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陕甘宁边区民生的报道

抗日战争时期,埃德加·斯诺等外国新闻记者突破封锁对陕甘宁边区民生状况进行了客观、公正、如实的报道。其报道的内容涉及边区农民生活改善、体育运动、教育情形、卫生状况、娱乐活动、家庭妇女生活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展现了边区社会生活翻天覆地、气象一新的真实样貌。外国记者关于陕甘宁边区民生的报道对于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政策与成效的宣传、外界切实了解边区真实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使命形象的提升发挥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中国新闻管理制度的历史性进步——我国实施“北京奥运会外国记者采访规定”的理论阐释

2007年1月1日，《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实施，根据“规定”，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必再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记者赴地方采访，无需再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外国记者可以通过被授权的外事服务公司聘用中国公民协助采访报道工作；还简化了器材入关手续。“规定”的实施，

从外交档案看中国政治传播起步——1956-1957年中国政府对外国记者管理的制度史初探

在我国的外国记者管理历史上,1956-1957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随着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大量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中国政府也开始主动调整对外国记者的管理政策和方针。因此,这个时期的外国记者管理工作,被视为我国政治传播起步的新契机,相关实践和经验均有显著的增长。这一阶段,我国的外国记者管理工作主要在外交部新闻司。本文通过对外交解密档案的研究和分析,对于该阶段我国的外国记者管理工作进行了梳理,初步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外国记者管理制度变迁。

知行合一:外国记者的革命叙事与中共形象

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是中共革命的综合性呈现,在中共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外国记者曾以"他者"的身份深入中共根据地、解放区进行实地考察,撰写了比较可信的纪实作品。通过他们所采访的领袖人物、农民群众、普通士兵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生动地反映了中共的执政理念、执政行为、执政绩效和精神面貌。一批怀有革命理想的仁人志士,凭着依靠民众、给予民众的群众路线理念,执着于经济改革、平等精神、民主意识、清廉自律、保护民众的实际行动,诸此都成为民众认同、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的根本动力,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时至今日,中共执政所处的形势更加复杂,但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理念仍有值得重拾和践行的巨大价值,这就是为民众谋幸福、取得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拥护的精神是一致的。最紧要的问题是,以制度化建设保证这种精神的弘扬,并化为脚踏实地的实践行动,由此真正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

延安时期外国记者笔下红色中国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研究

1936至1947年间,数十位外国记者打破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奔赴延安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地观察采访,全面真实地记录了共产党人、抗日根据地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家园的努力和成效。他们从外国记者的独特视角描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通过与侵华日军、国民党政府进行详细比较,建构了一个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老百姓福祉着想、让人耳目一新的红色中国形象。更重要的是,这一形象在海外得到了积极而广泛的传播与接受。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这一形象及其海外传播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国民政府对陪都外国记者的态度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陪都外国记者既倚重,又掣肘,结果自然是“瓜”、“豆”俱获,其虚弱本质暴露无遗。

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团体与国民政府的媒体外交

媒体外交实质是政府和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指一国政府通过各种媒介手段达到影响他国民众认知和政府行为的一种外交形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媒体外交工作多管齐下,既有包括通过对报刊的控制和引导来助力外交,也有通过中央通讯社做好国际宣传并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此外,抗战时期的外国记者团体也在国民政府的媒体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团体和国民政府最初都视对方为促进利益最大化的借助力。

驻华外国记者的报道理念与模式

近几年来，外国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屡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些报道往往涉及某些争议性议题或新闻事件（诸如2008年西藏“3·14”事件以及最近发生的新疆“7·5”事件）。以是之故，此类新闻报道的生产者，也就是外国媒体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学界与公众的视野，它们的新闻理念、报道立场、关注议题与生产模式，时常受到国人的争议乃至批判。

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共华北抗战动员

日本全面侵华后,抗击日本侵略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广泛发动人员抗战乃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在华北,中共为动员广大群众参战做了大量深入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此时来华北访问的外国记者,以其记者特有的敏锐视角,对中共在这一地区的抗战动员组织、动员形式、动员对象和动员结果作了客观、公正、真实的报道、分析和研究,认为广泛发动人民参战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驻华外国记者的困惑反思外宣之道

早在2003年的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就要求“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做好外国媒体和记者的工作”。本文在针对部分驻华外国记者深度访谈的基础上，结合他们在中国采访时的直观感受展开梳理，重点围绕政府、学者和国内媒体等三个层面如何做好外宣工作提出建议。文中所引述的驻华外国记者言论，均来自本文第二作者张志安在北京进行的深度访谈。

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对外国记者的管理刍议

抗战时期,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由于新闻事业落后,当时的中国了解世界和国际上了解中国,都必须经过外国通讯社的驻华机构,甚至于中国报刊和外国报刊的观念,都受这些外国通讯社驻华分社的左右,他们垄断了中国的国际信息报道。因此,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宣传不仅仅是消息传播,更是对外国家形象塑造,由此看来,重庆国民政府对外国记者的管理就显得十分重要。

驻华外国记者的关注与困惑

驻华外国记者是一个特殊的传播群体,身处中国、报道中国,却又立足本国、服务本国。他们是中国信息经筛选后流向国外的第一道"滤网"。《金融时报》中文网的"有色眼镜——外国记者看中国"栏目为了解和研究驻华外国记者工作现状提供了一个窗口。通过对该节目的分析研究,能够发现驻华外国记者大多关注中国的政治人物及政治话题、中国的发展和人性话题等方面。驻华外国记者的困惑多集中在中国官方新闻供给的利与弊、中国媒体观点大多论证不够等方面。由此可见,驻华外国记者的成见是常态,解释与说服是永久的工作。应关注驻华外国记者的职业工作与个人生活,合理助其发展;细分各类新闻话题,努力推进共识,转换差异。

他者的观察——抗战时期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及其报道

抗日战争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中，除了中国共产党在其中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作用之外，还有一点不应该忽略一在抗日战争期间冲出重重困难与包围的外国新闻记者对陕甘宁边区的考察与报道，他们大部分人通过个人的亲身经历，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崭新的视角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在的陕甘宁边区，

加沙战争中以色列对待外国记者的策略

2008年岁末，加沙战争爆发，世界各地的人们密切地关注事态的发展，而为受众提供最新消息的外国记者，受到以色列的不同对待，耐人寻味。

外国记者在战时重庆的报道活动记略

外国记者在战时重庆的报道活动记略张功臣１９３８牛１０月，日军占领汉口后，国民党政府迁往陪都重庆，外国各通讯社和报纸的办事处也随之转移到重庆，在这里开始了长达７年的报道活动。在这７年中，外国记者对抗战的报道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骤然缩小的报道空间这一时...

外国记者在华活动回顾

外国记者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极其重要的通道,正是有了这个特殊群体的存在,世界各国才能了解洞察到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尤其是红色中国的真实面貌。在抗战等特殊时期,他们向世界传达了一个坚强不屈的中国形象,为中国的抗战营造了有利的国际舆论氛围。

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抗日根据地的新闻采访报道活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而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成为焦点之重。外国记者冒着极大的危险深入我党控制区域进行采访报道,展现了我党控制区域的真实面貌,较为客观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行为,提高了共产党的形象,为中国共产党被世界所接受作了铺垫。同时也制约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图谋,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外国记者采访新条例的诞生及其意义

2008年10月17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开始实施,与此同时1990年的旧条例宣告废止。新条例规定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采访对象的同意,无须向相关单位提出申请并经同意。这一变化使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受到的限制减少,表明中国的对外开放在新闻领域进一步深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媒体如何在国内新闻报道上与国外媒体竞争?如何克服放宽国外媒体采访限制带来的不利影响,建立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驻京外国记者的法律规制研究

建国以来,我国对驻京外国记者实施的是较为严格的法制化管理。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外国记者管理制度有了极大的松动,并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外国记者管理法律体系。总体上看,这些法律制度仍然缺乏可操作性,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其新闻自由权,完善其非法采访处置方面的法律法规,并适当放宽对其所用采访器材进出境的限制。

缅怀一代驻华外国记者

真正的缅怀都在不经意间。这个夏日，偶然从电视画面看到斯诺熟悉的身影，一切就被激活了。哦，7月19日，斯诺诞辰100年，一部文献纪录片正在播放，向他表达中国人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