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外资政策演变与我国引进外资政策的调整

外资政策一直是我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国际外资政策演变的趋势下 ,我国要维持吸收外资发展经济的优势 ,必须相应地对外资政策作出调整 ,要尽快地适应形势的变化 。

新时期我国外资政策的范式转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资政策经历了从规模到质量的历史性跨越。从"以市场换技术"的谨慎开放,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科学发展,中国外资政策可以划分为四个范式阶段,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递进关系,后者均为前者的完善和提升。分析发现,政策范式转变受国际环境和政治权威核心变化影响较大。但是由于在外资政策上重理念发展、轻工具完善,重政策发布,轻执行力度,我国外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政府应致力于建立科学合理的外资政策体系,加大外资政策的执行与监督力度以及综合利用多种外资政策工具,使外资政策适应新时期的新变化。

论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基于激励政策效应的角度

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定为25％，《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将于2008年8月1日开始施行，这一系列大的举措使中国关于外资优惠政策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标志着中国外资政策开始了又一轮新的调整。外资政策的调整是否意味着中国吸引外资政策的转变？是否会减少外资的流入。

跨国公司FDI与东道国外资政策演变

东道国对跨国公司FDI的促进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代:第一代以向跨国公司提供激励性措施为主;第二代注重FDI规制框架的自由化变革;第三代强调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联,并以此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本文对东道国外资政策的竞争与演变及其对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促进东道国与FDI关联的意义和政策措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政策协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双边、多边政策协调的分析视角

本文针对2008-2017年中国对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基于双边、多边投资政策协调视角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政策协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双边政治关系的调节效应,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会强化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减弱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效应;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为代表的多边投资协调机制会部分抵消双边投资政策协调机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而双边投资协定会弱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效应。

中国外资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

中国外资政策基于外资流量和流向对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资政策既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亦造成了产业结构偏差加大、产业内部发展失衡、产业结构低度化和产业结构同构化等负面影响。新形势下,应加强外资政策的产业导向性、提高外资政策对外资质量的要求、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以减少外资政策失灵、完善外资政策及配套制度建设和保障外资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充分发挥外资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结构差异、技术吸收能力与广东经济增长——基于转轨过程中外资政策转变的视角

文章基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外资政策转变的视角,采用分时期考察的方式,研究了广东省人力资本结构差异、技术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在FDI起步阶段,资本积累效应显著为正,能有效地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此时,中等教育比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大,高等教育的贡献存在滞后且不稳定;在FDI全面发展阶段,资本积累效应显著为负,单纯物质资本已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此时,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反过来比中等教育高得多,虽然没有发现中等教育的被挤出效应,但其对经济贡献比例不断下降。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外资政策效果评估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独有的吸引外资政策,但吸引外资政策并不是开发区成功的唯一条件。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现行开发区吸引外资政策的效果是逐渐弱化的。依据收集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自建立以来的1993-2005年度数据,采用经济计量模型进行政策效果分析,提出对开发区吸引外资政策进行调整与优化的建议。

中国外资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已持续30多年,其中制度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外资政策是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既是研究外资和经济增长的理论需要,也是完善外资政策及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要求。中国外资政策通过资本积累传导机制、人力资本发展传导机制、技术进步传导机制和制度变迁传导机制影响经济增长,一方面增加了国内物质资本存量、改善了人力资本存量、促进了技术进步,增加了生产要素投入,从而推动了经济规模的扩张;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环境污染、拉大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从而制约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外资依赖,影响了产业安全,制约了内资企业发展并出现了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隐患。有鉴于此,政府应采取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提高外资进入门槛、增强外资政策导向、完善环境法制体系、健全外资管理体制等措施,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缅甸的外资政策改革及其效果评析

吴登盛执政期间,调整了缅甸的外资政策,对外来投资采取了放宽投资领域、降低准入门槛、灵活掌握土地使用权限、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完善保护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为本国引进外资创造了较为合理的投资环境。这使外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来源国和投资领域也趋于多元化,缅甸的对外贸易和GDP总量不断攀升,进一步增加了国内就业。但同时也加剧了通胀压力、扩大了贸易逆差。当前外资仍然面临缅甸政局缺乏稳定、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员工素质不高、产业链缺失、投资成本偏高、效率低下、法律法规亟待完善、民族主义高涨等一系列问题。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政府虽已上台,但未来如何进一步吸引外资,振兴缅甸经济,仍然任重而道远。

寻求政策合力——协调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

相互关系 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说它们之间具有互补性或者是具有相互替代性。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相互促进的,还是相互替代的,这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1.资源寻求型投资 跨国公司正是为了满足其母国对于某种自然资源的需要(当然,这种投资所获得的自然资源也可以向其它国家出口)。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资政策趋向研究

本文针对国内外经济条件的一系列新变化，在分析现有国际经济格局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我国的外资政策，并对其调整的可能趋向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在新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尤其是考虑到加入ＷＴＯ后，中国不仅要以国际规范调整自身的惯例，而且要按照协议履行承诺。据此，可以预计中国外资政策调整将出现几个重大变化：重视间接投资方式的开放；拓展新的引资方式；调整外资结构，提升外资的质量。

中国、巴西、印度三国利用外资政策和绩效比较

综观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历史,以中国、巴西、印度三国成就最显著。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到了80年代后期巴西和印度也先后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本文分析了三国在不同发展模式下利用外资政策异同、效绩差异及其内在根源。

加入WTO后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动向

本文从分析中国外资政策的现实特征入手，论述了其与ＷＴＯ有关协定，与中美、中欧世贸双边协定有关条款的差距，透视并预测了临近入世，中国外资政策，特别是涉及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方式、投资地区、准入领域、创新形式，以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等方面的调整动向。

日本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及中国吸引外资政策

本文通过考察日本企业对我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探讨了中国吸引外资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和利用外资政策的历史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政策和实践经历了从起步试验、摸索调整,到战略转变、完善和成熟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演进过程。本文在梳理我国引进和利用外资政策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总结这一历史演进的主要特点,剖析政府制定引进和利用外资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评价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实际效果,并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初步思考,以期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和引进、利用外资问题。

对党和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历史考察

利用外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的重要政策。这个政策在中国曾经历过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这一历史过程,对于认识新时期我国利用外资乃至整个对外开放政策都是有益的。一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提出过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思想。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就提出可以让外国资本来投资或我们借取外债。1944年6至10月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福尔曼时又说:“我们鼓励自由竞争及个人企业,并且在相互同意的原则下我们将允许并欢迎外国在我们的统治区内向商业及工业方面投资”。根据当时中共与美国关系日益密切的有利条件,毛泽东还特别提出吸引美国投资的设想。8月23日,他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时说:“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的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