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基本法视角下日本农业政策演变及特征研究

农业强国的建设离不开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中国的农业政策函须瞄准世界农业政策演变的共性问题,通过不断地调整与改革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以东亚国家日本为例探究其政策的演变及特征,对于揭示农业政策的前沿发展方向和形成“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学理价值。日本《农业基本法》从开始实施,到历次修订,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1961年日本《农业基本法》实施,1999年修订并更名为《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2024年《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修订。日本农业政策的演变特征遵循由第一阶段保生产稳价格到第二阶段注重农业多功能和农村地区振兴再到第三阶段“食物供应-产业转型-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多维度的逻辑,是个不断根据日本经济社会的新规律完成适应性调整的过程。日本农业政策演变过程提供了如下经验启示:一是以法律为依据制定农业政策,二是因时而异确立农业政策目标,三是重视农业和食物产业的绿色转型,四是农业政策的长期一贯性以及政策目标措施的适变性。

以综合性环境基本法推进环境立法体系化——以加拿大环境立法为例

加拿大在整合现有环境单行法的基础上,制定和修订《加拿大环境保护法》,作为综合性环境基本法,以此推进环境立法体系化。本文简述了加拿大环境立法体系化的发展进程,总结了《加拿大环境保护法》的主要内容,并提出在体系化目标、体系化路径、体系内容、立法技术等方面,加拿大的经验可为我国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提供有益启示。

论香港基本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1997年7月1日,随着我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已正式实施,我国随之进入了“一国两法”的时代。那么,香港基本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本文拟予以探讨。 一、香港基本法与宪法的关系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宪法处于最高的法律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他任何法律的制定及修改,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否则就是违宪。 香港基本法也是依据宪法制定的。我国宪法第31条明确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将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香港基本法在序言中也载明:“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家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 由此可见,虽然香港基本法的许多规定同我国宪法的规定不尽一致,如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

论香港基本法审查权及其界限

香港基本法及澳门基本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同时依据两个基本法的明确规定,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为了保证这一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的规定有权审查两个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两个基本法虽然未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法院对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具有审查权,但依据两个基本法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规定,可以推定也应当具有审查权。同时,香港地区属于英美法系,其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审查权是毫无疑义的;澳门地区属于大陆法系,其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审查权,易造成不同法院之间对相同法律的合基本法性上的差异,需要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特点,将违反基本法的判断权集中于终审法院。审查机关在对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审查时,其审查的依据应当是基本法的正文及附件,而不能单独依据基本法的序言及宪法进行审查。法院在对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审查时,必然要受到其所获得的基本法解释权授权限度的限制,且还要受到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所应遵循的司法原则的限制。

香港基本法规定的“高度自治”及其实践

一、高度自治是"一国两制"方针的重要内容"—国两制"是我们党和国家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确定的一项基本方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

澳门基本法是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始实施。这是继香港基本法之后，又一部全面体现和保障“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文献。它是中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的法律保障，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发...

澳门基本法与香港基本法差异研析

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正式颁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三年之前的1990年4月10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两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与国际意义的创造性杰作”,不仅把“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付诸实施。

人工智能立法背景下我国人工智能基本法与软法衔接机制研究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对我国基本法与软法的衔接带来了挑战。基本法提供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性指导,而软法则为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灵活有效的手段,将人工智能基本法与软法两者进行整合,可满足人工智能相关规范对灵活性、适应性与包容性的要求,提高法律执行的效率及效果。为了将基本法与软法二者进行有效衔接,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法律体系,应在加强政策法规的指引、完善行业标准的同时,创新法律工具,加强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构建自律、互律和他律相协同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形成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与规制原则的共识。在上述“共识”的指引下,确立多元治理主体与规范化治理流程,明确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义与应用限制,同时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学好香港基本法致力和平统一大业

正当我国各族人民以极其深厚的感情缅怀敬爱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时候,迎来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颁布七周年的日子。经过反复学习,令人深切地体会到:学习、宣传以至于贯彻香港基本法,正是继承小平同志遗志,把"

沪苏浙 协同制定示范区“基本法”

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协同制定的促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条例,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以地方立法形式解决制约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是固化和提升示范区一体化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也意味着沪苏浙三地在探索长三角一体化协同立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日本《海洋基本法》对我国海洋法律体系建设的启示

日本《海洋基本法》和《海洋基本计划》的颁布实施为日本落实“海洋立国”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对上述日本海洋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简要梳理,结合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实施的基本现状,对我国出台海洋基本法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进行梳理分析,呼吁我国尽快出台符合我国实际的《海洋基本法》,进一步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

《司法基本法》与中国司法改革

自1982年以来,以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制定为标志,我国进行了三次司法改革。三次改革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改革的"依据不足"的困境,改革的推进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为此,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应当以选择"法律"而非"制度"为突破口,从法律规范的层面推进司法改革,统合现有的司法法资源,制定统一的《司法基本法》;在此基础上,以统一的《司法基本法》为依据,推动司法改革的整体深化。制定后的统一《司法基本法》,在内容上以宪法为依据,将宪法中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的基本规则予以具体化,在位阶上属于基本法律的地位,具有高于普通法律的地位,因而能够全面回应司法改革对法治资源的需求,确保司法改革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行进。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自足性——对基本法第11条第1款的一种解读

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性法律,其第11条第1款规定,香港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均以本法规定为依据,这在法律上保障了"一国两制"方针所要求的香港本地制度、政策的自足性、独特性与稳定性。因此,这一条款可称为"基本法的自足性条款"。这一条款从宪法第31条延伸而来,所以具有宪法层面的保障作用。在司法层面,香港法院有权根据这一条款化解可能出现的法律冲突,从而维护"基本法的自足性"。

对税收基本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自1995年以来,连续三届人大都将税收基本法列入了立法规划。但自今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草案尚未提交人大审议,还是停留在专家的建议稿阶段,足见税收基本法立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目前,有关税收基本法立法的必要性并无分歧,只是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适用范围、立法模式及税收基本法与税收征管法的关系等问题上意见尚不一致,某种程度上妨碍了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工作。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对上述几个问题作一探讨。

试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历时近五年,九易其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1990年4月4日通过,并将于1997年7月1日起实施.《香港基本法》的诞生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结构.一方面,它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制定,香港政府作为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首脑机关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只能在《香港基本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这表明《香港基本法》是我国的一部国内法,是现有的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香港基本法》的内容肯定和维护了香港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它自身就是香港地区立法的依据,这又表明它的内容和法律效力与我国现有的其他法律不同,有着它自身特殊的法律地位和评判标准.因此。

“一国两制”是香港基本法的法理核心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首创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国策。最初是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 ,后来最先用于香港回归和治理 ,已由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予以法律化。明确“一国两制”是香港基本法法理核心的科学内涵 ,十分有意义。“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表现为香港特区权力的来源 ;国家制度体系的构成 ;香港兴旺发达的基础。本文批斥有意曲解“一国两制”的言行 ;重申香港政制发展的主导权在中央 ;

香港基本法颁布25周年的回顾与前瞻——基本法实施中的青年、媒体、教育问题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香港基本法颁布已有25周年。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的实施也遭受了诸多挑战,产生了系列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香港行政主导体制不彰,特区政府施政不畅,政制发展问题陷入僵局,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困难,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对立撕裂严重,国家认同淡漠,人心回归没有完成,本土意识滋长甚至产生分离主义和独立主义倾向,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基本法实施迈向深水区,依法治港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渐次凸显。其中媒体、青年、教育问题尤为引人瞩目,这三大问题对基本法顺利实施的影响重大,且三者具有多元面向之间的复杂勾连关系,成为当下内地和香港基本法学者共同关切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2015年5月23日,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深圳大学中心、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三家单位邀请香港浸会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州社会主义学院、深圳大学的二十多位知名学者和全国人大港澳基本法委员会、广东省政府港澳办、香港中联办深圳培训调研中心等实务部门的领导,以及《法学》和《江汉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同志,围绕基本法实施中的媒体、青年、教育以及香港的本土意识和社会思潮等问题展开卓有成效的探讨。

危险的转向:“爱国心”取代“个人的尊严”——兼论日本《教育基本法》(修正案)

2006年4月28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教育基本法(》修正案),并于同一天将该法提交国会表决,如本届国会通过该法案,那将是《教育基本法》60年来的第一次修订,“教育界的宪法”修订将是日本教育发生根本性改革的第一步。在基本法中加入培育国民“爱国心”的教育核心理念是备受争议的焦点,新增这样的表述正是日本执政党此次修订的主要目的。本文主要探讨“爱国心”的表述及其对日本教育的影响。笔者认为,这次修订是对1947年《教育基本法》的反动,它预示着未来日本教育将变得更为保守,战后的“民主式教育”恐怕会因此而划上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