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的变迁、问题与建议——兼论央行购买国债的政策意图

近期,市场对于中国人民银行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的讨论逐渐增多。中国人民银行购买国债的核心政策意图在于基础货币投放,而非量化宽松。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生了重要变迁。文章对基础货币投放机制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各种投放渠道的优缺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当前,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正面临新变革。一方面,外汇占款已停止增长,降准空间愈发有限;另一方面,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和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均存在不足。政策建议方面,一是未来应将购买国债作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二是购买国债应坚持独立性和纪律性,三是合理使用各种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四是增持黄金可作为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的补充。

我国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下,作为本外币政策的连接点,外汇储备及其变动会改变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增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影响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和自向量回归(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证明了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长期协整关系的约束力较强。需要通过调节国际收支、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以及发展公开市场操作等新的冲销手段等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基础货币供给、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变动与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与基础货币供应关系的实证及其含义

From the importance of the money-interest conduct mechanism to the effect of money policy and the two principal factors,which is critical to the effective money-interest conduct mechanism,we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gh-powered money supply and the LIBOR of China which is in marketable from 1996.The results shows that it is not only sensitive but also in accord with the marketable infinite reasonableness if the interest is not decided in advice.To policy,this implies that we can push on the interest rate reform in a good environment.In the meanwhile,the results also sustain the Taylor rules from a side.

货币供应:从基础货币到资产结构

传统的货币供应理论都是以基础货币为核心的,基础货币也被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用于调节货币供应量。本文通过对中国、美国和日本三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比较分析,指出以基础货币为核心的货币供给模型并不符合我国的现实,因此,不能把它作为评判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依据。我国的货币供应模型不能以基础货币来构建,而必须从中央银行资产结构方面寻找答案。

我国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规范研究

本文讨论了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投放与回流机制,选取2005年3月到2008年12月的贷款投放量与贸易顺差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商业银行贷款通过对外贸易影响基础货币发行,从而使我国基础货币发行具有内生性特点。

外汇资产、基础货币供应与货币内生性——基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分析

2002年以来,人民币处于升值压力中,国际收支双顺差使得我国外汇资产迅速扩大,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最主要的渠道。文章基于央行资产负债表,通过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了汇改前后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及其与基础货币变动的动态关系,结果发现:汇改后净国外资产增量变化成为基础货币增量变化唯一格兰杰因,国内信贷和发行票据作为对冲外汇资产增加、防止基础货币过快增长的手段均已失效,基础货币供应具有内生性,央行已不能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数量来调控货币供应量。

结构冲击对基础货币变化贡献度的实证

方差分解技术通过分析每一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采用1994年1季度至2007年1季度的数据,采用方差分解技术实证分析了各新息对基础货币的相对重要性,为货币当局实行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跨境人民币结算对货币供应量和基础货币统计的影响

本文首先介绍非居民持有货币的两项统计原则以及美联储和日本银行关于非居民持有货币的统计实践。其次,分析单一统计原则下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统计归属和利弊,进而提出综合考虑两项原则下的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统计归属。最后,刻画三种跨境人民币结算模式下资金的流动及其对货币供应量和基础货币的影响。

外汇储备增加对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基于协整方法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在理论上,由于外汇储备在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中处于资产方,因而它的增加将导致负债或其他资产的波动,最终使得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本文采用1994年1季度至2007年1季度的数据,运用协整方法、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对货币投放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了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对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程度,以及影响的滞后性、持久性与稳定性特征,从而为货币当局实行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回顾及创新路径探索

近年来,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在不断发生变化,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也面临着调整的机遇。本文回顾了历史上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并对危机后发达国家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创新进行了梳理,最后在借鉴发达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的建议。

数字现金对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影响

基于网络银行的数字现金一出现便 ,迅速挤占现金通货———纸币的位置 ,以及替代存款类电子货币的某些发育形态。本文通过数字现金对货币乘数影响的分析 ,探讨了数字现金对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影响。文章认为 ,随着数字现金的普及应用 ,货币供应内生性增强 ,无论央行是否加强监管 ,基础货币Mb 的发展趋势必将是逐渐减少 ;同时 ,货币乘数K1、K2 都将趋向下降 ,而且K2 比K1下降更快。

内生金融理论视野中的基础货币供给

内生金融理论认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供给并非是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的外生变量，而主要是由经济体系内生决定的。在此视野内，考察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四种方式的内生性，得出要培育良性的货币供给内生机制的启示，建立中央银行采取古典的货币供给模式和“钉住利率型”的中介目标，以此促进金融经济的稳定、发展。

电子货币与基础货币的可控性研究

电子货币加大了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难度,从而增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电子货币使影响基础货币的因素复杂化;电子货币通过对准备金和现金两方面的影响来影响基础货币,从而加大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电子货币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加,并改变了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渠道;随着电子货币的发展,它对基础货币的影响越来越大,从而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来越明显。

我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渠道阶段性变化分析

自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我国基础货币投放发生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1985-1993年,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再贷款投放基础货币;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由于国际收支顺差额不断扩大,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但以这种方式投放基础货币对中央银行来说较为被动,且投放的基础货币过多需要对冲,而对冲是有成本的。2012年以来,我国外汇占款增速放缓,从而使中央银行逐渐具备了从过去被动的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转向主动多渠道投放基础货币的条件。我国中央银行应在拓宽常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的同时,创新更多的流动性调节工具,从而使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多样化。

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实证分析——基于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的影响

外汇储备的增长通过外汇占款引起基础货币的增长,增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影响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因此,对我国2000—2009年相关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建立协整方程以及误差修正模型,证明了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对基础货币的投放有显著影响,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于我国基础货币调控的若干思考

本文简要回顾了我国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实践,分析了其中存在的不足,指出由于中央银行资产结构的不合理,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市场发展滞后,以及商业银行改革难以到位等原因,导致中央银行在控制基础货币方面出现了力不从心的感觉。文章最后就如何增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控制力提出了建议。

内生金融理论视野中的基础货币供给

内生金融理论认为 ,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供给并非是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的外生变量 ,而主要是由经济体系内生决定的。本文首先阐述了内生金融理论的主要观点 ,然后在此视野内 ,分别考察了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四种方式的内生性 ,最后得出要培育良性的货币供给内生机制的启示 ,建议中央银行采取古典的货币供给模式和“钉住利率型”的中介目标 ,以此促进金融经济的稳定。

基础货币被动投放下利率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

货币供应量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影响货币供应量的一个关键变量是利率。一般来讲,利率与一国的货币供应量为反相关关系,但这一关系在我国基础货币被动投放的情况下需要重新考量。鉴于我国处在利率市场化的过渡时期,管制利率与正在培养中的市场基准利率Shibor并存,应该通过Shibor作为中间变量来分析央行调控管制利率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外汇储备增长对基础货币影响的解释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大都将货币供给量视为中央银行可以加以绝对控制的外生变量，凯恩斯就认为货币是外生变量，中央银行可以决定基础货币的水平，而货币供给又是基础货币的稳定函数，因此货币供给由中央银行所决定。60年代以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不是取决于货币当局的政策意愿，而是取决于经济体系中实际变量，新剑桥学派的卡尔多（1977）则认为货币是内生性特征。后凯恩斯学派的格利、肖进和托宾从金融创新和货币乘数等角度说明了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和不可控性。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创新探析

实体经济、银行体系与货币政策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推动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应势演变。"新常态"下,"双顺差"趋势减弱,外汇储备增速下降,外汇占款产生的经济基础弱化;央行致力新机制、新尝试,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应运而生,基础货币投放机制面临划时代变革。如何从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中挖掘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的本质,以应对当前复杂叠加的宏观经济矛盾,推动"新常态"下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创新值得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