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层法院法官助理的职能定位

法官助理制度是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我国在推进法官助理制度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有益经验,但法官助理制度也存在培养机制不够完善、差异化培养不足、配置模式缺乏科学性和角色冲突等问题。只有充分发挥法官助理的作用,明确法官助理的职能定位,才能助力案件审执质效的切实提高。对法官助理队伍分工细化,构建“跟进式”人才培养体系,不仅有利于法官助理队伍的管理和效率提升,也有利于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构建双类型法官助理模式,赋予助手型法官助理更多的业务锻炼机会。进一步明确法官助理的职能边界,规范法官助理的选任制度,有效发挥法官助理的制度优势。

中基层法院推进诉源治理的实践与完善

人民法院在推进诉源治理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在中基层法院诉源治理实践中,存在合力不足、措施繁多、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其根源在于部分治理主体对诉源治理的本质理解存在偏差,过于依赖法院主导模式。为完善诉源治理,应以“治未病”的传统智慧与系统功能理论为指导,坚持基层为立足点、党政为主导的原则,积极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常态化应用。法院应坚守本职、拓展功能,借助新一站式平台,完善机制对接,分阶段积极融入诉源治理的大社会系统,确保治理主体职责明确、优势互补、协同推进。同时,全面贯彻落实“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原则,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通过构建源头预防和化解纠纷的中国模式,整体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法院有效优化营商环境路径研究——以M县法院为样本

优化营商环境是培育和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之举。当前基层法院在优化营商环境中面临哪些问题?需要采取怎样的举措?这些都需要在深入细致把握现实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回答。本文以M县法院为样本,深入分析基层法院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以期为基层法院有效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基层法院经费保障制度改革研究

基层法院经费保障制度改革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加强基层法院经费保障,促进独立审判权的行使,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从改革实践来看,经费保障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如收支两线基本落实,经费水平明显提高;办案条件明显改善,办案质效显著提升;便民设施合理完善,司法公信力显著加强。但由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未能完全实现财务管理的精细化,制度改革效果大打折扣,如财务人手不足,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改革经费不足,经费增长空间有限;政策资金配套延迟,车辆保障力度不足;审执财务未能融合,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内控体系有待完善,风险意识亟须加强等。因此,笔者提出在今后制度改革中,建议购买社会服务,加强人员培训;加大中央投入,建立地区补助;落实政策资金配套,车辆经费因地制宜;加强业务财务融合,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完善内控体系建设,防范化解资金风险。

公正司法视域下西藏地方基层法院贯彻落实司法责任制路径探析

贯彻落实司法责任制是司法改革的核心环节,也是切实维护法院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西藏地方基层法院进行司法责任制度改革在取得了大的成效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回应这些问题的必要措施包括:加强基层法院人员素质建设,提升司法队伍整体司法能力;细化审判权力运行体系,保证司法权行使公正有效;以提高审判质效为目标,有效整合法院各组织作用。

基层法院数字化审判监督优化研究

在基层法院体系中,审判权是审判监督机制的客体表现形式,法官是行使审判权力的主体对象。若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其主审判决权无法得到有效制约与监督,则极有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不仅歪曲司法价值观念,还会破坏司法审判的公平公正。“一五改革纲要”实施以来,人民法院不断完善院长、庭长及相关审委会成员的审判与监督职能,并在细化岗位职责的同时制定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在现代化背景下,这种新型的改革模式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时间都去哪儿了——基层法院刑事法官工作时间实证研究

以法官工作时间分配为中心的实证研究显示,基层刑事法官的时间主要用于办案,而办案的时间主要耗费于大量的书面性工作,法官用于庭外活动、集体合议与讨论的时间有限,庭长确有相当长时间耗费于行政性的管理工作。这些发现与以往关于中国法官工作状态与工作内容的认识不尽一致,而有些发现则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学界关于中国刑事审判制度运行的判断。实证研究的一些发现为中国法院改革提供了若干参考。

基层法院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改革论析——《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相关内容分析

基层法院的行政审判已经困难重重。为此,《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出了高级法院可以确定基层法院跨区域相对集中管辖以及对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提起诉讼的案件由中级法院管辖的修改意见。相对集中管辖存在增加诉讼成本、部分法院审判压力过大和难以避免各地政府相互帮忙等问题,而且基层法院与中级法院管辖范围也存在不够协调之处。为实现"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目标,应当取消基层法院行政案件管辖权,由中级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同时,为解决诉讼成本等问题,将目前各个基层法院的行政审判庭改革为隶属于中级法院的巡回法庭,以消除基层法院由于司法审判区域与行政管理区域重叠而导致的行政审判困境,实现行政诉讼领域的司法公正。

基层法院法官激励因素与激励效果的实证研究——以S省部分基层法官为例

员额制改革及其配套措施对法官的激励作用是否发挥到位,事关本轮司法改革的成败。基于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我国基层法院法官受到收入、晋升、声誉、考核机制、工作量、福利保障、人身安全保障、工作环境、公平感、个人成就感等激励因素的影响,激励效果体现在是否愿意终身从事法官工作。实证研究得出,基层法官目前的年收入没有产生明显的激励效果,而收入的增幅、公平感和绩效奖金能否反映自身贡献,都有着显著正向激励作用;工作量、加班以及来自错案追究制、审判管理指标、信访等方面的工作压力有着显著的负向激励作用,也是引发离职倾向的最主要原因;晋升的难度、人身安全保障的不足有着显著的负向激励作用;荣誉称号对法官的激励效果并不显著。鉴于此,未来的改革应继续完善薪酬评价体系,扩展晋升渠道,完善考核奖惩机制,提升审判团队效率和职业保障水平。

法官与法院的产出效率:问题与对策——基于基层法院的实证分析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法院解决纠纷的过程实际上类似于企业的生产过程,其目标就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多、最准确的裁判。通过对基层法院的实证分析得出:法官的人数、法官的流失、法院的收案量对法院的产出影响很大,而且现实基层法院的法官人数与法院的产出效率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法院内外部体制、法官资源分配、法官激励机制等存在着诸多问题。要想提高法院产出效率,不能仅靠增加法官人数,而应该合理配置法院内部资源,改革相关体制,激励法官提高工作效率。

合理配置基层法院法官资源的探讨

法官资源配置得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由于基层法院处于实现司法公正的首要环节,并且承担着最为繁重的审判任务,因此,为了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应当从优配置基层法院的法官资源。针对我国基层法院法官资源数量不足、质量不优等问题,应当尽快加以解决。一是要重新配置基层法院内部的法官资源;二是要将上级法院的优质法官资源向基层法院倾斜;三是实行基层法院之间法官资源的交流与共享。

基层法院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回应形态及其形塑机理——兼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话语

县际竞争推动的县域经济发展是促进实现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包括法院在内的县域政权体系,均参与到由地方党委政府主导的县域经济发展之中。基层法院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较强自主性的回应形态,这种回应形态为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保持了较大的自主空间,同时也有助于法院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将法院参与地方经济发展视为“司法保护主义”的批评话语,忽视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得以发生的初始条件已经明显改变,未将所有制、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结构等方面因素纳入对此问题的综合考量之中,缺乏对法院参与地方经济发展具体方式的经验性把握,以至于放大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在目前的普遍性。需要全面认识基层法院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限度,避免可能存在的偏失,合理设定司法体制改革方向,从而保证司法公正。

法官如何思考民间法:基于泰安市基层法院实地调研的分析

民间法研究要走向深入,不仅要回应伴随而来的质疑,而且需要源自实践的批判性反思。以往研究成果更多地聚焦于理论层面的建构,对于司法场域中的实践回应却关注不多。民间法研究不但需要规范性视野,也需要经验性视野。借助于实证调查,有助于经验地了解实践中法官群体关于民间习惯法的法律思维,从而有效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沟通与互动。

法官与法官助理“法情关系”之构建探究——以A市B区基层法院为视角

法官与法官助理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这种关系对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与成效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调查我国司法改革试点省份的基层法院发现法官与法官助理之间在审判事务分工与责任承担、服从命令式管理与独立性人格要求、薪酬晋升机制与职业发展规划的矛盾。究其原因,既有改革设计不严谨、法律规定不完善等客观制度问题,也有传统封建文化影响、曲解改革精神等主观因素,因此,我们分析并借鉴域外的法官助理制度,以此完善我国的权责法定制度,优化审判团队模式,创新分离管培机制,培养法官与法官助理的师生之情、战友之情以及法律信仰之情,构建职业共同体的新型“法情关系”——法律人因法律职业的共同信仰,在法律规定分工的职责范围形成一种和谐关系。

基层法院“立案难”:一个法律样本的解读

基层人民法院作为我国审判机关的前沿,是司法体系的基础,担负着全国法院80%以上的一审案件的审理任务,在和谐社会构建上起着重要的减震器作用。立案程序则是社会纠纷进入基层人民法院的必经门槛,大量的社会纠纷通过人民法院的立案程序进入人民法院的审理视野,所以解决法院立案难问题的关键在基层法院。在当前司法地方化,缺乏公信力的背景下,基层法院立案难问题更加突出,其中既有司法考核、司法腐败等人为的因素,更有立案制度、监督制度、纠纷机制等制度因素。本文通过一个法律样本的解读,分析具体的司法场景下法院的选择,立案如何成为基层人民法院的一个难题,又应当如何解决。从而推进相关机制改革,完善立案制度,切实维护当事人的诉权。

调解前置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研究——基于B市基层法院改革试点的调查分析

根据调解前置程序的功能定位,调解前置程序适用的案件可分为分流型纠纷和促进型纠纷两类。通过对B市4家基层法院调解前置程序改革试点中不同类型案件适用调解前置程序成熟度的分析,界定分流型纠纷中适宜的案件范围。以案件当事人的特殊关系为基础依据,从妥善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角度分析促进型纠纷适用调解前置程序的适宜性。

从民商事案件审判看基层法院司法效率之提高

在最高人民法院三个改革纲要指导下,各地法院以提高审判效率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在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仍存在诸多制约司法效率提高的因素,有待通过合法合理的过渡设计来进一步推动改革,尽早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一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

法官职业化的困境——以西部基层法院为视角

法官职业化建设,是确保法官素质、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其职业化是由法官工作的性质决定的,职业化意味着精英化,意味着法官素质一体化。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职业化和精英化缺乏基本的物质基础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一问题在西部基层法院更为突出,法官职业化在西部基层法院面临的困难重重。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层法院的职权构成——以镇江地方法院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层法院,既有刑事侦查、刑事公诉、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等司法职权,也有人犯监管、监所监督、公证和律师管理等司法行政职权。它既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也是看守所、公证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这构成了其与今日法院职权的重大区别。厘清这一基本问题,有助于正确认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

县域治理中的基层法院:体制结构与制度逻辑

个体本位范式对于认识中国司法机关在政制结构中的定位存在明显的不足,若要正确把握这一问题,需要采取整体本位范式。县域是一个完整的治理单元,在县域治理中考察基层法院可以成为整体本位范式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党政体制是中国法院赖以运行的基本体制,基层法院与由地方党委领导的县域治理体系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上下级法院关系亦嵌入党政体制。党政体制依托条块关系形成“一体双轨”司法调节机制,这一机制对于保持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具有重要意义。基层法院在县域治理中的定位,受到党政体制统摄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条块关系、属地管理责任等宏观因素影响。在县域治理层面保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同时,有必要保持这一层级权力一定程度的统合度和灵活性。如果将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理解为基层法院从地方党委领导的治理体系中分离,这是对中国国家治理制度逻辑的误读,在实践中也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