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短的剧本”与“未完成的文学”——夏衍《祝福》电影剧本手稿探赜

《祝福》电影剧本是导演桑弧所接触到的“最短的剧本”,其简练风格背后是改编者夏衍“供导演用”与以“广大的劳动群众”为观众的电影剧本写作意识,这在《祝福》电影剧本手稿的封面、场景汇总表、加强动作性的修改、依据镜头逻辑的段落划分以及旁白添加中有着清晰体现。该电影剧本几经修改,夏衍予以发表的却是初稿,并在之后强调它是“供导演用”而非供读者“阅读”的“文学剧本”,从而带出“电影文学”的“文学”意涵问题,显形了当时电影界相关概念的生成、使用与竞争中一次具体而微的碰撞。同时,从《祝福》电影剧本手稿亦可看出:电影化的写作需求,促成了电影剧本自身的“文学”样貌与风格。

论夏衍电影剧作中的接受美学特征

作为我国杰出的电影剧作家,夏衍创作了数十部优秀的电影剧本,其剧作凸显了强烈的个人风格。夏衍认为电影是最富有群众性的艺术,从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心理和期待视野出发,他借鉴商业化的叙事模式,引导观众对“空白”进行具象化补充,以此促进意识形态的宣传。本文从隐含的读者、审美期待视野、召唤结构的角度出发,分析夏衍电影剧本创作中所体现的电影接受美学特征。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中国香港领导的言论斗争——夏衍《蜗楼随笔》研究

解放战争中后期,结合时局和宣传任务,夏衍《蜗楼随笔》采取了特色鲜明的舆论斗争策略,展开统战宣传。内容方面,重点打击作为主要敌人的美蒋集团,瓦解敌方士气。同时,粉碎中间派对美蒋的幻想。形式方面,一是经由借喻的系统征用,实现对事件的重新描述,使美蒋的行动与面目喜剧化与丑角化;二是选取通俗的语言风格,广泛征用粤语、英语等资源,以口语化的表述,寓论断于叙事,贴近中国中国香港及海外的读者。

审视电影与社会之关系:夏衍对欧美电影的认知与接受(1930—1949)

从左翼时期到建国前期,夏衍对欧美电影批评话语大致可分为审慎鉴别、战时同盟与强烈抵制三个阶段。电影社会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打开了回溯夏衍电影批评活动的窗口。固有的阶级立场体现了夏衍对欧美电影接受的意识形态尺度,“真实观”既是评判标准,又生成了对异文化的调适策略。夏衍对欧美电影意识形态副产物的认同与社会肌理达成了逻辑上的一致性。影评话语的生成与变调,最终是文化政治作用的结果。夏衍对欧美电影的认知超越了文本本身的范畴,建立起内容层面上与生产层面上的电影社会学批评范式。

情感、知识与革命的抵牾——论夏衍20世纪40年代戏剧创作的困境

夏衍在20世纪40年代的戏剧创作与社会历史融会贯通,与革命进程相呼应,呈现出知识分子自身爱欲与革命事业的冲突。通过探析夏衍作品中爱欲叙述与革命表达的同构悖论,以及知识主体与革命主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从而研究其如何调适政治革命与艺术追求的创作困境,实际上也是对他40年代戏剧创作的再认识。

抗战中的“抒情”之窗——夏衍与他话剧中的“小人物”

苏俄文学曾对夏衍产生深厚影响,通过对比研究契诃夫的《三姐妹》《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作品,能看出夏衍剧作主题、人物性格和对命运的关注具有的悲喜交融风格,进一步表现了夏衍对“小人物”内在灵魂的盎然兴味。本文通过探赜夏衍的世界观、话剧人物以及舞台演出的要点,展示抗战诗人夏衍的内心世界和创作特色。

传播学视野中的夏衍电影创作

通过传播学视域对夏衍电影创作进行全新解读,梳理与揭示夏衍电影呈现的传播策略:营造真实感的传播方式,双重话语叙述和大众化民族化的编码技巧,进一步深入论述这些策略背后的学理支撑、精神深度并以此观照中国当下电影,探讨夏衍电影艺术创作成就的现实意义。

新发现夏衍1941年纪念鲁迅文章——从夏衍研究说起

关于夏衍，《（夏衍全集）序》的定位是“中国革命文化运动卓越的活动家、组织者和领导者，享有盛誉的戏剧作家、报刊评论家、报告文学家、杂文作家和外国文学翻译家，人民电影事业的奠基人和拓荒者”。这段落款“《夏衍全集》编委会陈坚执笔”的文字全面而中肯地概括了一代文学名家，文化巨人夏衍多方面的成就，是值得引述的。但是，与夏衍的丰硕成果和巨大影响比较起来，夏衍研究却是明显滞后的、偏弱的。

论夏衍的文学电影改编思想

上世纪50、60年代,夏衍结合自己的电影改编实践,就文学的电影改编问题集中发表了富于建设性的意见,但作为左翼文学家、电影艺术家,现实主义精神、社会功利性的追求使其"忽略了在电影艺术与文化的创造和生产里所包含的复杂的影像形式和个人选择的因素";其中的某些方面随着岁月的流逝或许风光不再,但有的论说由于固有的现代性仍不失其价值。

革命语境中的角色与台词——夏衍《在文化部整风中的检查》研究

政治运动中的个人检查,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不似教堂忏悔,更非法庭辩护,值得专题研究。最近公开发表的《夏衍在文化部整风中的检查》(1965年1月19日)是一个案例,可借用社会角色表演理论外加社会建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角色分配、剧本磋商的过程,定义了特定的社会情境;检查文本中的台词风格、潜文本现象,呈现了表演者的良苦用心。整风、批判和检查的大戏,还需放在更大的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泛文本语境中加以认识。

政治文化意识与夏衍30年代剧本创作

夏衍的30年代剧本创作内涵了一个审美文化特征:政治文化意识。本文试图引进政治文化研究视角,从剧本文本、人格政治化、大众阅读期待三方面来分析夏衍30年代剧本创作如何表现了这种政治文化意识。

《夏衍全集》编纂商兑

2005年《夏衍全集》的出版是夏衍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但如将之视作夏衍作品的标准版本,全集的编辑校订工作似乎还存在一些可以商榷的细节问题。其一,就编辑体例而言,《夏衍全集》未按照全集编辑的通例来编辑夏衍作品,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问题,不但查询不便,还导致夏衍若干名作漏收。其二,作为"全集",对被删除的信息就应当有必要的说明或存目,或在被删除的文字的位置上出现提示信息等。其三,全集的编辑工作还有一些粗疏之处,如版本核校不够细致、作品年代考订偶有不周、注释偶有错误、重复收文等。

论夏衍话剧与民族戏曲传统

如果说夏衍受外国戏剧的影响是自觉的追求 ,那么 ,民族戏曲对夏衍剧作的渗透则是自然形成、潜移默化的 ,是无形地融化在其血脉中的。研究夏衍借鉴戏曲的话剧创造 ,就是挖掘融化在夏衍血脉中的民族戏曲传统。而从“中国的契诃夫”夏衍其剧作的写意、意象和对戏的追求中 。

戏剧电影化:夏衍剧作审美价值的建构

夏衍的创作是在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思潮的交汇、冲击、影响中走向成熟的。他的作品被称为"现代现实主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价值理念。戏剧电影化是夏衍剧作的独创之处,有着特定的"上海语境"和"蒙太奇"等电影手法的影响。研究夏衍戏剧创作的电影化倾向,可以窥探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的建构方式。

释读夏衍致靳以信并谈刘盛亚其人其文

通过研究一封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佚信(夏衍1952年3月7日致靳以信,建议其暂不出版刘盛亚著作),考证刘盛亚与其《再生记》还有夏衍被批判的历史环境,及刘盛亚与夏衍、靳以、巴金的关系。因该佚信,笔者又发现3部由巴金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刘盛亚佚稿。

夏衍剧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新解——夏衍剧作人物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 ,尤其在中国话剧史上 ,夏衍及其作品的存在是耐人寻味的。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中国新文学的重大题材和表现主题之一 ,在夏衍剧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并得到其独特的关注。在平民知识分子形象身上倾注着他太多的心血和情感 ,也能经得起时光的考验 ,某种意义上 ,正是他们的出现与存在 ,奠定了夏衍的文学史地位。

对话:精神传承与形式转换——从夏衍电影改编实践看一种改编观念

改编并不是简单的从文学到电影的形式转换 ,而是一次“对话”。既是与已经成为“历史”的原作的“对话” ,也是与正在发展的“现实”的“对话” ;既是与原作者的“对话” ,也是与未来影片的潜在接受者的“对话”。由于时代、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 ,由于两种艺术形式、两种传播媒介的差异 ,也由于创作者 (包括原作者和改编者 )艺术个性、审美趣味、生活经历等等各方面的差异 ,原作者和改编者之间势必存在两套不同的语言表达系统。改编的过程也是在两者的矛盾冲撞中竭力寻求平衡的过程 ,是在裂隙间寻找符合现时社会文化所需要的语言表意符码的过程 ,这就是所谓的“对话”。同时 ,由于文字语言思维与视听语言思维本身存在的差异 ,“对话”事实上也是两种艺术形式、两种传播媒介之间的碰撞。夏衍“建国 17年”的改编实践在精神主旨和艺术形式两个层面上 ,成功地完成了与原作和原作者的“对话” ,既相对准确地传达出原作的精神主旨 ,又在剧作的角度创造性地完成了形式的转换———从小说到电影。更重要的是 ,夏衍的改编实践还完成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 ,从电影创作方面为新的意识形态的确立提供了引人注目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