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基督教徒与五卅运动

中西基督教徒与五卅运动邵雍１９２５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是１９２４至１９２７年国民革命的第一个高潮。本文旨在探讨中西基督教徒在这场运动中的不同表现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反响，从一个侧面说明国民革命对在华基督教会的影响。一１９２５年...

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

基督教自唐代以来,曾数次随东西方的文化、贸易交往而传入我国。可是从十九世纪起,基督教对华传教活动则是依仗殖民主义侵略势力而来。许多知名的传教士直接参与了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军事的侵略活动。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作为侵略工具,招致人民群众的痛恨,酿成了无数次的教案。 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和爱国主义传绕,在多数中国教徒身上还是有所反映的。尤其当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广大人民奋起抗击的时机,许多教徒也投入了斗争,并纷纷要求教会摆脱外国控制,实现自立。

“中华性”与“现代性”的扭结:论北平辅仁大学中国基督教绘画实践(1929—1949)

基督教艺术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并未形成固定模式。民国时期,北平辅仁大学的艺术家们尝试将西方基督教绘画的题材与中国绘画传统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宗教画作。这些作品在构图、视觉惯例符号的运用上显示出中西融合的特点,同时在题材、绘画媒介、技法和位置经营等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工笔画和文人水墨画的特色。这就导致辅仁圣教画作在形式与内容、视觉现代性与神学内涵规定性之间构成了双重吊诡,即在形式上对中国观众来说是传统的,而对西方天主教来说是现代的;同时,其图像内容对民国时期的中国来说是西方的(现代的),但对西方天主教来说又是传统的。由此,辅仁圣教画作在国内外的反响和传播情况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它们在西方受到赞誉,但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却遭遇了两难境地。这次中国基督教绘画本土化的实践不仅呈现出当时中国半殖民地情境下对视觉现代性的追求与本土化尝试之间的张力,也反映了民国社会对现代性、民族身份和宗教艺术的复杂态度;而辅仁大学传教士画家方希圣的作品《苦难的中国》则以其深刻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触及了人类普遍的苦难体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艺术的民族界限,在“中华性”与“现代性”的扭结中探寻基督教艺术本土化表达的可能性。辅仁大学的中国基督教绘画实践不仅是一次艺术上的创新尝试,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和宗教本土化的重要案例。

英国早期的基督教及其影响

有关英国早期基督教的专题研究,目前在国内还不多见,主要原因是史料匮乏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作者不揣浅陋,根据所掌握的史料,试作探索,权作引玉之砖。英国早期的基督教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二世纪末至596年,

尼采哲学中的基督教形象——以《悲剧的诞生》与《敌基督者》为例

尼采批判基督教的出发点是为了重估一切价值,意在回归生存本身。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建构起自己的艺术形而上学和悲剧世界观,同时隐微刻画了酒神狄俄尼索斯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耶稣基督)之间的对立,狄俄尼索斯是对生命意志的肯定,而基督教是对生命的戕害,他在精神崩溃前写就的《敌基督者》中也延续了对基督教的批判,尼采的批判坚持从热爱生命的视角出发,对传统基督道德加以解构以实现价值重估。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四)

理查·尼布尔曾清楚地指出，在一些基督徒看来，文化在本质上是没有上帝的，它与耶稣基督的上帝既无积极的关系也无消极的关系；而另外一些基督徒则认为，文化的无上帝有消极的意义，它与上帝对立，其具有偶像性；还有一些基督徒认为，文化乃坚固地立基于人对上帝及其律法的天赋与理性的知识（参理查·尼布尔，《基督与文化》，第27页）。

莫尔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宗教哲学

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自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得拉克始,随着时代的推移和历史的变迁,思想的表现侧重点有所变化,在文艺复兴的各个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此,西方史学界将其划分为“哲学人文主义”、“市民人文主义”和“基督教人文主义”。其中“哲学人文主义”以彼得拉克为代表,侧重于重现古典文化、重视对古典学术的研究;“市民人文主义”以十四五世纪之交的佛罗伦萨萨留塔蒂、布鲁尼等为代表,倡导人民关心政治、颂扬为公众事务献身的公民美德,即一批“通过作为共和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而把人文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有教养的市民”。“基督教人文主义”以科利特、伊拉斯莫和莫尔等为代表,他们主张将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试图以《新约圣经》的基督和圣教父的学说精神来恢复真正的基督教会,并以之为基础去改造社会、产除社会恶习,但着重于宗教复兴。

陈垣基督教信仰考

关于陈垣是否宗教徒,此前学界一直未有定论。从教会档案、民国期刊以及胡适的回忆等各种资料可以佐证,陈垣是北京缸瓦市教会基督教徒。在缸瓦市教会他是一位威望甚高的教友,对教会管理事务有一定参与;在基督教界他对中国基督教教会的改造和本色化均有关注,也有亲身参与,但主要是以授课或者演讲的方式间接参与。从陈垣的散佚文章和著作的部分早期版本,可以看到他对基督教信仰的表达、他的宗教经验及有关于“罪”的信仰告白等,这些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基督教信仰。

蒋介石与基督教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虽然本质上是对客观世界颠倒的虚幻的反映,但受宗教情感支配的宗教徒却是社会居民群体的重要构成,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正因为此,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蒋介石,在其后半生中,对具有国际性、群众性特点的基督教十分关心,并成为了一名基督徒。由于宗教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蒋介石加入基督教,这不仅影响其个人的人生经历,而且对中国社会也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蒋介石对基督教的态度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从一个侧面深化我们的历史认识。

基督纪元体系的形成与基督教史学

基督纪元体系包括两大部分 :“基督纪元”与“基督纪元前” ,该纪年体系从出现到最终形成经历了 10 0 0多年 ,与基督教史学由盛而衰的历程相应。基督教史学的历史年代体系一开始是以创世纪元为纪年基础的 ,作为最能够体现基督教史学特征的一种独特的纪年方法 ,基督纪元是随着基督教教徒“自觉意识”的提高而被提出、并随着基督教史学的日趋成熟而被确立起来的。基督纪元前是在基督教史学历史年代体系的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而被推广开来的 ,它的使用和推广方便了历史年代的标计、促进了对古代历史的研究 。

挑战、适应与融合: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章开沅先生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述论

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挑战、适应与融合的过程。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始涉足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不仅个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从理论与方法上对该领域的研究发挥了一定的引导与推动作用。章氏将中国基督宗教史置于跨文化对话的宏阔视域,以现代化理念解读宗教传播的神学内核与价值取向,理性还原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传播与根植的艰难进程。

国难与中国基督徒

国难与中国基督徒顾卫民１９３１年，日寇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三省。到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件＂终于促成了全面抗战的爆发。日本的侵略迫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之境，民族矛盾和民族抵抗成为国难中的时代主题。在以后漫漫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整个国...

张謇与涩泽荣一的基督教观比较

张謇和涩泽荣一，两位近代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物，分别为中日两国的现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两位对于基督教的认识以及对基督教人士的态度，尚未被深入研究。张謇和涩泽荣一，都不是基督徒，但各自对基督教义有独到的认识，也对基督教社会福利事业带有欣赏的态度，都对基督教人士采取友善和帮助的态度，而基督教徒对他们的事业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一、两位非基督徒的基督教认识1918年，张謇曾在尊孔会作了一次演讲，其中阐述了他对儒家学说与佛教、道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张謇认为：“孔道并非国教，孔子本无宗教性质。

从社会史的角度深化近代基督教研究

从社会史的角度深化近代基督教研究程如果对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状况作一点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轨迹：在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偏重于揭示基督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这种研究是必要的，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将内涵多面的基督教传播史化作了以一系...

从禅宗观点看未来基督教的走向

除了民族文化的差异外,基督教与禅宗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异并非是在万物起源的解释上,而是主要体现在拯救心灵的途径上。与禅法思想相比较,归纳起来,基督教教义中有关拯救途径主要基于原罪论(生来有罪)、信靠论(上帝主权)、预定论(事先拣选)这三条原教旨之上,远没有完全自信自立自成的禅法途径彻底。因此,只有破除外在的权威"上帝",才可以使基督教进一步向着更高宗教形态阶段发展,而目前非实在论基督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代表着基督教的发展走向。当然,基督教要达到禅宗倡导的思想高度,未来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我们衷心希望,像那种贴近日常生活的非实在论基督教,能够更多地融入禅宗的思想,发展得更加完善。

非基督教运动述评

(一)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本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政治、经济侵略的深入,基督教会势力也得到飞速发展。据一九二三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一千零七十三县中,没有占据的只有一百二十六县,其余都树了基督教的旗帜”。二十年代初,基督教(包括新旧教)在中国的信徒总数达到二百多万。教会在中国所办的学校更是取得惊人的发展。一八八九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为16,838人,一九二○年则为245,049人。

陶行知与基督教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近现代人物与基督教的关系是一个崭新而颇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拟通过对皖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与基督教关系的探讨,为这一研究课题的深入展开提供某些历史素材和运思视角。

对《基督山伯爵》英译汉译本深度赏析

本文以刘重德先生“信、达、切”理论为指导,运用直译与意译的翻译策略,同时结合深度法,对《基督山伯爵》英译汉译本的部分译文进行了赏析,并分析其中直译和意译的应用情况,以及存在的翻译偏差和问题。我们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突出跨学科间的知识深度融合,着重探究了《基督山伯爵》部分译文在忠实于原文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译文中出现的语用失误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希望能为未来的翻译工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