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段到目的:人民法院司法考核的内卷化与行政化——以A市F区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为视角

当前,法院司法考核有从手段上升为目的的倾向。以A市F区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为例,该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所取得的荣誉数量与新收民商事案件数量形成鲜明对比。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缘由是,该法院为达到考核要求人为“注入”“甩干”审理时间短、以撤诉方式结案的物业服务合同和供用热力合同的串案,由此揭示了当前同级法院司法考核的内卷化和上下级法院司法考核的行政化。对此,应从设置灵活的司法考核规则,构建多元的司法考核程序,以及科学地运用司法考核结果等方面对司法考核予以优化。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商事规则衔接研究——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视角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立与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其以促进澳门地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以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使命。而推动横琴深合区民商事规则衔接澳门地区是践行这一使命的重要抓手。自成立以来,横琴深合区不断探索民商事规则衔接的具体路径,其中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对此,应在现有基础之上,坚持“一国两制、尊重差异”“平等合作、协同解纷”“优化创新、先行先试”的原则,进一步释放诉讼、仲裁、调解的各自优势与效能,从而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商事规则衔接澳门地区提供助力,不断谱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

人工智能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应用及意义

在社会矛盾和纠纷日益复杂的情势下,利用传统的法律资源、法律手段和法律程序解决当下多元化的法律纠纷显得捉襟见肘,这是目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应用为解决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难题提供了思路与途径。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又促进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功能的发挥,促进了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有机衔接,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保证了纠纷解决的质量,降低了司法成本,提升了法律资源的利用率。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下公证调解的实践困境与发展路径探索

推动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有效减轻诉讼压力的必然趋势,公证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渠道,可以有效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当事人诉累,具有诉讼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所不具备的优势公证调解面临程序运作不完善、机构能力局限性、权利保障机制缺失以及公众认知度低等问题。需要完善公证调解的法律体系,优化公证调解的程序规则,强化公证机构的调解能力,加强公证人权利保障机制,提高公证调解的社会认知。

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成就与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纠纷数量的急剧增长激发了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快速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取得很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包括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体系的初步形成、诉讼机制的快速发展、综合性行政处置机制的形成、大调解机制的建构、信访制度的完善等。然而,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在机制建设上也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包括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有待提高、公法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受到压制、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异化等。上述问题表明,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之路还很漫长,法学界应该进一步加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为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系的构建出谋划策,提供行之有效的思想引领和对策支持。

美国ADR对我国农村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借鉴

借鉴美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构建了多元化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以期能够起到缓解基层法院和派出法庭日益增长的诉讼案件压力,有效化解农村纠纷,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

社会转型期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以G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构为例

与我国整体社会转型的过程一样,G省在社会转型期也出现了矛盾纠纷多发、群发的现象,甚至部分纠纷还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为了适应社会转型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目前急需建立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针对转型期纠纷多发的情势对其进行深入的现状透视,找出其内在与外在的多重原因,并针对其现状和原因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对策来化解矛盾和解决纠纷,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浅议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中的角色定位——以“能动司法”与“被动司法”之争为视角

能动司法与被动司法之争,给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带来了困惑。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中,法院的角色定位应当有利于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发挥各自优势,有利于"多元化"目标的实现。被动司法不仅能满足转型期社会的特殊需求,还能顺应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需要,以被动、中立的角色定位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平衡发展,共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调解前置: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化路径选择

以法院为主导、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强调充分发挥社会解决纠纷矛盾的力量,就必然要求进一步发挥调解的作用,将更多来自社会的矛盾在社会中得到解决。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开庭前有效化解了一部分矛盾,但主要的调解工作依然是由人民法院成立专门的调解部门去进行,无形中也加重了地方法院的工作压力。而调解前置程序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调解的解纷作用,还能有效减轻法院的案件压力、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促进民间调解机构的发展,也有利于增强法院的权威性。因此,我国有必要逐步建立起真正的调解前置程序,由法律对调解前置程序的受案范围、调解机构与调解人员的资质认定及调解协议的结果与效力方面均作出明确的规定,以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鉴于西南很多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纠纷解决机制、社会转型后非常规性纠纷的大量出现、现有国家纠纷解决机制自身存在的缺陷等问题,应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灵活多样、多层次、多维度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其中关键是如何协调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现行纠纷解决机制的问题,借鉴国际上的相关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好的途径。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构建——现实基础、影响因素与原则

在社会矛盾复杂多样的今天,诉讼本身的局限性愈显突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作用凸现。文化背景、法律传统、立法环境和纠纷解决主体的能力及态度等都是影响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因素。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的合理构建,应当坚持法院主导、分工明确、协调配合的原则,建立统一、规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体系,整合分散的法律、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内容等作出系统规定。

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善治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与模式,善治可以分为法治型善治与效能型善治两种类型。效能型善治所针对的治理之困正是法律的局限性在治理领域的表现,效能型善治与回应型法具有内在契合性。中国的善治既要实现法治,又要防治过度法治、硬性法治,需以纠纷及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为动力、为保障。

当代世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启示

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及实践与当代世界ADR运动具有密切的联系和相同的目标,体现了一种时代潮流和法治的发展创新。比较研究各国和地区ADR的发展史、基本理念、基本模式、创新经验、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可以使我们获得有益启示,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体制机制改革和培养新型解纷文化,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大调解”体系建设的“枫桥经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新探索

"大调解"作为中国特色的矛盾纠纷解决方案,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作用。但以往的"大调解"运行中出现了一些偏离法治思维、抑制基层自治活力的副作用。作为"枫桥经验"诞生地的诸暨市,在创新"大调解"体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推进"大调解"建设的法治化、社会化、专业化、智能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效果,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也为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提供了镜鉴。

论“一带一路”建设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以人民法院调解为中心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2015年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司法领域在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服务和保障作用。同时,《意见》也特别强调了要充分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依法及时化解涉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争议争端中的重要作用。文章将着力于深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相互关系,注重以人民法院为中心的多元化调解制度框架的建构,力图探索出一条更好的服务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行政裁决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定位与完善

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裁决不仅可以疏解法院办案压力,扮演化解民事纠纷“分流阀”的角色,还可以在行政性解纷机制里发挥“中坚力量”的作用。行政裁决在多元解纷机制中存在认可度低、制度设计缺失、救济途径成本高等诸多困境。为此,有必要从规范适用范围、强化主体独立与提升程序公正三方面对行政裁决进行制度重构。为优化行政裁决与其他非诉机制的协调,需要推动行政裁决与民间性解纷机制的互动,并强化行政调解与行政裁决的配合。为促进行政裁决与诉讼机制的衔接,需要充分发掘不同种类行政裁决的独特属性,重新构建差异化的诉讼救济途径。

社会管理创新下的彝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以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为例

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在建立了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后,社会矛盾纠纷出现了通过非诉讼方式处理纠纷的案件大幅上升、人民法院面对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案件产生了诸多不足、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施过程中传统的调解方式(德古)在民间重新出现、当地群众对非诉讼解决机制认同感不高等情况。这表明,该机制存在不完善之处,应在诉讼与非诉讼机制内部进一步完善,针对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构建内在衔接机制,规范各类纠纷解决机制,使社会管理机制科学、合理、有效。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成就、问题及完善对策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作为社会纠纷化解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协调性差、诉讼与非诉讼方式衔接不畅、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人财保障措施不到位等问题。需要在总结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立法,畅通诉讼与非诉讼方式之间的渠道,增强民众对非诉讼方式的信赖,加大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并加强人财保障。以期促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稳步发展,实现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目标。

从司法的民主性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司法的民主性体现在司法过程中的很多方面。司法的民主性与司法的权威性一样是司法的本质属性之一,不应该于司法权威性的巨大光环下黯然失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是为解决诉累而设立的临时性措施,而是司法民主性的内在要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现了司法的民主性,应该以司法民主性理论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正当性与合理性基础。

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论纲——基于地方立法的观察与思考

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以及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广泛性,加快推进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对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具有现实而迫切的意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应当定位为一部综合性的促进法,在汲取各地方立法经验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围绕职责分工、解纷体系、机制衔接、保障措施等方面,着力破解主体职责不明、诉非衔接不畅、实效发挥不彰、结构层次紊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突出问题,坚持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促进形成和解、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方式功能互补、有机衔接、科学系统的金字塔型纠纷预防化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