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十诚 基督徒爱的盟约(一)

当年梅瑟由西乃山带下来的十诫是否已经过时?当然不会!它所提到的事,没有一项不和我们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像父慈子孝、夫妻相敬、待人诚信等。的确,这些诚命毫无妥协的余地,过往如此,今日亦然!作者以积极生活的方式重新反省、思考、探讨,将十的外貌(名称)焕然一新,有如旧调新弹,使之更合乎今日生活潮流,增加了它对现代人生活的激励色彩。

三位一体的天主及与基督徒生活的关系 天主圣三主日(若16:12-15)

在礼仪年中,常年期被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主受洗节”开始,到圣灰礼仪,接着是四旬期和复活期,然后在“天主圣三节”再开始,到“基督君王节”结束。常年期这两个开始的主日所庆祝的奥迹——主受洗和天主圣三——有很大关系。本主日庆祝的天主圣三已经在耶稣受洗的当日公开亮相:圣子耶稣受洗从水中一出来,圣神如鸽子一般降到身上。

今日十诚 基督徒爱的盟约(四)

第六诚专注于爱亨利·费尔力(Henry Fairlie)在他的书《今日七罪宗》(The Seven Captial Sins Today)里提及色欲的问题,并且道出非常有意思的观察。他在书中指出色欲会阻碍我们对于实际的爱投注更多心力。费尔力观察到,“对于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对他付出的注意绝不亚于我们对他付出的爱。正视绝不是偷窥,正视是学习如何去看,去了解所爱,一边学着看,一边学着爱”。

今日十诚 基督徒爱的盟约(五)

第八诚在爱里说真话圣保禄以“只有以爱德行事的信德,才算什么”作为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如果我们将保禄的这句话改作“在爱里说真话”,我们就能对于第八所要表明的意义,有更深入的看法。这条诚律禁止了一切的虚假,特别是会摧毁人品性和名誉的伪证。谨守第八诫,只单单不说谎是不够的。

今日十诚 基督徒爱的盟约(三)

第四诚家庭和款待最近有人问我,如何描述父母对你的爱?虽然我很清楚父母很爱我,但若仅以一种方式来说明他们对我的爱,我觉得仍是不容易充分表明。略加思索后,我说,最足以表现他们对我的爱和支持的,莫过于他们允许我做我自己要做的人。他们的感情激励我、挑战我,要做一个真正的自己。他们能接受我真正的自己,即使我并不吻合他们原先的期盼,但他们对我的爱远超过他们对我的梦想。

今日十诫 基督徒爱的盟约(二)

第二诚敬爱神圣者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发现了一封五十多年前父亲写给母亲的信。信的内容已足以触动读者的心,更令人难忘的是超过半世纪以来,他的母亲对这一封信的珍藏方式。岁月虽已将信纸弄得又黄又皱,但它代表了爱。凡人皆有维护和保存他们所珍惜之物的本能。

民国时期华人基督徒与《圣经》汉译

在近代《圣经》汉译的历史过程中,华人译者经历了由传教士助手到独立译经者的身份转型。与基督宗教史上不同宗派各自独立译经的传统相同,民国时期的中国也存在着新教和天主教两条汉语译经脉络:前者以王元德、朱宝惠、郑寿麟和吕振中为代表,后者以李问渔、萧静山、马相伯、萧舜华和吴经熊为代表,分别遵照自身宗派传统独立翻译《圣经》。受制于语言能力、翻译难度等因素,华人基督徒多选择翻译《新约》,少有涉及《旧约》,亦未能产生独立全译本,但展现了其在《圣经》汉语翻译过程中的角色及走向独立译经的历史趋势。

儒学与宗教对话：以“儒家基督徒”为视角

"儒家基督徒"特指明末清初以来服膺、实践儒家存在方式并认信基督为终极信仰的知识性个体。"儒家基督徒"具有其合理性存在的思想资源和儒学与基督教历史性对话的历史经验。关于"儒家基督徒"的论说为儒学与基督教对话提供了有趣而艰难的视角。

基督徒祷告过程中人神依恋关系的质性探索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索基督徒祷告过程中人神依恋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研究者以"局外人"身份,采用逐步暴露方式进入研究现场开展客位研究。运用强度抽样方式和综合式抽样策略,抽取14名(男女各7名)正式受洗(受洗时间从2年到32年不等)的基督徒作为样本,通过深度访谈收集资料;运用扎根理论对收集到的资料依次进行初步分析、类属分析和理论建构;运用参与者检验法、非参与者检验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效度检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祷告是基督徒以"信靠"作为承诺,向上帝、基督、圣灵袒露心迹,提出心理诉求,进而与上帝建立亲密关系的沟通方式和重要渠道,它提供了人神依恋系统被激活的情境。"信靠"是基督徒通过祷告与上帝之间形成和发展人神依恋关系的前提条件和关键因素;人神亲密度的增加又反过来促进人对于神的信靠程度。现实生活的困难为基督徒祷告提供了刺激源,并推动人神依恋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基督徒的祷告经历了三个阶段,由Ⅰ期向Ⅲ期水平渐次提升,最终形成"以上帝为中心"的困难应对图式。在此过程中,随着"上帝"的观念越来越深地植入基督徒的自我,有关"上帝"的心理表征不断得到强化,相反,有关"自我"的心理表征渐次弱化,最终进入某种"无我"的状态。

基督徒传教过程中的人际交互作用研究

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对基督徒传教过程中的人际交互作用进行深入研究。结果发现:1.基督徒与受传对象双方对传教行为的归因存在明显错位,宗教文化与世俗生活、属灵与属世之间的矛盾是造成错位的主要原因;2.传教者的个人特点包括能否获得对方信任、与受传对象的关系等明显影响传教行为的效果;3.受传者的特点包括对宗教信仰的既有态度或早期对宗教信仰的心理免疫、个体人格特质、特殊的心理需求等对传教过程中的人际互动同样具有重要影响;4.隐性或显性、单方面或双方面的劝导方式以及所传内容也对传教过程中的人际互动产生影响。

乡村中学生基督徒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 基于甘肃W村的田野调查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一个基督徒较为集中的村庄的田野研究,探讨了乡村中学生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同时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和科学文化而经历的文化冲突和由此引发的文化适应问题。研究发现,宗教风俗的冲突给中学生基督徒带来的文化冲突较为普遍,不过,中国人集体主义取向的应对模式,"人情"大于"神情"的宗教观,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解这些冲突;对中学生基督徒来说,初中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学校主导的科学知识得到更多的认可,对宗教知识产生了疑问,随之信仰产生了分化。

基督徒的宗教性、价值观与身份认同--以天水市麦积区农村基督徒为例

以天水市麦积区吴家村为个案,从宗教心理学的角度,考察了甘肃东部农村基督徒的宗教性、价值观与身份认同关系,结果发现:(1)宗教性对基督徒的经济价值观有调节作用,高宗教性教徒和低宗教性教徒的经济价值观是分离的;(2)宗教性对基督徒的社会价值观有调节作用,高宗教性教徒和低宗教性教徒的社会价值观是分离的;(3)高宗教性教徒和低宗教性教徒道德价值观是趋于一致的;(4)高宗教性教徒积极认同自己的身份;(5)低宗教性教徒消极认同自己的身份。

《贝奥武甫》中的英雄主义精神与基督徒意识

《贝奥武甫》所反映的时代 ,是盎格鲁撒克逊地区尚未归顺基督教的时代 ,但诗中已经流露出朦胧的基督徒意识。基督徒意识与世俗英雄主义精神的同现 ,反映了日耳曼古老的文化传统与新兴的基督教文化的撞击与融合。贝奥武甫的形象便是植根于这一复杂的文化背景中的英雄 ,因此 ,相对于希腊史诗中的英雄 ,贝奥武甫的形象更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 。

明末儒家基督徒的天观重构及其意义

在明末天主教对儒家传统天观形成重大冲击的背景下,奉教儒者从思考自身问题出发,自觉反省儒学之得失,融会儒耶,重新诠释传统天观,从而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畏天爱人"之学。"畏天",标示了一种独特的信仰祈向;"爱人",则表明了一种对仁爱的全新理解。儒家基督徒对传统天观的重构,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宗法等级社会及其伦理道德的某些偏弊,其成果不仅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还有激发我们深度思考亟待解决的现代思想文化建设问题的独特价值。

明季寓居澳门的日本基督徒及广东政府的管治与防范

万历年间，由于澳门葡萄牙人大量地蓄养倭奴，耶稣会以澳门为基地大批地培养日本基督徒及日本禁教后大批基督徒到澳门避难等原因，澳门聚居着为数不少的日本人。在此期间，澳门爆发了一系列与居澳日本人相关的冲突事件，引起了广东政府的警惕，并在澳门发起了一场持续数年的“驱倭”运动。为了加强对澳门葡人的防范与管理，广东政府在“驱倭”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办法，将澳门葡人纳入到明王朝的有序管理之中。

基督徒的文化认同与乡土文化变迁的模式——从理念与符号的视角来探讨豫西李村基督徒在葬礼上的冲突与调适

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过程,就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交锋、冲突、融合的过程。以前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仅停留在对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之宏观研究,没有对文化进行进一步细化,限制了研究的深度。从理念与符号的观点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都有各自的理念与符号,两者之间的冲突与调适,应该得到更深层次的开掘。基督教本土化过程中,基督教徒不仅借助基督教理念来质疑传统文化,他们往往还用基督教理念来附会来解释一些现象,甚至赋予乡土文化以新的意义。在传统的理念失落之时,假如基督教的这一理念得到更广的传播,人们只知道这一理念,那么乡土文化的内涵也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尽管符号可能还一样,但理念已经被置换了,这是乡土文化变化的规律之一,只是这次用来置换的是基督教的理念。

蒋介石基督徒身份的建构与民国基督徒的政治认同

蒋介石受洗后频繁利用基督徒身份将中外信徒纳入其政治轨道,为构建党派和国家认同及开展外交活动服务。教方则根据需要对这个符号进行创造性诠释,作为一种彰显基督教吸引力的资源。在抗战前和战时蒋声誉上升之时,基督徒对蒋的信仰给予积极回应,他们建构蒋虔诚基督徒的形象并认同他为基督徒群体一员,在走向拥蒋和统一抗战政治认同的同时为传教张本。但在战后蒋权威失落之际,基督徒发生分化,通过建构蒋不同的信仰形象来为不同的政治认同铺路。

基督徒群体身份认同冲突研究——以北京市BG家庭教会为例

对北京市BG家庭教会进行的田野研究发现,基督徒世俗身份和宗教身份之间存在紧张与冲突。探讨基督徒面对不同身份,如何重构身份认同的社会心理过程发现,个体层面的认同努力即信徒个体的读经和祷告等灵修活动,以及组织层面的教会和团契生活,是基督徒身份张力得以纾解的主要方式。经历了"冲突—再构—和解"事件流的基督徒,暂时性地实现了多重身份的和解。

从助手到领袖:1910年代的中国基督徒——以诚静怡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初期,中国基督教事业的发展呈现出“中外共管”的趋势,并在1910年代逐步体制化。本文以中国教会一位重要领袖诚静怡在1901-1920年间的活动经历为中心,对这一体制的形成原因以及渠道做了初步分析。研究表明,1910年代在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不仅基督教的发展进入了所谓“黄金时代”,一批精英基督徒这时也脱颖而出,从传教士助手成长为教会领袖,并由此促成了“中外共管体制”,该体制对中国基督教20世纪前半期的发展影响甚巨。

另一种“以俄为师”:民国基督徒苏俄观的转变(1918-1937)

十月革命的爆发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苏俄成为在华中外基督徒关注的焦点。在20世纪20年代,少数基督徒已认可苏俄革命的积极意义,但真正给基督徒的苏俄观带来巨大转折的是30年代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促使基督徒对苏联的赞美达到一个高潮,并积极呼吁中国向苏联学习,借以改造基督教,将苏联视为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及基督教身份重构的参照,以至最终影响到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迎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