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型社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基于D市S社区的个案分析

责任型社区融合了责任政治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双重意蕴,充分体现“自治”的内涵。打造责任型社区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责任型社区突显了党建引领下基层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基于D市S社区的个案分析发现,责任型社区的建构逻辑遵从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要求,通过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最后实现人人享有。在“人人有责”的层面上,通过情感治理以及邻里互助机制“找回群众”,使群众树立起自身的责任认知,从而主动承担参与基层治理的责任,由此构建了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在“人人尽责”的层面上,协商民主和责任型社区建设具有高度的适配性。在具体实践中,多元化协商平台搭建了社区群众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载体,使得社区群众有渠道反映问题、有平台商量问题、有路径解决问题。责任型社区建构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人人享有”,体现出“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在这个过程中,责任型社区的建构体现出以民主促民生的治理路径,有效治理的本质是解决好人的问题以及盘活基层治理的社会功能。总的来说,让基层群众树立责任意识、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履行责任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也是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

基层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女性参与村级治理实践研究

农村女性公共参与是妇女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基层治理转型,农村女性不但在村干部职数中占比增加,而且越来越多女性占据权力结构核心地位,村庄层面“妇女当家”现象明显。与男性村干部相比,女性村干部注重服务意识、以心换心,能够守规矩有底线,女性参与村级治理具有柔性治理、情感治理和规范治理特征。基层治理转型下村级行政化和村干部职业化,村庄内部事务由利益纠纷型转向社会动员型,女性为谋求效用最大化的家庭发展策略,主动参与到村级治理中,满足其经济、抚育和赡养等多重复合性目标。从影响来看,农村女性参与村级治理有助于构建回应型基层政府和平权型村级权力结构,促进多元共治格局,提升女性村庄话语权。随着越来越多农村女性成为村干部,政府应该加强乡村治理中的女性领导力,为女性村干部提供有利的外部支持系统。

寻找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基层是推进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和最基本的单元,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效能。可以说,没有基层治理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2.0版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正在快速推进,最重要的表现是从简约治理到科层治理的转型,基层治理主要是完成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的国家任务。中国农村地域广大、情况复杂,不同地区、不同农村以及不同农民需求不同,自上而下的刚性要求与自下而上的特殊情况难以对接,基层治理中出现了普遍的形式主义和高治理成本,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治理无效。这样一种基层治理现代化可以称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1.0版,其问题是基层治理体系正规完整却缺少灵活性,村民的真实需求得不到有效表达,村民主体性丧失。基层治理现代化2.0版在保持基层治理体系正规完整的前提下,重点转向动员村民参与村级治理事务,通过村民自身的努力来建设他们的美好生活。基层治理现代化2.0版的核心是应对非标准的只能靠村庄内部高度动员才能解决的复杂事务。

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实践,二十大报告首次在党的全会报告中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行了深入阐述。从学理上分析,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具有政治保障、组织动员、社会资本、社会价值和社区治理等方面的价值与功能,有利于将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各自规律。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构建现代化的基层治理体系,既需要遵循各自的规律,又需要发挥好二者相互增强的关系。

扩张与瓶颈:行政拘留扩张视域下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趋势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依法治国理念推动下,大量涉及网络安全、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等民生领域的行政法律文件陆续出台,持续推动了“行政拘留扩张”基层治理法治化发展趋势。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总要求。基于行政拘留扩张视域观察困扰基层治理多元化难点,聚焦“行政拘留扩张”与“基层治理瓶颈”的相互关联,研究提出了在共建共治、多元协商、信息共享、权责定量及提升执法公信力五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基层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基层领导干部决策疲劳:测量量表编制与初步应用

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广大基层领导干部具备与之相匹配的治理水平,尤其是决策水平。然而作为一种能够显著影响基层领导干部决策质量的要素,决策疲劳当前仍较少受到关注,这不利于基层领导干部治理水平的提升。有鉴于此,在参考国内外相关量表的基础上,采用半结构式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在开发出基层领导干部决策疲劳量表并对其进行有效性验证的同时,还进行了初步的差异检验以验证量表中部分人口学变量分组的科学性。研究发现,基层领导干部决策疲劳量表信效度良好,可有效评估基层领导干部的决策疲劳状况。同时,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基层领导干部的决策疲劳存在群体差异,应受到更多关注并有的放矢地应对。

基层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城市社区治安共同体建构研究

在我国社会结构由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建构城市社区治安共同体是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方向。城市社区多元治安主体秉持公共精神,通过民主协商、资源共享、互动合作等方式,致力维护社区治安秩序形成有机联合体。当前,城市社区共同体建构面临着党建引领不到位、治安资源配置不足、制度机制保障缺失和社区居民参与有限等困境,需要创新基层党建、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数字赋能、扶育社会力量和巧用资源动员。城市社区治安共同体的有效建构,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府服务能力提升研究

乡镇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机关,也是处理基层事务的重要组织者,是服务群众的第一线,其在提供各项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S镇政府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已有显著成效,但是随着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应深入分析S镇政府的服务能力,剖析问题成因,为提升S镇政府服务能力提供路径选择,从而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人民至上: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遵循

人民至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人民至上是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文章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着重从准确把握基层治理面临的市场参与力量不足,导致市场竞争和创新激励缺乏;社会参与力量不够,影响基层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公民有效参与欠缺,致使政策执行难度增加;基层治理体制不顺畅,难以形成治理合力等方面,深入分析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文章尝试从激发市场活力,优化治理资源配置效率;强化基层社会组织建设,壮大社会参与力量;增强公民参与,凝聚基层治理合力;完善基层治理体制,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等方面,审慎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设性思考,以期对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有所裨益。

基层治理现代化试点中的公共价值生产——以上海L城中村物业化管理为例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在超大型城市最薄弱地带的城中村是否具有及如何生产公共价值,从而创新基层治理实践,是个非常值得关注且往往被忽略的理论与现实命题。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战略三角模型,对上海市L城中村试点物业化管理展开深入案例研究。研究发现,L村在物业化管理模式的试点过程中,由理念引导、政治支持和实践基础构成的战略三角,形成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公共价值生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城中村治理。其中,理念引导是运用“三联共治”网络治理,政治基础由“1+5+12+X”党组织架构带领下的镇党委镇政府、城运中心、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构成,实践基础则包括共识塑造、组织领导、规范参与、长效监督、综合能力等要素。物业化管理模式的“试点-推广”,需要不断拓展和完善管理体系,从而打造多元融合、集约高效、便民利民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模式。

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论内涵、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新时代的基层治理是执政党和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积极治理以及基层社会自我治理的统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基层治理现代化,它彰显出治理理念的人民性和积极性、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调适性、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和能动性、治理方式的集成性和灵活性以及治理要素的地方性和联动性。从实践维度看,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通常遭遇自下而上民意表达通道畅通性偏弱、基层治理场域的条块关系有待优化、组织动员能力与社会参与不足并存、国家意志穿透基层社会还有待加强的治理困境。基于高效能治理的要求和向度,我国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更加注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治理,加快迈向上下协同、左右联动的全过程治理;通过突出统筹国家意志与民众意愿的贯通转化,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增强基层善治能力;持续优化行政型推动与内源式发展的关系,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和源头治理机制;更加注重属地管理与属性治理的耦合共生,充分激发党建势能以增进治理成效。

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党群互信关系建构的创新路径——以安徽省X县为例

构建党群互信关系,是党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之关键路径。研究表明,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党群互信关系建构的内在逻辑在于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坚持民生问题导向,完善党群双向沟通机制,实现党群联通制度化,健全民意督办机制。有效化解党群互信关系建构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应当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创新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民生问题回应能力,积极完善党群双向互信沟通机制,健全完善党群互联互通制度与机制,清晰界定民意督办机构的职责权限,扎实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着力增强基层治理现代化能力。

齐鲁文化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融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山东实践

齐鲁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以诚立身,以信为重,注重立身行事的基本规范;立德修身,守礼尚德,形成德治教化的化人机制;清廉敬业,依法而治,彰显清风正气的法治纹理;天下大同,大道之行,蕴藏以人为本的善治之钥;举贤尚功,尊才崇智,内嵌爱才惜才的人才观念。山东省坚定践行文化“两创”,深入挖掘齐鲁文化蕴藏的治国理政智慧,将其融入基层治理的各环节、各领域,在助力提高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上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这些探索也存在一些障碍制约,需要从挖掘传承治理要素、扩大治理场景运用、加大资源开发利用、提升治理品牌价值等方面下功夫,努力使齐鲁文化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基层治理现代化情境下乡镇社工站的专业化理路

乡镇社工站的建设与发展主要是为了破解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专业能力薄弱的困境。在国家政策驱动下,乡镇社工站已成为地方各级民政部门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的重要载体。然而,由于各地建设乡镇社工站的基础条件参差不齐,为完成行政性的“建站”目标,职能部门常以行政性手段推动乡镇社工站建设而忽视其专业属性。这使得乡镇社工站在其“进场”和“在场”的实践过程中充满挑战和博弈,并逐渐背离其原有的专业理念,也难以回应基层民众对专业服务的需求。基于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质,以其专业性和实践性两个理论维度为指引,通过构建精细化的专业服务体系、厚植专业服务效能和政策层面的专业赋能来找回乡镇社工站的专业化方向,发挥乡镇社工站在助力基层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

数字治理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基于武汉市汉阳区五里墩街“网格长直通车”的调查与思考

以“数”助“治”是一种依托数字技术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的新型治理模式。以往的基层治理囿于治理覆盖面有限、层级联动性有限、人员执行力有限、需求回应力有限,弱化了基层治理的精准性。武汉市汉阳区五里墩街积极开发以“政务微信”为依托、以“网格长点对点服务居民”为主旨的“网格长直通车”平台。“网格长直通车”作为基层数字治理的重要实践,是数字平台赋能基层治理的有益探索。具体而言,通过重组基层“数治”框架、优化基层治理内容、创新基层“数治”形式等措施,实现了以“数”助“治”的治理模式,提升了基层社会的治理效能。

基层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建引领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创新路径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既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更是保障城乡居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客观要求。基层治理现代化为分析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基于党建核心引领、共同富裕目标、数字技术赋能、城乡互惠共生、变革创新驱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机理,城乡融合发展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然而,依然存在党建核心引领作用有待增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合力尚未形成、数字赋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水平有限、城乡居民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不甚健全等现实问题。为此,应当持续增强党建核心引领城乡融合发展能力、着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治理新格局、全面推动数字赋能城乡融合的数字化治理、不断完善城乡居民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系统性推进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深化“五治融合”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是国家治理的“毛细血管”,也是群众感知基层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温度的“神经末梢”。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不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践行我们党初心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五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实际行动,是巩固党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基层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乡镇机构编制配置研究——以Q镇、P镇、L乡为例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党委领导、党政统筹、简约高效的乡镇(街道)管理体制”,对乡镇机构编制管理提出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湖南省委编办组成调研组,赴5市13个乡镇进行调研,并以H市Q镇、L市P镇、Y县L乡为例开展研究分析。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探讨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但不限于农村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五大内容。文章以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为主要探讨内容,着重阐述了在乡村振兴视域下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