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我国受控外国公司税制的国际借鉴及其具体设想

受控外国公司(简称CFC)是跨国公司从事国际避税的工具之一。一些OECD成员国家和经济体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CFC税收政策。我国CFC税收管理尚缺乏体系化的CFC税制,现行政策规定较为模糊,缺乏定性、定量标准,法律约束力有限。文章拟在检视我国CFC税收实践基础上,研究CFC规则的国际经验,探讨优化完善我国CFC税制的具体设想。

基于国内法的域外效力对《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检视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为维护投资者利益要求审计底稿出境的规则与我国维护数据主权安全的法律制度相冲突,而该冲突本质上是我国与美国在审计监管领域国内法域外效力层面的博弈。该法案基于属地管辖权发挥效力,但其存在“单向”执法与额外信息披露的不合理因素,超越国内法域外效力的合理边界。实践中,需要以尊重他国主权与国际礼让为基础、以促进国际经济发展为价值定位、以解决争端为导向对国内法的域外效力予以限制。我国应当从对内与对外两个层面出发,完善我国监管体系,强化我国法规的落实执行;摒弃绝对化的数据主权思想,推进构建跨境监管合作体系。

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中概股公司的影响及应对

2020年12月,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正式生效,背后叠加了疫情背景下美国国内矛盾转移的需要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文章阐释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出台背景和具体内容,结合中概股中美两国跨境监管冲突分析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中概股公司的影响,并探讨了中国应对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政策建议。

受控外国公司规则(CFC)与收入纳入规则(IIR)的包容协调

收入纳入规则(IIR)作为支柱二的主要规则,对支柱二蓝图能否转为现实具有重大影响。受控外国公司规则(CFC)与IIR在政策目标、适用范围、双重征税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存在重叠适用和冲突的可能。此外,由于CFC规则和IIR针对的是子公司视同分配的利润,当利润实际分配给母公司辖区时会对母管辖区已经征收的补足税产生影响,即规则适用的基础已不存在。针对此前征收的补足税是否应当退回的问题,文章以案例模型的方式呈现了CFC规则和IIR在适用中可能发生的几种情形,分析得出预提税存在与否以及税率高低是影响两者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增长友好型”的国际税收背景之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降低甚至取消预提税是一个可能的发展趋势。

BEPS行动计划下我国受控外国公司规则研究

从理论上讲,在实际征税过程中,许多国家的税收管辖权会出现交叉重叠,导致重复征税问题。现如今,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由于跨国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不但不会承担双重的税收负担,反而可能实现在居民国和来源国两边都不纳税。近年来受到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以及疫情带来的影响,全球经济呈现出缓慢复苏的态势,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压力较大,跨国企业税负最小化目标与主权国家税收最大化目标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出来。于是,在2015年10月5日,由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共同推进,旨在共同打击国际逃避税、建立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国际税收规则体系和行动合作机制的BEPS行动计划应运而生。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美式“安全观” 及中国应对方案

2020年5月20日,美国参议院以保护投资者为由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毫不掩饰地暴露了美国证券监管的政治化,严重违背了美国证券行业的市场化运作规则。“政府实体”“控制性财务利益”等模糊性概念的运用,违背了法的确定性这一基本立法规则。该法案体现了美国在国际上推行的扭曲的美式“安全观”。对此,中国应当理性、积极地应对该问题,内外兼修,在推动中美证券跨境监管合作的同时,完善和强化信息披露及投资者保护机制。中概股公司既要做好按照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披露相关内容的准备,也要为回归A股或在港二次上市未雨绸缪。

外国公司在我国证券发行与上市的法律问题

外国公司在我国境内发行证券并上市交易将对我国宏观经济与证券市场产生各种积极与消极影响。跨国证券融资将产生不同法域的组织法冲突与行为法冲突,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公司治理结构、信息披露以及会计准则适用等方面的法律冲突。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国公司的开放不存在法律障碍,国家与各级监管部门应制定各种效力层次相依且详尽程度不同的法律规则来规制这种跨国证券融资行为。证券监管部门应主要从市场准入、信息披露以及外国公司股东权行使等方面加强对外国公司的监管。

“负面清单”模式下司法对外国公司的审视与评判——基于“自贸区”外国投资主体的维度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对于外国投资准入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国民待遇提前适用于准入前的"外国投资者"。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将产生重大变革,传统上由行政机关实施的对外国投资主体和投资行为的预审之责,将转由投资经营后通过司法审判中的监督与评价机制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外国公司法律适用问题的重要性将凸显,司法机关对外国公司的主体资格、行为能力以及内部行为等事项应根据适当的准据法进行评判。"负面清单"模式将推动公司资本的流动,但国际投资领域的法治实践表明,促进外国投资和保障东道国公共利益是两个同等重要的目标。我国应利用自贸区的探索体制,完善司法对外国公司的审视与评判机制,在促进外国投资的同时,确保我国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脱钩论”背景下的中美金融断裂--以《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为切入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经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12月18日签署而正式生效。该法案直指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将两国证券监管合作的矛盾和分歧上升到金融脱钩,使得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面临下市和被迫退出美国资本市场的风险。《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是近年来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向金融领域的延伸,也是美方提出的“脱钩论”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之外的纵向发展。中美贸易冲突不仅没有随着《中美经贸协定》(第一阶段)的签署而得到缓和,反而在新冠疫情之后继续加剧,并且向金融、科技和教育等领域蔓延,中美两国“脱钩论”甚嚣尘上。美国加紧在金融领域通过法律战的方式推进中美“脱钩”,对中资企业在美上市融资构成现实威胁。中国应该通过法律的方式,在技术层面应对中美监管合作,化解和弱化双方的监管合作矛盾。

国际税收协定与国内税法关系探讨——以受控外国公司税制为视角

长期以来,国际税收协定与国内反避税法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税收协定优于国内税法;但是,为了防止纳税人滥用税收协定进行避税,该原则也不应绝对化。受控外国公司税制作为一种重要的反避税措施,也产生了与税收协定的兼容性问题。从欧盟国家的实践来看,观点并不一致。但2003年OECD范本注释明确规定,两者是兼容的。由于我国在新的企业所得税中规定了该项税制,因此,解决两者的兼容性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在《宪法》没有对条约在国内法中地位进行规定之前,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58条应得到完善。

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影响及应对

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出台,具有显著的时代背景,其内容主要针对中概股公司,本质上是美国维护其政治经济霸主的表现。《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使得中概股公司难以同时满足中美两国的合规要求,增加融资和退市风险,进而冲击我国金融体系和影响我国数据安全,乃至影响中美竞争格局。因此,中概股公司短期须考虑合理调整上市地点,长期看则须健全合规制度,加强科技创新。国家需要推进跨境监管合作,深化国内资本市场改革,尽可能减少政策调整对中概股的冲击,并以科学监管包容科技创新。

欧共体条约与受控外国公司税制的完善——欧洲法院关于英国Cadbury案的判决评析

受控外国公司制度作为一种反避税制度,其主要宗旨在于阻止CFC的利润和所得在国外累积,从而有利于保护本国税基和维护资本输出中性原则。但是,这在欧盟国家范围内出现了与欧共体条约有关条款的兼容性问题。在英国Cadbury Schweppes Plc案中,欧洲法院认为,只有受控外国公司在"完全人为安排"的情况下,两者才能体现一致性,CFC税制得以适用。为了与欧共体条约相一致,欧盟一些国家开始修改本国税制。对于我国而言,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已经引入了CFC税制,但仅具有框架性和原则性,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在华外国公司商业贿赂犯罪的实证研究与刑法规制

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大国地位的逐步确立,中国已崛起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入国,也开始面临外国公司商业贿赂犯罪的世界性难题。在当前在华外国公司商业贿赂犯罪日益泛滥的背景下,迫切需要从实证的视角对目前在华外国公司的商业贿赂犯罪问题形成清醒的认识,继而探寻防治在华外国公司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治理路径。

关于确立“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思考

"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是国外许多国家中公司法上特有的法律制度,对有效规制"假外资"、"假合资"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荷兰、日本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表明"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为公司国籍判断标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以及价值取向等。我国要在现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国外经验,结合实际,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

对于我国引入外国公司上市的思考

本文就全球交易所外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整理,分析影响交易所引入外国上市公司成败的主要因素。随后,文章点明了我国当前推动国外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重要意义,并结合国际经验,就国外公司在我国上市需要考虑的问题进行梳理,同时提供了一些思考路径。

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实施细则对中概股的影响及对策

2021年12月2日,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实施细则出台,大幅扩展了申报和披露的主体范围,使中概股企业面临“双重违法”的尴尬境地,对国内金融安全和技术进步不利,建议中国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进行应对。

论对外国公司的认可与管制——从各国立法嬗变看我国假外国公司防范制度

国际经济日趋发展,对外国公司的认可与管制已凸显其重要性,特别是对“特拉华综合征”与假外国公司等规避法律现象的规制不容回避。对注册地主义与实际本座主义两大流派及其演进加以实证研究,改革和完善我国立法,有利于解决立法缺失和实践困惑。

美国和德国受控外国公司税制及比较

为了避免跨国公司利用在避税港或低税区设立基地公司的渠道进行避税或逃税,美国于1962年通过了肯尼迪法案,受控外国公司法律制度得以体现在《国内税收法典》F分部。该立法的目的在于抵消居民纳税人把消极所得转移和积聚在避税港或低税区的非居民外国实体中的行为。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国家其受控外国公司立法主要借鉴了美国的做法,但也具有一定的特色。近年来随着实践的发展,两国受控外国公司税制均出现了新的变革。

论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

论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苏号朋，蒋笃恒外商投资于我国，有的是与我国国内企业合资、合作或者独资创办企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也有的是在我国设立其分支机构，发展其在中国的业务。我国公司法第九章＂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就是为了调整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其分支机...

论对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批准

我国公司法第九章调整的是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属于涉外规定。所谓外国公司,是指依照外国法律在中国境外登记成立的公司。从此定义中可以看出,外国公司并非中国法人,而是依外国法律在中国境外成立的外国法人,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外商来华投资的越来越多。它们既可以独资开办企业,也可以与我国国内的企业创办合资、合作企业。另外,外国公司也可以在中国设立其分支机构,依照我国公司法及其它法律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