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平山县中七汲、胡村汉、唐、宋代墓葬发掘简报

1998年7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中山国古城遗址管理所配合下,对朔黄铁路建设工程所涉及的中七汲墓地及胡村取土场发现的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的汉、唐、宋代墓葬共8座,其中中七汲墓地7座(分别编号为98PZM30—M32、M65、M70—M72),胡村取土场1座(编号98PHM1),分属汉、唐、宋代,出土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石器、钱币等随葬品。这些墓葬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出土随葬品和墓葬形制、装饰均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为河北汉、唐、宋代墓葬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河南禹州阎寨遗址新莽时期墓葬发掘简报

2018年,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禹州市阎寨遗址发掘汉代墓葬6座。其中,M5和M7两座新莽时期墓葬形制较为特殊,所见随葬品组合及葬俗特征鲜明,双墓室四人合葬、海蓝宝石珠等在河南地区尚不多见,为了解新莽时期豫中地区的葬俗与社会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

陶寺文化早期墓葬M2172的“东方文化因素”分析

陶寺文化中存在多种区系的文化因素,这在该文化墓葬及出土遗物中有明显体现。陶寺遗址墓地中的M2172在墓葬等级上虽是二类甲型,但墓圹却比一类大墓还略大。该墓葬具有诸多特殊之处,其文化属性除了主体属于陶寺文化以外,还见有石家河文化因素。更为重要的是,M2172随葬猪下颌骨的习俗、玉钺的形制、彩绘陶器的风格等体现着较多的良渚文化和大汶口-龙山文化的“东方文化因素”,不排除是部分人群迁徙至陶寺并参与其社会管理的可能性。陶寺文化这种现象反映了该区域与周边区域之间的文化互动、族群融合等状况,也是中华文明创新性、包容性等特性的重要体现。

陕北商代墓葬初论

本文通过对寨沟遗址新发掘商代墓葬及以往相关资料的分析,对陕北商代墓葬的分类、等级、墓葬特征及陕北晚商社会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目前可知陕北商代墓葬近百座,分为带墓道墓葬和竖穴土圹墓两类,依墓葬形制、规模和随葬品状况可划分为三个等级,显示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陕北高原地区的商代晚期墓葬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对认识区域社会结构具有重要价值。

墓葬壁画的博物馆展示与思考

从不同学科对墓葬的认识入手,分析考古学、艺术史、文物学对墓葬的不同层次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壁画博物馆展示的历史,说明目前主要展示方式及其背后的学理,并列举以考古学为基础的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展示和以文物学为基础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壁画珍品馆的展示,意在强调墓葬壁画的展示应融合多学科视角表现其礼仪内涵及与传世作品的关系。同时以山西陵川附城镇玉泉村金代壁画墓为例,通过对该墓葬壁画空间结构及相关要素的分析,提出墓葬壁画的博物馆展示新思路,并指出该方法在博物馆学中的意义与价值。

一座明代墓葬,揭秘夏医生的“外科装备”

1974年,江苏省江阴县长泾公社(现为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发现了一座明代墓葬,墓主人名叫夏颧[quán],死于明永乐十年(1412年)。墓中同时出土十余件医疗器具,有针、刀、镊、罐、壶、刷等,现收藏于江阴市博物馆。从这些医疗器具可以推测,夏颧可能是一位外科医生。

陕县地区汉代墓葬研究

秦汉时期陕县位于河南省西部、黄河南岸,今所在河南省三门峡市西陕县老城,拥有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陕县县城在先秦时期就已成为该地区中心城市,因而分布着大量秦汉墓葬。通过对陕县地区汉代墓葬的形制特征、埋葬方式、葬具、随葬品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分析陕县地区汉代墓葬的文化因素构成及发展情况。发现其文化因素除自身特色以外,亦有汉代以前文化因素,特别是对秦代文化因素的继承,还有其他民族文化因素带来的影响,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代墓葬文化。

康居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康居是两汉时期西域大国,对于研究两汉边疆关系与对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近百余年来,俄国及中亚国家积攒了一大批以墓葬为代表的康居相关考古材料,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为增加国内学者对相关材料的了解,本文系统梳理了康居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在肯定前人成就的同时,也分析了其研究领域存在的不足,希望为学界研究相关问题提供基础。

墓葬资料所反映的汉代列侯的交往对象及相关问题

汉代的列侯是享有封爵的高等级人员,对外交往是列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内容,具有与等级身份相对应的特征。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与汉代列侯对外交往有关的墓葬资料日益丰富,所反映的交往对象既有朝廷、诸侯王国,也有其他侯国、不同的郡县乡里等,而列侯及其侯国与不同对象之间的交往内容与交往方式均较为多样,从相应角度体现出与汉代列侯发展的内容和特点,这对开展汉代列侯的综合研究及分析汉代列侯的社会生活等均可提供相应参考。

数字媒体交互设计在唐陵墓葬保护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唐代陵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了无数唐朝文化、政治和社会信息,不仅为后人借鉴历史经验和学习文化艺术提供了宝贵资源,而且对推动当地经济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更高效地保护并传承唐陵文化,并由此延伸到全面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方法:文章从文化遗产保护角度出发,结合唐乾陵陪葬墓的实景再现设计,分析信息时代背景下如何利用数字媒体交互设计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通过回顾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要求和唐陵墓葬文化保护的迫切性,文章指出保护和传承唐陵墓葬文化的重要任务,同时强调数字媒体交互设计能为唐陵墓葬文化保护带来新的可能,实现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创新。结果:以唐乾陵陪葬墓实景再现设计实践为例,结合数字媒体交互设计的特点,分别从陵墓实景再现、数字信息整合和文化传播共享三个方面,指出交互对于唐陵墓葬文化保护、传播和体验的现实意义。结论:本研究为唐陵墓葬文化的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切入点,对传播和体验唐陵墓葬文化具有现实意义,也为保护与传播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日月之光照澈幽冥——墓葬铜镜中柿蒂纹意象辨析

讨论了墓葬铜镜中柿蒂纹的作用及其意象,通过对铜镜中柿蒂纹图样的意象、柿蒂纹铜镜铭文的解读以及墓葬中铜镜作用的分析,指出墓葬中柿蒂纹象征日月,起到光明破暗的作用。

墓葬壁画原址保护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文章从保护和展示利用的角度介绍了我国典型墓葬壁画保护案例,对墓葬壁画搬迁保护与原址保护两种不同形式的优劣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墓葬壁画原址保护面临的问题,并基于现实条件下给出了墓葬壁画保护的建议和对策。

春秋时期东夷与淮夷贵族墓葬用鼎比较研究

淮夷与东夷族同属周代夷人的支系,两者关系密切。东夷与淮夷邦国贵族墓葬在基本用鼎组合上具有一致性,都使用形制、大小相同的偶数组合列鼎。但是,东夷族还使用形制、大小相同的奇数组合列鼎,且有多套列鼎共用现象,每套鼎还有数量的差异。淮夷邦国普遍仅使用1套2鼎列鼎,不同等级贵族列鼎数量、套数无明显差异。另外,兽首牺鼎的使用成为淮夷群舒贵族墓葬用鼎的独特现象。这些礼俗异同折射出春秋时期东夷与淮夷邦国在文化上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北京地区北朝墓葬初步研究

本文通过对北京地区发现的北朝墓葬及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将北京地区发现的北朝墓分为三个时期:北魏占据北京地区之后至政权迁都洛阳之前、北魏迁都洛阳后至东魏灭亡和北齐时期。北京地区北朝墓葬的文化面貌与汉晋时期截然不同,此时对墓葬风貌的重塑开启了隋唐及以后丰富多彩的墓葬文化的先河,在“汉唐之变”中起到了桥梁作用。

陕西宝鸡蟠龙宋金墓葬发掘简报

2014年11月,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在宝鸡市蟠龙镇(今蟠龙新区)发掘清理了1座宋金墓葬。墓室内的砖雕保存相对完好,共发现12幅人物、故事砖雕和5幅花叶纹砖雕,人物、故事砖雕内容包含有二十四孝故事等。这些砖雕刻画精美,对于了解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文化风俗、建筑材料及丧葬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泾河流域西周墓葬特征所见的多元文化因素

泾河流域作为周人的西土地区,人群变动频繁,文化因素交织,墓葬所反映这一地区的人群主要由周系、商系、土著系和北方草原系族群构成。泾河流域与西周王朝盛衰可能存在密切联系。西周早期,周王室派遣殷遗民去戍守该地区;西周中、晚期,周王朝与西北戎狄的频繁战争导致周戎关系逐步恶化,周王室对西北地区的控制也不断被削弱,最终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在对泾河流域多元人群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文化因素分析与族属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认为应在分区的基础上,探索古人的分类标准,即总结出不同人群的族属代码,并加强考古背景的分析。

唐宋墓葬中的猫及相关问题

唐宋时期,墓葬中不只发现作为宠物殉葬的猫骨、猫瓷塑,而且砖雕与壁画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猫形象,这是墓葬习俗变化的结果,也表明养猫已成为一种别具意趣的生活文化。猫对人类的吸引力,不仅是由于捕鼠的实用价值,猫的外表、天性以及与人类情感交流互动的能力,促使它们融入了人类的生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此时期,猫的捕鼠护书功能以及文人对猫特定的情感想象结合在一起,塑造出一种雅的生活情境,猫也成为士大夫交往的媒介。猫作为宠物走入人类家庭与此时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有关。

陕西西安焦村蒙元墓葬发掘简报

2008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长安区焦村发掘了3座蒙元时期墓葬。墓葬形制较完整,出土墓志、石函、陶俑、模型明器等遗物,较为丰富。其中一座墓葬的墓主为蒙古帝国都总领傅元明,纪年为蒙哥汗四年(1254年)。墓葬位于蒙元时期奉元城,属于家族墓。此次发掘为关中地区蒙元早期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青海都兰哇沿水库墓葬中的苯教因素考——兼论M23墓主身份

以2014年青海都兰哇沿水库吐蕃时期墓葬考古发掘成果为基础,结合敦煌藏文苯教相关写卷内容与研究成果,认为哇沿水库墓葬中发现的大量动物骨骼,殉牲坑、羊肩胛卜骨等具有较为浓厚的吐蕃时期苯教文化因素。尤其是在M23中集中出现的大量陶灯、羊肩胛卜骨、墨绘人像羊胛骨等遗物均为用于占卜或祭祀的工具,进而认为其墓主人身份应是主持殡丧仪轨的苯教祭司。

宋辽金墓葬中顶心悬镜现象再探

宋辽金时期,墓室顶心多悬挂铜镜。本文以这一时期发现的28例悬镜为研究基础,将墓顶悬镜、与铜镜组合的墓顶意象、墓室内的结构和装饰视为统一的整体进行考察,认为悬镜的表现形式可分为三类;并且结合《营造法式》,探讨了“悬镜”语汇在屋宇、佛塔地宫建筑空间中的共享;而其表现意涵,是“取光明破暗”和“驱邪压胜”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