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声誉罚的程序保障——以行政机关公布平台企业违法事实行为的规制为切入

行政机关公布平台企业违法事实行为的法律属性不明,缺乏必要的程序规制,亟待在法治框架下进行优化设计,以兼顾公布前合法性和公布后法律效果的双重目标。将该行为解释为《行政处罚法》第9条其他行政处罚中的声誉罚,仍不足以面对其网络传播风险扩散对传统行政正当程序的挑战,因此,亟须建立一套网络声誉罚的程序保障机制。首先,建立启动公布的事前程序保障,内嵌“调查-约谈-检查”的程序链,强化听取意见、拓展说明理由内容与双向回避等规范行政行为的程序要素;其次,辅之以公布平台企业违法事实过程中的“审核-撤销”等程序机制,构建披露内容尺度的“适度标准”,精准控制网络声誉罚的信息含量;最后,增加前置审查程序和“撤销-增删”程序,塑造后续程序性限制措施,全面夯实以程序装置为保障的网络声誉罚规制体系。

适用声誉罚的动态评价系统研究

声誉罚因适用成本较低、执法方法简单等优势,得到了行政机关的青睐。然看似十分完美的声誉罚,却在行政实践中暴露了诸多问题。与行政相对人其他权益相冲突、适用范围不明确、处罚效果过重是它主要的问题。为了有效防止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侵害,应当以合理行政原则构建动态评价系统控制声誉罚的适用。

声誉罚与资格刑——环境污染治理的新视野

近30来,随着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政府理念和公民意识的由弱变强,我国在环境法制体系建设方面亦进行了相当的努力,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经历了从起步发展到不断完善的过程,并以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立法为先鉴,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环境法制体系,在应对解决我国环境问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不断推动环境保护的法制化建设。文章论述了目前环境刑事立法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的局限性,提出从预防论及威胁理论角度讨论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引入声誉机制及资格刑突破环境污染监管困境。

声誉罚的梯度构造

声誉罚是行政主体通过对外披露相对人违法行为来贬损其名誉以达到惩戒目标的处罚种类。基于行政主体在污名与负面信息扩散等方面主动作用程度的差异,声誉罚有可能渐次作用于相对人的精神、名誉、财产和资格。声誉罚梯度自下而上共三个层级,分别是以客观披露与克制批评为核心的单一式声誉罚、高度汇聚违法信息或广泛扩展披露渠道的集合式声誉罚、将负面评价加诸行为人而非违法行为的标签式声誉罚。为确保处罚决定的合法性,行政主体应当优先选择更为温和的声誉罚形式。为兼顾过罚相当与合理威慑目标,行政主体须将违法者和违法行为的异质性纳入裁量因素,并将欺骗类、侵犯他人信息和名誉权益的违法行为与更加严厉的声誉罚形式相匹配。

作为声誉罚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

无论立足形式还是实质判断标准去观察,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行为都属于一类新型的声誉罚。作为声誉罚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之所以倍受青睐,既源于行政执法机关在公益保障与私益侵害之间的权衡,也是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耻感文化在行政执法活动中的延伸,更与信息规制工具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广泛运用息息相关。形式合法性的欠缺、适用范围的模糊以及程序的不规范是目前行政违法事实公布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有效防止行政违法事实的不当公布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应当从法律依据、适用范围及程序设置等三个方面实现对这种新型声誉罚的法律控制。

论作为声誉罚的公布违法事实行为

作为声誉罚的公布违法事实行为是一种低成本、高成效的经济的信息规制工具,具有行政机关丰富的信息资源优势与私人惩罚的低成本优势,是公共监控与私人惩罚的有效组合。公布违法事实行为存在易侵犯行政相对人的隐私权、名誉权,处罚效果具有不稳定性,可能造成"标签效应"等内在风险。通过明确适用标准、建立适用前评估与分级处罚制度、规范公布内容、严格公布程序等途径,对该制度加以修正,以期能够为行政机关提供一种妥善的行政规制工具。

公布行政违法信息作为声誉罚:逻辑证成与制度构设

在公布行政违法信息的法律属性诸说中,是否将其确认为声誉罚实施形式最具争议性。现实中存在将行政违法信息公布全然视为常态性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及非常态性公共警告行为的两种倾向。然有部分公布行政违法信息行为不仅吻合声誉罚之实质判断标准,且呈现出与常态性政府信息公开及非常态性公共警告间截然不同的制度逻辑,印证了公布行政违法信息作为一项处罚措施存在的独立价值。公布行政违法信息作为声誉罚须遵循一定的适用规则以确保处罚效果,为赋予此种处罚形式更大作用空间,可考虑修订《行政处罚法》,适当放宽对处罚设定权的限制。

行政处罚中的通报批评:制度架构及法律规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种类条款新增规定了通报批评的一般种类。从实质主义的视角出发,将通报批评理解为可以统括行政法律实践中多种声誉罚的统一制度,更能促使形式多样的声誉类行政处罚规范化,也有利于发挥《行政处罚法》的总则性作用。具体来看,通报批评可以涵摄“通报批评(狭义)”“公开谴责”“行政违法事实公布”“列入违法失信惩戒名单”等表现形式,能够实现对行政相对人进行社会性制裁的法律后果,并且需要受到实体层面和程序层面的多重法律规制。

论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行政处罚法》第48条的解释与适用

《行政处罚法》第48条新增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条款,从实践和立法背景上综合来看,都具有设置的必要性。但还是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释,第48条可能会架空《行政处罚法》第9条声誉罚作为一项独立处罚类型的价值,公众的知情权和违法当事人的隐私权如何平衡,以及“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如何界定,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行政处罚中通报批评制度的适用困境及其破解策略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新增通报批评为行政处罚的一般种类,然而通报批评制度规范化程度并不高,这使得其实际适用陷入了易与警告相混同、适用违法情节不一、缺乏执法裁量基准、实施程序不完善以及过度减损相对人权益等困境。为破解上述适用困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保障通报批评的依法适用:一是明确区分通报批评与警告的惩戒效果和适用情形,避免趋同化;二是明晰轻微违法行为的判断标准,统一适用情节;三是构建合理的执法裁量基准,落实过罚相当;四是完善通报批评实施程序,确保执法公正。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性质界定与路径探索

为打的造阳光政府,实现公正文明执法,顺应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改革的发展,新修《行政处罚法》规定应依法予以公开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但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其内涵和外延、法律定位等问题目前尚不存在统一且精准的界定,学术界也没有给出精确回应,从而导致在适用过程中出现缺失法律依据、程序机制以及救济渠道等问题。本文拟通过界定性质、厘清边界的方式,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路径进行挖掘和探索,以实现行政救济的价值和目标。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范围与方式的研究——文献综述

随着《行政处罚法》48条新增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相关规定,关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范围成为了立法尚未详细明确,而又在学界引起讨论的问题。就范围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应当摒弃实际操作中“以公开为原则”的做法,厘清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范围,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就方式而言,信息分类制度以及避免声誉处罚的正当公开渠道成为学者们的共识。鉴于学界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不利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目前尚需从其法律性质着手去研究合理的公开范围及方式。

行政规制手段中的声誉机制

作为一种新的行政规制手段,行政机关对于违法事实予以公布事实上起到一种类似行政处罚的功能,对处罚对象的声誉、信誉等产生负面评价。声誉罚的出现源于行政机关对公共利益与私益侵害之间的权衡取舍,也是其补强执法效能优势的体现,更是与网络传媒信息工具的快速发展息息相关。但是,若不对该种声誉机制进行法律规制,经由媒体的快速传播、扩散,容易导致惩罚过度和惩罚错误的弊病。基于此,应当借助法律规制来确保声誉罚的对象准确、宽严适度,既能发挥其威慑功能又可以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联合信用惩戒成本收益分析及优化研究

当前联合信用惩戒制度执行过程涉及的成本收益问题尚待充分探讨。制度在强化法律执行方面带来理想效果的同时,也导致较高的行政成本、错误成本等。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衡量制度的效果,不应仅关注其给社会带来的收益,还有必要考察其导致的社会总成本是否过大。在全面理解联合信用惩戒制度与传统行政处罚、司法执行差异的前提下,限缩制度的使用范围以减少对现有制度的侵入,重视道德机制在维护社会规范中的独特作用,发挥罚款制度低錯误成本的优势,强化程序保障降低错误概率,从而使得改进优化的联合信用惩戒制度更符合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浅析通报批评与警告的界限

自2021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1项新增行政处罚种类通报批评以来,学界普遍认同应以通报批评统括实质上具有相同法律效果的声誉罚,而统括观点的一个重要矛盾即是与通报批评并列之警告势必不能纳入通报批评的涵射范围。为了厘清两者的边界,通过比较通报批评与警告的性质和界限范围发现,两者虽具有一定共性,但在性质倾向、适用对象、制裁力度、处罚方法方面均有一定差异,同时,以处罚方法上的差异为核心界限使得两者得以明确区分。

作为行政处罚一般种类的“通报批评”

在我国行政法制度中,"通报批评"属于适用对象零星且适用范围极窄的处罚形式。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直接将"通报批评"规定入"行政处罚的种类"中,这意味着其摆脱名称等形式的限制,成为了行政处罚的一般种类。从法解释的角度而言,能够从实质意义上将"通报批评"置于统括"公开谴责""列入失信名单""公布违法事实"等所有发生名誉减损和社会评价降低为法律效果的行政处罚行为的地位,从而将这些行政处罚行为都纳入法律制度统一规范的范围之内。

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隐性壁垒”与中国因应

“隐性壁垒”是指没有相应国际法规范约束,但在国际贸易实践中能够产生限制贸易和排除竞争效果的贸易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及执法情况的“声誉罚”、知识产权单边调查及制裁和将人权等其他问题引入知识产权议题是知识产权国际竞争中“隐性壁垒”的主要表现形式。知识产权“隐性壁垒”的频繁出现,是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以及国际知识产权领域私法行为公法化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知识产权“隐性壁垒”具有单边性、霸权性以及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的特征。“隐性壁垒”的存在导致国外企业不敢进口“涉嫌侵权”的产品,国内企业因此丧失交易机会。国内优势产业被排挤出全球产供链的风险提升,从发达国家获取技术的难度增加,导致知识产权国内保护标准被迫提升。对此,我国应当深入开展“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国际协调,与其他参与国一起应对责难,探索构建规制由国家主导的商业诋毁行为的规则,加强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与国际舆论治理,及时反击不实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