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创新:习近平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坚持与发展

毛泽东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毛泽东外交思想指引下,新中国在外交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原则和优良传统,奋发有为地推进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一是继承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战略思维,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和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战略布局;二是坚持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原则,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的理念和倡议;三是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新的理论和外交实践;四是弘扬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独立自主精神,提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多边主义等新的举措和方案。探讨习近平外交思想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我国外交的历史演进和理论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参考与启示。

习近平外交思想初探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与他所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有关中国外交的与时俱进的独立思考,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习近平主张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对当今中国与世界各国所面临的诸多国际问题,他进行了中国的思考,发出了中国的声音,提出了中国的方案,贡献了中国的智慧,探索了中国的路径,明示了中国的作用,展现了中国的担当。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的基本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两个大局”,从国家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全球治理变革与国际秩序转型的迫切需求以及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三个层面出发,确立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习近平主席以“国之大者”的胸怀,提出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擘画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宏伟蓝图,对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西方外交官职业化的起源

外交官职业化起源于欧洲,在15世纪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出现了常驻使节,慢慢形成了外交等级制度。为提高忠诚度和效率,政府开始支付工资,雇佣秘书,对从业者进行培训,建立准入制度,初步实现外交官职业化。为了便利往来,逐步出现了有关礼仪、位次等的惯例,这些惯例被国际会议认可,成为通行的外交规范。为了对派出去的外交官实施有效的管理,各国开始设立外交部,作为专职的外交管理部门,职业外交官制度也随之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阿青年外交的现状、成效与展望

青年外交是外交研究领域的新热点,中阿青年外交为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有力支撑。本文从青年外交的概念与实践出发,结合中阿青年外交的实际情况,从顶层设计、公共外交和民间交往三个维度,梳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中阿青年交流的现状。结合相关调查数据和案例,阐述、分析中阿青年外交成效。针对当下中阿青年外交议程设置问题导向不足、话语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从阿拉伯青年就业、教育、环保三大核心关切问题展望未来中阿青年外交的发展方向。

英国外交的几个问题

英国历史上被视为是一个奉行“均势外交”的典型国家。 19世纪末、2 0世纪初 ,英国步入了相对衰落的历史发展时期 ,逐步放弃了建立在绝对优势基础之上的“光荣孤立”政策。“三环外交”是二战后丘吉尔为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提出的一项外交总方针 ,是一个国力日趋衰微的大国在外交战略上所作的一种无奈选择。 2 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外交战略实现了重点面向欧洲的转变 ,但仍存在“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之争。文章着重论述了布莱尔外交的成就和特色 ,认为布莱尔的“枢纽外交”

论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公共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不同,它是以一国政府为主体,在思想、教育、文化等领域,基于主体的平等性、方式的对等性和相互性、内容的相对真实性、目标的长远性,对他国开展的持续性的人员交流、文化传播和思想沟通,以渐进实现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推广等目的的活动。人文外交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概念,强调包容与和谐以及以人为本,人文外交尚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发展。文化外交可分为思想外交、文明外交和文艺外交三个层次,其中思想外交效力最强,是文化外交的核心。近代世界历史表明西方在全球政治中的霸权地位离不开西方思想的扩张和征服,各种反抗努力的失败更显示了思想外交的强大力量。中国应该吸取历史经验,通过参与和推动思想和价值观的国际讨论、整合制度资源、集中力量服务思想外交、大力开展学术外交等方式加强文化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实现国家利益。

科技外交理论的概念演化、范畴界定及欧美实践的启示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科技外交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及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愈加重要。科技外交运用科技和创新国际合作作为软实力工具,建立和改善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当国家间的其他直接关系遭遇困境和挫折时,科技外交仍可充当国家间保持彼此联系的桥梁作用。科技外交包括在国际关系决策中需要明确考虑科学知识和科学建议,为便利国际科技合作和人员交流、促进国内创新而采取的外交政策活动,以及促进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合作性科技活动等三重功能,国家利益是科技外交的主要驱动力。欧盟及其成员国和美国都重视科技在决策系统和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从早期增设使馆科技专员到任命美国国务卿和欧盟对外行动署的科技顾问再到向海外派驻科技大使,资助科技外交研究和培训等,不少做法值得借鉴。我国应在完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机制、建立既精通科技又具有外交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储备和人才培养及培训机制、鼓励参加国际性科技外交研究和实践交流合作网络等方面加强科技外交工作,制定科技外交战略。

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基于议程设置的视角

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的日益蓬勃发展,呼唤创新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考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如何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借助议程设置理论构建一个“提出政党外交议题—以政党外交渠道传播议题—推动政党外交议程制度化”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是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提出议题、主导创建政党外交机制传播议题、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竞争的重要渠道和手段。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既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外交过程,也是一个可划分为数个有先后顺序、有彼此关联步骤的过程,更是一个可过程化、多维度考察的对象。

七十年来的抗战外交研究

学界关于抗战外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文章以中国抗战外交发展的线索为依据,重点介绍一些有重大影响并与战时外交发展线索有关联的事件,试图展现抗战外交的全貌。相较于抗日战争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和影响而言,目前的研究仍相对薄弱,学界需坚持科学态度,把抗日战争史作为一门科学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体来讲,需要继续加大国际法理论的引入,注意历史细节对于历史事件意义的重要性,重视对中外档案的全面仔细梳理和判读,并继续深化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数字化体育外交提升国家形象建构的时代诉求、实践困境与纾解路径

在新时代新征程背景下探寻数字化体育外交提升国家形象建构策略,对于增强我国体育国际影响力、助力体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文献研读、文本分析等方法,对数字化体育外交提升国家形象建构的时代诉求、实践困境与纾解路径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数字化体育外交提升国家形象建构的时代诉求是传播中国体育正能量、优化传统体育外交模式、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数字化体育外交为提升国家形象建构提供新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数字化迷信过度、数字鸿沟明显、数字化陷阱加深等方面的实践困境。基于此,从加强体育外交主流理念引领、优化体育外交传播人才队伍、健全数字媒体监督管理机制、重构体育外交传播话语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我国数字化体育外交提升国家形象建构的纾解路径。

美国公共外交的兴起

“9·11”事件发生之后 ,公共外交引起了美国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越来越多的着眼于公共外交的学术著述和政策计划先后推出。其实 ,美国的公共外交并不是一个新事物 ,早在冷战期间就作为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考察公共外交概念、特征以及外交价值的基础上 ,认为公共外交是2 1世纪外交理念转型的一个趋向 。

中国外交自信的深层逻辑与世界意义

自信是我们理解中国外交思想与实践不可忽视的重要线索和关键词。无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演变,还是当前中国对国际环境的评估,都在不同侧面有自信呈现。中国外交自信包括几个方面:以“四个自信”为信念,以自立自强为基础,以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战略自信、历史自信为方法。通过辩证法、大历史、主体性和进化论等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接受并内化为思维与行事方式的四种逻辑,自信得以深植于中国外交政策之中。这些政策对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以及文明共存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也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在坚持自信原则的基础上更有效地与世界互动,是当前以至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外交的关键任务。

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地位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外交领域的最新成果。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汇、中国同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继承新中国外交传统并不断创新,形成了科学完备、逻辑严密的思想理论体系。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对外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展示了强大的实践伟力。习近平外交思想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并履行国际责任,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走向新胜利,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的强大引领。

论新时期中国的总体外交思想与实践(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工作积极转换思路,不断拓宽领域,政府与民间同时并举、政党与议会齐头并进、双边与多边多管齐下、政治与文化、经济等同样重视,是一种名符其实的总体外交,呈现出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层次、全方位的鲜明特点。

论新时期中国的总体外交思想与实践(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工作积极转换思路,不断拓宽领域,政府与民间同时并举、政党与议会齐头并进、双边与多边多管齐下、政治与文化、经济等同样重视,是一种名符其实的总体外交,呈现出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层次、全方位的鲜明特点。

简论中国早期外交近代化的延误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是中国最初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英两国在外交上的接触与冲突,是处于社会转轨关键时期的清政府遇到来自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首次冲击.然而,封闭的外交体制和自我陶醉的文化心态使清政府既无法体察中英两国国势的急剧变迁,又不能对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严峻挑战作出敏锐的反应.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标志着天朝传统外交政策的结束,而且定下了近代中国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外交格局;清朝落后的外交机制以及险恶的国际环境严重地阻滞着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

周边外交与边疆治理现代化

我国边疆省区与周边国家存在天然的地缘关系,不仅地缘经济合作广,地缘文化互嵌深,而且跨界社会交往频度高。以往的边疆治理具有明显的内向性特点,缺乏与跨境区域治理相衔接、相统筹,制约了边疆治理效能。随着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提出,更加注重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成为边疆治理的重要职责。做好周边外交工作不仅是边疆省区充分利用好“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需要,也是主动经略和塑造周边安全态势、维护边疆安全稳定的需要,还是促进边疆省区加快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周边外交是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外交,不能仅靠政府外交来实现,还需要整合边疆省区丰富外交资源,构建以政府外交为主导,以民间外交为主体,以公共外交为重点的周边外交新格局,这样才能适应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从抗争到引领:中国共产党外交话语的历史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进行对外交往进程中所使用的外交话语经历着从抗争到引领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变迁主要源于时代条件和历史环境,以及国家任务等国际国内双向体系压力。其中,抗争式外交话语的目标主要是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革命式外交话语的主要目标在于巩固新生政权和赢得广泛国际承认;平等式外交话语的主要目标在于促进和平共处与合作发展,融入式外交话语的主要目标在于回归国际社会、融入现行世界外交话语体系以及建立世界外交话语新秩序;引领式外交话语的主要目标在于以合作型外交思维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推动世界外交话语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继而为世界外交话语体系转型贡献中国智慧,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中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机遇与风险并存

2020年后,中亚国家基本进入政治上独立后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社会中民族情绪增长、经济上寻求建立新的产业链和拓展对外合作新通道的新发展阶段,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和任务目标。中亚地区的力量结构也因新冠疫情、美军从阿富汗撤军以及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而出现变化,呈现地区内部一体化加速、俄在中亚影响力虽仍占优势但已弱化、外部力量快速进入三大趋势,为中亚国家夯实多元平衡外交提供了机遇。中亚国家积极与世界大国、周边大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向东与中国、向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向西与美欧关系发展进展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俄罗斯的警觉。中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对中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安全可控、平衡外交四个方面对华需求增加的同时,多国竞技加剧也必然会加大中国的竞争压力。如何巧用变局提高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是个值得思考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