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冲突及教义学构建

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区分是刑事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疑难问题。《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发行的“瘦身”问题,但两罪的关系依旧悬而未决。两高近期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试图再次解决这一难题,但依旧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发行含义的界定不清导致两罪名的关系不明,引发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混乱。民刑两大部门法的不同思维模式及概念体系的混用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传统理论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应在法秩序统一的教义学立场上,以类型思维为工具,准确描述发行的类型,将两罪定位为法条竞合关系并从一重罪适用,同时杜绝数罪并罚的做法,体系性地消除适用冲突。

艺术品复制品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以敦煌壁画复制品为例

在探索艺术品复制品在文化传播中的角色与影响时,敦煌壁画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案例。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的重要象征,敦煌壁画不仅展示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还揭示了艺术品复制品在保存遗产、教育普及和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敦煌壁画的历史和艺术特色,其复制品的发展历程,以及“数字敦煌”项目如何通过现代技术手段促进这些珍贵艺术品的全球认知和保护。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虚置与解决路径

为打击侵犯著作权类犯罪,我国刑法在第217条、第218条分别设置了“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后者自1997年刑法修订后增设,在遏制侵权复制品的泛滥传播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著作权刑事保护规范演进过程中,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因侵犯著作权罪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张被涵摄。合理认定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必须先将其与侵犯著作权罪准确区分,关键在于厘清“复制发行”的界限。

对艺术复制品的价值界定

艺术复制品为人接受,背后有一定的形成因素。一方面,与艺术复制品所依附的艺术原作的复杂性有联系,尤其是它的唯一性、独创性和影响性,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影响。艺术复制品自身的价值作用以及主体的审美差异性,都作用于艺术复制品时,会影响人们对它的价值界定。总之,艺术复制品的价值界定主要受到双重因素影响。

非法经营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之界定

侵权复制品与违法音像制品之间是一种交叉的关系,即部分 违法的音像制品也是侵权复制品,换言之,侵权复制的音像品也是违法音像制 品。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非法经营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 本身也是一种非法经营行为。认定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 罪,必须考察该行为是否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分析

销售行为不包括出租行为和以复制品作为抵押的行为,但包括以营利为目的的促销搭赠行为、以复制品易物和抵偿债务行为。侵权复制品不包括以临摹方式制作并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行为仅指既复制又发行的行为。侵权复制品不同于非法经营罪中的非法出版物,因此两罪不存在竞合关系,销售盗版录音录像制品和盗版图书的,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论处。

王旭非法经营案——非法经营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之界定

侵权复制品与违法音像制品之间是一种交叉的关系，即部分违法的音像制品也是侵权复制品，换言之，侵权复制的音像品也是违法音像制品。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非法经营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本身也是一种非法经营行为。认定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必须考察该行为是否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的犯罪性质研究——兼论法条竞合关系及其司法原则

我国刑法规定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目的在于保护他人的著作权和与著作权相关的权益,以及国家对文化市场的管理秩序。因此,无论行为人是否取得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行为都严重侵犯了著作权和与著作权相关的权益,也构成对正常的文化市场秩序的侵害。只有设立这一罪名,才能同时对其行为的不法内涵予以全面的刑法上的否定评价。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弃用现象与启用路径研究

销售侵权音像制品无疑应适用刑法第218条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但司法实践中该罪名经常被弃用,目前通常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量刑。选择侵犯著作权罪的原因一是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定罪情节单一且要求过高,二是司法解释的扩张使侵犯著作权罪包容了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全部要件。这种立足现实的罪名选择违背立法本意,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不利于保持刑法体系的协调性。建议取消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构成要件中的"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规定,构建以"销售金额为主、其他严重情节为辅"的定罪标准。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虚置之争的再思考——基于功利主义知识产权刑事政策立场的评析

学界无论支持或反对相关司法解释对"发行"进行"专业性阐释",主流观点还是反对虚置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表面上是为保持刑法体系的协调,实际隐含着对以侵犯著作权罪代替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规制贩卖盗版、网络传播盗版视频等行为可能造成打击面过大、刑法过度介入知识产权保护的担忧。根据我国知识产权发展历程、理论预设立场、经济发展需要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我国采取了作为国家战略组成部分的、总体性功利主义知识产权政策,具体到刑事领域是具有回应性、双向性、动态衡平性特征的功利主义刑事政策。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罪量要件设置不合理造成入罪门槛过高,事实上已被虚置,为遏制当前普遍、严重的盗版行为及履行国际承诺,我国功利主义知识产权刑事政策方才通过相关司法解释对"发行"作出不同以往的专业性界定,从严打击"商业规模"盗版等违法行为,有一定实质合理性。然而刑事政策落实到刑事司法解释还要受到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侧面及刑法谦抑原则的制约,不能矫枉过正:可坚持对"发行"进行"专业性阐释",但适当提高侵犯著作权罪的罪量门槛以确保刑法介入知识产权保护的适度性。

复制品与艺术的美——艺术的技术复制礼赞

在日常的审美中，通常情况下我们被各式各样的复制品包裹着：技术印刷的绘画、本身没有单一性的电影、影音播放器里的音乐、电视里转播的话剧等等。这种状态给美学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真品与仿真的复制品之间，我们可以轻易地认识到二者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但美学关注的本身不是价格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复制品是不是还有审美价值？对于雕塑与绘画而言，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

在两高“知识产权司法解释”颁布前,行为人销售侵权复制品尤其是销售盗版光碟行为,在审判实践中被分别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和非法经营罪予以刑事处罚,存在执法不统一现象。两高“知识产权司法解释”颁布后,以前发布的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解释与之抵触的,不再适用。由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非法经营罪不存在竞合关系,因此,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应严格按照两高“知识产权司法解释”的规定,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作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予以刑事处罚。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及其相关问题

法条竞合只是立法中存在的一种事实现象,对法条竞合关系的判断是一种事实判断。对法条竞合的司法适用遵循充分评价原则,确定竞合的两个法条中那个一法条能充分评价犯罪行为的不法内涵,重法优于轻法不应成为法条竞合的司法适用原则。销售侵权音像制品罪与非法经营罪两法条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

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关系辨析——兼评“两高”对《刑法》第217条“复制发行”的司法解释

在刑法层面上,《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条文规定的"发行"行为与《刑法》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销售"行为的含义具有等同性,"复制发行"的应有含义为"复制且发行"。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刑法》第217条中"复制发行"的解释错误地理解了该词在刑法中的真实含义。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者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前者处于特别法地位,后者处于一般法地位。

计算机软件、软件复制品、电磁记录之保护与计算机信息交易立法——从盗窃腾讯QQ号码案说起

腾讯QQ是一种具有即时通讯功能的计算机软件,和软件复制产品、电磁记录一样都属于计算机信息。盗窃腾讯QQ号码的实质是盗窃腾讯QQ软件复制品。计算机软件是著作权法的客体,而作为无体物的软件复制品和电磁记录却不能构成物权法的客体,只能视为动产给予保护。我国应该借鉴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的立法经验,加紧制定计算机信息交易法以规范计算机信息交易,填补相关法律漏洞。

著作权纠纷中侵权复制品销售者赔偿责任之辨

学界与实务界对著作权纠纷中如何确定侵权复制品销售者的赔偿责任,一直以来争论不断。实际上《著作权法》第53条中"发行"只是对销售复制品上游环节的规定,对下游环节的"销售"并没有作出规定,这是导致法律适用混乱的根源。基于侵权复制品销售者的"销售"行为系下游环节,因此不能对其课以严格的注意义务,而只能是有限的注意义务。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不能直接适用《著作权法》第53条,而只能进行类推适用。

《长恨歌》:商业文化语境下的复制品

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所展示的上海仍然是一个“大历史”观念中人云亦云的上海,是王安忆对三十年代海派的复制品,是90年代商业文化的产物。

清代官式建筑琉璃瓦件复制品耐候性评价研究

用于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修缮中的琉璃瓦件复制品,其耐候性能是质量检验的一项重要指标。以现有琉璃瓦件相关国家标准《烧结瓦》1和建材行业标准《建筑琉璃制品》2为基础,根据古代琉璃建筑文物修缮保护工程的特殊要求,对清代官式琉璃瓦件复制品的耐候性能的质量检验评价指标进行了试验研究。在四个不同温度条件下,对新烧制的琉璃瓦件制品的抗冻性能进行温度条件检验试验;对具有不同烧结程度和不同胎釉热膨胀系数匹配关系的琉璃样块,进行了冻融循环和急冷急热耐候性检验试验。结果表明,为满足清代官式琉璃建筑文物修缮保护特殊要求,有必要提出比以民用建筑为主要质量检验对象的现有上述标准更为严格的耐候性质量检验指标。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1条为切入点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定罪标准作了重要修改,增加了“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并将“其他严重情节”与“违法所得数额”并列作为本罪的入罪标准之一。因此,“其他严重情节”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对于何谓本罪的“其他严重情节”,目前尚无任何具体规定,亟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加以深入研究。在考量“其他严重情节”之“情节”的性质、销售侵权复制品的法益和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入罪的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将能够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非法经营数额、复制品数量和电子网络数据等某一方面的客观事实作为“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在不完全符合上述单一情节认定标准的情况下,可考虑采用复合情节认定标准。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若干问题探究

从立法精神和司法解释两个层面分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并无未遂问题。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和非法经营罪之间既不存在法条竞合关系,也不存在想象竞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