨在促进居民的参与意识,创新参与方式,以及完善参与机制。本文为如何有效促进和实施社区参与提供了策略性的思考。

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外来理论引入与本土化创新路径——基于20世纪两次西方理论传播与本土化实践的考察

20世纪上半叶,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被系统性地引入中国,当时的中国学者在主动借鉴的同时,着力结合国情进行消化和转化。改革开放后,西方城市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经历了第二轮大规模传播。不同于20世纪初期个体努力的方式,这一时期理论的引入具有国家层面的思想开放及学术交流的政策推动。中国学者广泛吸收了欧美多种流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并注重将其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实际情况结合,开展了大量本土化研究。该文通过回顾这两段过程,发现:外来理论的借鉴是城市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必经阶段,为学科提供了理论资源,但必须结合本土实际情况进行创造性转化,方能真正实现理论工具的本土化。外来理论借鉴与本土创新并非对立统一,而是一个相辅相成、环环相扣的整体过程,只有平衡好二者关系,才能最终推动理论的有机转换,促成本土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