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士林家族墓群空间格局解析——以韩国新安朱氏为例

朝鲜王朝士林家族墓群表达了朝鲜半岛在该时期的礼制思想,探究其风水选址和空间格局,对挖掘中韩传统文化内涵之共性具有重要价值。研究将韩国庆州新安朱氏家族墓群作为案例,通过文献研究、图例解析等方法,分析《新安朱氏家谱》中记载的十四世至二十八世朱氏后人墓群分布以及墓图空间特征,探究其与中国古代宗法礼制的源流关系。研究得出新安朱氏家族墓群具有“长白发源,南至尚庆”“四象端明,藏气于穴”“屈曲围绕,汇聚明堂”“穴点居中,众星拱之”的风水选址特征,以及“左昭右穆”“多占宝地”“渐理学化”的空间格局特征,体现了朱氏后裔对先祖“慎终追远”的感情,为传统丧葬文化与朱子理学等中国传统人居环境思想在海外的保留与嬗变提供了重要参考。

士林作为“韩国新儒家书院”“突出的普遍价值”之魂——一个基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评估与决议文本的分析

自九所“韩国新儒家书院”作为系列遗产于2019年刻录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以来,国内学界在植根于中国书院的“韩国新儒家书院”的历史发展叙事研究、东亚教育圈中的“韩国新儒家书院”教育制度文化审视、基于“韩国新儒家书院”的性理学文脉梳理以及“韩国新儒家书院”的建筑风格考察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但对其之所以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一问题则未能予以深究。有鉴于此,本文围绕“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一核心概念,基于“韩国新儒家书院”系列文化遗产申报、评估与决议文本的分析,从六个方面聚焦韩国书院所呈现的“士林”现象,揭示士林乃是“韩国新儒家书院”“突出的普遍价值”之灵魂所在。

廷杖下的明代士林精神走向

廷杖是明王朝的基本刑法之一。明初洪武年间的廷杖主要以惩戒整顿吏治为目的,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明朝中后期的廷杖则演变为疏离君臣的工具,严重损毁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在残酷的廷杖刑法之下,明代文人的士林精神一片狼藉。尽管离开官场和试图进入官场的文人,苦心进行着士林精神的修缮与重塑。但是,君王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肆意摧毁,改变了明代士林精神的走向。

赌博与近代士林风气散论

赌博与近代士林风气散论涂文学提到赌博，人们总不免将其与市井中人、帮会无赖、商贾政客连在一起，很少想到清雅狷介的士大夫也会涉足赌界，甚至沉湎其中的。的确有不少文化人以卫道者自居认赌博为不耻，＂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以劫杀...

商业文明的发展与晚明士林风气的嬗变

晚明时期,商业文明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四民观的转变,唤醒了士人阶层的理性精神,一股新异的思想解放之风在士林中鼓荡。对自由个性的张扬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构成了晚明世俗社会生活的一道靓丽风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论关汉卿杂剧的士林人生理想

关汉卿杂剧中士林群像的人生道路轨迹可概括为:自幼读书,文章满腹,科举得中,步入仕途,志扶社稷,为民做主,个中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其人生理想的追求历程体现出三大特点:即人生目标的明确性,追求历程的悲剧性,科举高中的喜剧性。这种人生理想的建构是作者个人主观理想与传统文化、时代文化中士林人生价值观整合的结果。从元代文化的特殊性角度观照之,还可透视关汉卿所代表的元代士林的共性文化心态,体悟关汉卿杂剧深刻丰厚的文化意蕴。

明中后期狂士的社会交往生活与江南士林风气

狂士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明代中期以后,在王学、禅宗和道学的熏染下,遂成为士林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狂士在社会交往中,追求任情适性、率性而为,甚至出现了有悖于传统儒学教诲的言行。然而,狂士特立独行的交往行为和夸张甚至矫情的言行在这一时期的江南流于时尚化,这表明了明代江南士人内心的苦闷和焦灼,是传统文化在这一特殊时代的一种特别表现形式。

西汉后期士林中的退隐之风与文学创作的新变

西汉后期士林中出现了“朝隐”与“退隐”现象 ,通过对焦延寿和扬雄两个个案的分析 ,可知隐逸之风导致了西汉后期文学的新变 ,如抒情本体回归 ,语言上趋于通俗化等。

阮元幕府与嘉道之际士林风气变迁

阮元幕府是嘉道之际影响最大的学人幕府,汇聚了众多乾嘉时期及道光初期著名的学者与诗文作家,其幕府雅集对嘉道之际士林风气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阮元幕府的诗文唱和与其本人的诗学取向,对道咸年间宗宋诗风的勃兴起到了先导作用;另一方面,其幕府对于清代学术由乾嘉考据向经世致用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苏轼散文中的士林理想人格管窥——以司马光形象的塑造为中心

在苏轼散文的丰厚文化内涵中,士林理想人格的建构是其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苏轼笔下,司马光就是他心目中德才兼备士人形象的典范,司马光身上一系列人格闪光点,就是苏轼心目中士林理想人格的构成要素。这可归结为三个层面:在为学层面上,是"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在为人层面上,是"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在为官层面上,是"治国莫先于公"。透过苏轼散文中的司马光形象,可看到苏轼心目中士林理想人格的建构形态。这对当代士林人格的提升仍有其特殊的思想价值与借鉴意义。

心理调适与终极关怀——魏晋士林心隐之路探析

魏晋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生活于斯的士人常遭朝不保夕、身名俱裂的厄运,士林身心因此而备受煎熬。在维持士人生存及风度的艰难之旅中,魏晋士林与混乱的时局进行了长期痛苦的调适。历经愤世嫉俗的营生、放荡不羁的混世直至怡情自然的逍遥等一系列心路历程之后,魏晋士林终于从政治关怀、人生关怀的跋涉中,找到了一条超然物外的心隐之路。道家道教的终极关怀最终使得士人将身名俱泰的理想和潇洒飘逸的风度在魏晋特有的现实中较好地统一起来。

稀见科举文献《娄江课士录》与晚明昆山士林

《娄江课士录》是晚明昆山县学课艺集,集中的作者有二十多位后来名留青史,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留下鲜明印记。从他们的亲友关系以及他们日后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到一幅晚明昆山的士林图。同时,历来关于明清时期的科举学研究多集中于乡、会试,而府、州、县学则较少受到关注,导致现存相关文献难觅,有关府、州、县学的课艺的研究更是付诸阙如。《娄江课士录》不仅有助于对晚明地方课艺的研究,也为研究明代科举史之发展(比如命题方式的演变)提供了第一手的珍稀文献。

信仰导引下的哲学理念——简论台湾新士林哲学研究的新向度

台湾新士林哲学背靠天主教信仰,融会了中古士林哲学、新士林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中国现代哲学舞台上的"有神论"学派,"信仰"与"理性"的融通问题成为台湾新士林哲学最有特色、也最具争议之所在。要打破目前台湾新士林哲学研究的"概论"现状,给予此种学术以客观评价与定位,就必须深入其代表人物的思想体系,明确其信仰背景,确立其信仰导引下的标志性哲学概念,进而论证标志性概念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从憨山德清的交往看晚明丛林与士林的思想互动

宗教信仰、宗教观念、宗教意识、宗教精神,以至上升到学理形态的宗教理论等等,这些可以概括为宗教思想的内容,乃是在整个人类文明中起重大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宗教思想影响到社会发展与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的情况当然也不例外。陈寅恪曾精辟地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这里只谈到佛、道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宗教,实际上历代还形成和流传有各种民间宗教,更有诸多边疆少数民族宗教和陆续输入中国的外来宗教,都体现一定的宗教思想,同样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影响。因此,中国宗教思想史的研究不仅是宗教和宗教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实际上不论是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哪个领域,都与宗教思想及其发展、演化、意义、作用等状况密切关联。在今天,宗教和宗教思想在现实生活中更继续发挥着重大影响。这样,作为宗教学一个部门的关于宗教思想史的研究,就不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更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多年来我国有关宗教的研究比较疏略,宗教思想史的研究更相对薄弱。以下辑录几篇笔谈,包括本人一篇粗浅的刍议,就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必要和方法提出一些意见,意在引起重视,开展讨论。敬请批评。

商业文化的发展与宋代士林风气

在宋代商业经济和由此崛起的商业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宋代士林风气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即从"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主流意识形态中,衍生出对世俗人生的关注和体验:重商拜金,崇尚奢华,蓄养歌妓成风,"士志于道"的高雅人生信仰已部分地被世俗享乐人生所替代。宋代文人士大夫生存样态的变化,折射出商业文化对"人欲"肯定和张扬的价值观,已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文人士大夫的心态和行为。

竟陵“士林”考论——读《金楼子·说蕃》

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集文学之事,始见于萧子显《南齐书.武十七王·萧子良传》,但萧子显不言人数及具体人名。梁元帝萧绎《金楼子·说蕃》篇在萧子显的基础上率先提出十一人的竟陵文士集团,并以"士林"号之。《梁书·武帝纪》有竟陵"八友"之说;《梁书·沈约传》言竟陵文士则仅列举六人。三种说法,人数不同,名号有异。如此差异恐与《梁书》编撰过程有关。《金楼子·说蕃》篇所列十一人的竟陵"士林",较之《梁书·武帝纪》的竟陵"八友"之说和《梁书·沈约传》的"六人"说,似更能反映竟陵文士集团的本来面目。

改性士林染料染色工艺

介绍了改性士林染料的主要性能及在纯棉织物上染色的工艺条件 ,着重对粘合剂、渗透剂的最佳用量进行了选择 ,同时对该染料与柔软剂及树脂的配伍性作了初步探讨。

从《聊斋志异》之梦幻透视士林阶层的科第情结

《聊斋志异》是清初文学家蒲松龄毕一生精力完成的一部笔记体短篇小说集,这部"孤愤"之作蕴涵了作者对科举制度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