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乡村产业成为农民增收最大的底气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指出,乡村振兴要突出农牧民增收这个重点,加快推进高原特色种业振兴行动,发展绿色有机农牧业,打响高原土特产品牌。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因地制宜做好特色文章、突出绿色优势、擦亮农业品牌,实现乡村产业兴旺、促进农民增收指明了路径。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增收致富是亿万农民的热切期盼,是老乡们最直接、最实在的获得感。如何让农民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挂念的事。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有很多,而以产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只有做优品质、突出特色、凸显绿色、擦亮品牌,才能夯实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成色,为农民增收助力。

数字经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民增收的效应

【目的】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可以丰富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的研究内容,充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为加快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进程提供启示。【方法】基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视角,运用2012—2021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最小二乘法(OLS)探究数字经济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民增收的非线性溢出特征,最后借助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民增收的异质性。【结果】(1)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农民增收,经过工具变量法、改变样本容量等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数字经济对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产生显著促进效应,对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2)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以及高级化水平,助推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3)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且该效应在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节作用下得到进一步强化。(4)数字经济会长期带动农民收入增长;数字经济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呈“倒U型”,其中中等收入阶层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农民增收的推动力明显强于东部地区。【结论】数字经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关键要素,基于此,提出加强数字经济建设力度、创新数字经济和农业产业结构融合发展机制、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及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结构统筹联动等对策建议。

彝绣产业成为牟定县就业增收的特色产业

牟定县培强做大彝绣产业发展,通过“指尖艺术”到“指尖经济”再到“指尖产业”的成效转化,探索出了一条“非遗文化+市场产品+就业创业+增收致富”的发展路径,实现了“绣品变商品、绣片变名片、绣场变市场”转变,形成“县有园区、乡有车间、村有绣坊”的发展格局。全县已有生产企业和经营户120余家,民间手工刺绣艺人8748人,农村劳动力可在家门口就业,彝绣成为助农增收的特色产业,刺绣成为农民增收又一经济来源。

如何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

如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摆在突出位置,明确提出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一级巡视员赵长保介绍,农业农村部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立足部门职能,主要从4个方面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逻辑理路——基于“势能—效能—动能”框架的分析

新时代以来,面对农民增收的应然需要与实然状况之间的张力,基于“政治势能—治理效能—内生动能”的分析框架,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是国家在场、外源嵌入、组织振兴的综合过程。其中,以国家在场凝聚政治势能是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起点,以外部资源要素嵌入乡土社会释放乡村增收治理效能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关键,以组织振兴培育农民增收的内生动能则是农民增收的保障。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最优行动策略就是通过构建国家政策链、完善乡村产业链、优化村社组织利益链,形成“三链同构”的合力推动。

数字普惠金融何以影响农民增收?——理论机制与县域证据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富民增收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拓展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本文构建一个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14—2020年长江经济带县域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作用渠道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从细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农民收入存在促进作用,而且覆盖广度的促进作用更强。农业技术进步、农民物质资本积累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传导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下游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果最强,中游其次,上游最弱,而且对于收入水平高、人口规模大和耕地规模大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应更强。从空间视角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明显的溢出边界。本文研究结论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视角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牧民增收效应研究:基于西藏县域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9—2020年西藏65个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实证检验了西藏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牧民增收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乡村建设对西藏县域农牧民收入具有正向影响;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对西藏县域农牧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乡村经济数字化的影响效应最大,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效应不显著。(2)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乡村指数不断提高,对农牧民增收的促进效应不断提升;非边境县数字乡村建设对西藏农牧民的收入效应显著为正,边境县影响效应不显著;农区县和半农半牧县数字乡村建设对西藏农牧民增收的影响效应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且农区县的促进作用更大,而牧区县影响效应不显著。

当前我国粮食增产粮农增收途径的调查与政策建议

在分析现行农业政策目标变化的基础上,探索粮农增收的四种途径,包括政策性增收、品质型增收、规模型增收和多样型增收,对四种增收途径的作用机理和案例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双重政策目标提供依据。

农民增收路径的协同演化机制研究 ——基于哈肯模型对重庆市武隆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其中最艰巨的任务是推动农村居民可持续增收,实现共同富裕.该文修正了哈肯模型,基于重庆市武隆区2012-2022年的数据,识别序参量,计算协同度,推导出了3条结论:①产业收入将是农民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②农村“城市化”建设将可持续带动农民增收;③最近3年来,产业收入协同度不断降低,改革势在必行.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了3条政策建议.

农业碳交易促进农民增收的路径研究

农业碳交易是推动传统农业向低碳农业转型的重要手段,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具有潜在的重要作用。现阶段,我国农业碳交易试点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但如何实现农民广泛参与和有效增收仍是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为协同推动“双碳”目标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在对农业碳交易典型试点状况和农业碳交易流程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揭示农业碳交易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并从农民参与需求和收益潜力2个维度划分农业碳交易项目类型,深入探究不同类型农业碳交易项目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农民增收的效益来源包含管理机构的转移支付、农民的要素供给、中介机构的组织与指导以及消费者的产品购买。因此,需完善农业碳交易政策支持体系、强化农业碳交易支撑能力建设、激发农业碳交易社会服务活力、发挥农民增收利益共享机制作用。

数字新质生产力与农民增收: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提升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民持续增收有着重要影响。基于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份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究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新质生产力显著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升,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能通过农民创业活跃度、城镇化水平、非农就业规模三种渠道显著增加农民收入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低物质资本和低人力资本的农民收入水平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发展数字农业,推动数字要素赋能数字新质生产力形成;推进“数商兴农”,释放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增收效应;制定动态差异化发展标准,发挥数字新质生产力空间溢出效应。

有序开展粮经轮作 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目的就是巩固农民持续增收势头,促进共同富裕。目前总体状况是,除了部分集约化种植的大农场、大户种粮有效益、有积极性外,一些地区。

数智化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论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13~2022年面板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与熵值法构建数智化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指数,并使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探究数智化转型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作用机制及增收效应异质性。研究发现:(1)数智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2)产业结构调整是数智化转型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路径;(3)数智化转型增收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收入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基于此,长江经济带各地应加快完善数智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智化转型“促农增收”配套政策,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并鼓励数智化转型差异化发展,推动农民收入包容性增长。

合约安排与小农户增收——对“小农户+合作社”体系中三种典型利益联结模式的考察

既有研究独立探讨了小农户与合作社之间多种利益联结模式的各自增收效果,但对于什么样的利益联结模式能够更好地促进小农户增收尚无定论。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集消费与生产于一体的农户模型以分析合约安排与小农户增收的因果关系,并基于CLES(2020—2022年)数据对三种典型利益联结模式的增收效果展开实证检验和比较研究。研究表明:第一,合约安排与小农户增收存在正向因果关系,增收效果从低到高依次为“租地+雇工”模式、合同农业模式和股份合作模式。这一结论在考虑遗漏变量估计偏误、内生性检验、替换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第二,小农户依托合约安排通过土地转出和劳动时间再配置(“租地+雇工”模式)、产品溢价(合同农业模式),以及提升产业价值份额(股份合作模式)等路径实现有效增收。本文研究有效识别了小农户与合作社合约安排的三种典型利益联结模式的增收差异及其作用机制,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了倾向性增收模式与实现路径的理论支撑。

普惠保险能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吗——基于农民增收的中介效应

学界当前对乡村文化振兴的探讨多聚焦理论分析,较少从实证层面对乡村文化振兴的驱动因素和传导机制进行研究。本文构建同时包含普惠保险、农民增收和乡村文化振兴的函数模型和理论框架,推导普惠保险通过农民增收影响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取2013~2020年31个省份数据,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乡村文化振兴指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普惠保险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普惠保险能显著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农民增收在普惠保险助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中介效应,农业劳动效率提升是普惠保险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机制;普惠保险在西部地区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效果优于东、中部地区;普惠保险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存在“马太效应”,乡村文化振兴程度越高,普惠保险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效果越好。本文结论为统筹普惠保险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并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政策启示。

农业发展影响农民减贫增收的作用机制——基于收入结构的实证分解与检验

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中国农业发展是否影响、如何影响农民减贫增收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证上仍存在较多分歧。基于此,该研究采用1994—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并与2010—2020年CFPS微观数据相匹配,通过构建两部门理论模型,分析农业发展给农民带来的增收效应与减贫效应,进一步检验农业发展影响农民减贫增收的具体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发现:①农业发展不仅直接影响农民务农收入与非农收入,还通过农业生产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非农就业效应的中介传导途径作用于务农收入与非农收入,降低了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但对贫困强度影响不显著。②总体上,农业发展提升务农收入的作用占比为54.94%,提升非农收入的作用占比为45.06%。③农民减贫成效的23.36%源自农业发展提升务农收入所致,76.64%源自农业发展溢出作用实现的非农收入提升;但在粮食主产区内,农业发展通过提升务农收入对农民减贫成效的贡献超过40%。该研究为中国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序衔接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撑。

数字乡村建设的增收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再讨论

基于2018—2020年中国28个省份1804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效应,建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采用中介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乡村建设的增收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增收,其中基础设施数字化、经济数字化以及生活数字化具有显著增收效应。在不同的收入群组和经济发展水平下,数字乡村建设的增收效应存在异质性表现。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在数字乡村建设和县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存在非线性影响。机制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显示,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提升县域创业活跃度进而促进农民增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据此,建议加快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推进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鼓励创业和加强县域之间的交流。

数字普惠金融、农民增收与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农村金融困境,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基于2013—2022年中国280个地市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非线性关系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我国区域间共同富裕水平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样本考察期内集聚模式未发生显著变化,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农民增收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且农民增收能够调节数字普惠金融的非线性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具有空间溢出特点,且呈“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异质性。通过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优先发展、努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充分带动农民增收,能够加快实现共同富裕。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机制研究

【目的】农业农村数字化是推动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赋能效应。构建农业农村数字化的综合评价体系,实证探究农业农村数字化的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为缓解“数字鸿沟”难题、保障农业农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方法】选取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区)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对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进行测算,然后使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考察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采用门槛模型探究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1)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水平每增加1%单位,农户收入平均增长57.4元;正向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但在中部地区表现为抑制、西部地区促进效应并不明显,表明存在“数字鸿沟”;(2)农业农村数字化通过促进农户兼业发展、加速土地流转、提高农户融资概率、促进农产品销售等途径作用于农户收入增长;(3)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农村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第一门槛值为33.401,第二门槛值为148.370。随着阈值区间的提高,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收入增长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关系。【结论】农业农村数字化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增收,但“数字鸿沟”困境仍然存在;提出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农业数字化培训和教育、促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制定区域差异化的数字化发展策略等政策启示,以促进农户增收。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研究

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中心任务。当前,农民持续稳定增收面临就业冲击、分散小农产业链低端困境、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滞后、帮扶和补贴增长受限等挑战。未来建议按照就业增收、产业增收、财产增收、转移增收四大方向,构建长短结合的稳岗就业举措,打造乡村产业增收联合体,激发农村土地财富效应,完善农村重点人群转移支付政策,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