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融合发展新格局

构建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融合发展新格局,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融合发展意义重大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环境和物质基础,与人类福祉密切相关。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已经严重威胁到全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在全球形成广泛共识。中国作为最早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之一,长期以来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

龙羊峡水库鱼类多维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

为了解龙羊峡水库鱼类多维多样性现状及空间分布格局,于2022年6月对龙羊峡的鱼类进行了调查,并结合鱼类物种出现与否、个体数和生物量3种数据类型对龙羊峡鱼类物种多样性、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现状及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调查共采集鱼类2416尾,94.24 kg,经鉴定有鱼类19种,隶属于4目7科17属,其中土著鱼类8种,外来鱼类11种。与历史调查相比,龙羊峡的土著鱼类减少,而外来种显著增加。基于3种数据类型计算的物种多样性、系统发育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分布结果存在差异,所以在研究鱼类生物多样性时应该结合多种数据类型对其进行综合评估。具体来看,龙羊峡物种丰富度分布呈现出库首>库尾>库中的特征,但个体数和生物量从库尾至库首逐渐减少;3种数据类型计算出的鱼类系统发育多样性均在库中最高;基于物种出现与否和个体数两种数据类型计算的功能多样性均在库尾较高,而基于生物量数据计算的功能多样性则在库首较高。回归分析表明,龙羊峡鱼类系统发育多样性受外来物种显著影响,而物种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的变化与距大坝距离和外来种数量之间均不相关。

蓄水后向家坝库区鱼类物种、分类和功能多样性变化

为了解向家坝水电工程对金沙江下游鱼类多样性的影响,基于2016-2018年邵女坪(库首)、绥江(库中)和桧溪(库尾)3个江段的鱼类群落调查数据,分析了向家坝库区鱼类物种、分类和功能多样性空间格局,结合蓄水前(2011年)和蓄水初期(2015年)的资料,探讨了蓄水后向家坝库区不同维度鱼类多样性的变化趋势。向家坝库区各江段以广适性的瓦氏黄颡鱼(Pelteobagrus vachelli)和静水性的■(Hemiculter leucisculus)占优势,两者的数量百分比分别为30.15%±14.82%和13.91%±11.16%。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显示,蓄水后向家坝库区库首邵女坪和库中绥江鱼类群落差异最小,库首邵女坪和库尾桧溪鱼类群落差异最大;库中绥江在蓄水前、蓄水初期和2016-2018年3个时期的鱼类群落差异均较大,表明蓄水后绥江江段鱼类群落经历了剧烈变化。库区不同江段鱼类Margalef丰富度指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均表现为:桧溪>邵女坪>绥江,鱼类分类多样性指数和分类差异指数均表现为:桧溪>绥江>邵女坪。库区鱼类摄食、运动和繁殖等不同维度的功能多样性(功能丰富度、功能均匀度、功能离散度)空间格局不同,但总体上库中绥江鱼类功能丰富度最高,功能均匀度最低。与蓄水前相比,绥江江段鱼类物种、分类多样性呈下降趋势,鱼类功能丰富度和均匀度也有下降趋势。蓄水后绥江江段鱼类群落主要功能性状发生了明显变化,如蓄水前以下位口、纺锤形体型鱼类占优势,蓄水后以端位口、侧扁形体型鱼类占优势。不同维度多样性指数侧重于鱼类多样性的不同方面,结合多种指数分析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鱼类群落对环境变化和外界干扰的响应。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了解水电工程建设对金沙江下游鱼类多样性的影响,为鱼类多样性保护提供依据,也可为长江“十年禁渔”效果评估提供本底资料。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留鸟多样性格局及其驱动机制

鸟类是反映城市生境和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重要指标,城市鸟类多样性分布格局模拟与预测是当前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重点关注的难题。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景观变化显著,给城市生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了巨大挑战。为解析城市鸟类多样性与城市生境之间的空间关联机制,构建“单物种分布预测-物种多样性聚类-多样性的影响归因”的空间综合途径,开展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留鸟空间格局与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87种留鸟构成的多样性与适宜性具有高度的城-乡梯度分布模式;将留鸟的空间适宜性聚类可分为8类,总体上留鸟的中高适宜区占比小于30%。2)结构方程模型的解析可以发现,人类活动显著地正向影响了鸟类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影响系数介于0.28~1.94;而植被、气候、地形的正向或负向效应差异明显。研究可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调控鸟类多样性的生境影响因素,开展城市生态建设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协同空地数据的城市森林冠层结构预测物种多样性潜势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

本研究基于“空地”数据联岛的城市森林结构多样性监测技术,准确估算了林分尺度结构多样性参数,量化了森林高度、覆盖与开放度、外部与内部异质性特征,探讨了其对物种多样性的预测能力。结果表明:①覆盖与开放度、内部和外部异质性特征对物种多样性具有较高的预测能力(0.07<R^(2)<0.47);②结合所有结构多样性指标的模型对物种丰富度的预测能力更优(R^(2)=0.58,ΔAIC=0),仅包括覆盖与开放度指标的模型对香浓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er)的预测能力更优(R^(2)=0.40,ΔAIC=0),仅包括外部异质性指标的模型对辛普森指数(Simpson)的预测能力更优(R^(2)=0.49,ΔAIC=0);③不同物种丰富度水平显著影响结构多样性参数与Shannon-wiener和Simpson的动态相关程度与相关关系,结构多样性特征联合调优的参数组合(GFP+VCI+Entropy)对预测物种多样性具有较好的潜力(0.48<R^(2)<0.56)。研究基于结构多样性空地监测推进森林生态系统正向演替的知识决策,为有效提升城市森林物种多样性提供科学依据。

自然保护区管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深入剖析了保护区管理面临难题,如人为干扰、资金和资源瓶颈,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包括吸引利益相关者的加入和协作,以及设计高效的管理策略和规划。经过研究,我们发现,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只要管理得当,自然保护区在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保护方面仍可以发挥显著作用,同时,还能对当地经济和社区福祉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百山祖国家公园植物群落α和β多样性对海拔梯度的响应

物种多样性对海拔梯度的响应是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为探究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百山祖园区(以下简称百山祖国家公园)内的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变化规律,采用样带法在百山祖国家公园设置一组三条连续海拔梯度样带,连续海拔垂直样带相较非连续海拔分布的样地具有更多的优势,它具有更精确的检测能力和更灵敏的检测手段,能够更好的对任意海拔位置上物种、群落和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及其机制进行研究。所建设样带宽30 m,总长3210 m,海拔范围为636.3—1928.04 m,总面积为9.63 hm^(2),在样带中进行植物群落每木调查。调查样带内所有胸径≥1 cm的木本植物个体,记录种名、胸径等,分析植物群落α和β多样性对海拔梯度的响应。结果表明:在三条样带上,共记录木本植物260种、69914个个体,隶属于55科109属。物种丰富度、Shannon-Wiener指数、Simpson指数、Pielou指数与海拔梯度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地形因子中海拔对物种α多样性影响最大,坡度次之,坡向对α多样性影响较小。随着样地间海拔距离的增大,样地间β多样性指数(Jaccard相似性指数)都与样地间海拔距离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群落的Jaccard相似性指数随着样地间海拔距离的增大而减小,植物群落β多样性与海拔、坡度、坡向均呈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海拔的影响最大,坡度次之,坡向的影响较小。在海拔梯度上物种β多样性的周转组分占主导地位,各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差异由物种更替控制。研究结果为今后百山祖国家公园及其他亚热带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山地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稳定性维持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吉林蛟河阔叶红松林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对采伐干扰的响应

阔叶红松林是东北森林的典型代表,由于受到历史采伐干扰的影响,导致生态系统功能严重退化,威胁东北地区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功能形成和维持的重要基础,阐明采伐前后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对于评估采伐干扰的影响、理解森林恢复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森林生态修复与重建提供理论支持。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两个重要维度,然而传统的研究仍停留在物种数量层面,难以全面反映采伐干扰的影响。以吉林蛟河阔叶红松林采伐样地为对象,依托连续四次的样地清查数据,同时结合植物的系统发育和功能性状信息,探讨了不同强度采伐干扰对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的影响,具体采伐设置包括:未采伐(对照),采伐15%胸高断面积(轻度采伐),采伐30%胸高断面积(中度采伐)以及采伐50%胸高断面积(重度采伐)。结果显示:①中、高强度的采伐干扰显著降低了森林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并且高强度干扰条件下森林多样性的恢复要更加困难;②采伐还影响着群落功能性状组成,随着采伐强度的增加,群落木质密度加权平均值上升而最大树高下降;③相较于采伐强度和采伐木断面积,保留木断面积与生物多样性的联系更加紧密,表明采伐后森林所达到的密度状态是影响生物多样性恢复的关键,当保留木断面积在18m^(2)/hm^(2)附近时,其与谱系多样性的关系出现显著拐点,应在阔叶红松林经营管理过程中受到更多重视。综上所述,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为评价采伐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反映采伐干扰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为阔叶红松林生态修复与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参照。

基于16S rRNA测序的植茶温室土壤细菌多样性及群落结构研究

为了明确温室栽培模式对茶园土壤细菌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的影响,找寻温室栽培、露天栽培模式之间的差异指示种,以更科学地为管理温室茶园提供理论依据。采用NovaSeq 6000高通量测序技术,以及主坐标分析(PCoA)、置换多元方差分析(Adonis)及LEfSe等分析方法对不同栽培模式茶园土壤细菌多样性及群落结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6S rRNA测序质控后,土壤样品总共获得操作分类单元(OTU)数量为11137个(497556条有效序列)。3个处理间共同含有200个OTU,温室间共同含有495个OTU。茶园土壤细菌主要优势菌门为变形菌门、酸杆菌门、放线菌门等。ACE指数、Chao1指数、Simpson指数与Shannon指数等α多样性指数均以露天栽培模式极显著高于温室。PC1和PC2主成分贡献率分别为65.10%、21.55%,共解释了86.65%(R 2=0.612,P=0.001)的信息。露天栽培处理差异指示种为酸杆菌门(Acidobacteriota)、Acidobacteriae等。温室处理指示种为罗丹诺杆菌科(Rhodanobacteraceae)、黄单胞菌目(Xanthomonadales)、弗兰克氏菌目(Frankiales)等。以上研究结果为从微生物水平上研究温室栽培模式对茶园土壤生态质量的影响提供了参考。

基于DPSIR模型的县域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以江苏省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试点县域为例

目前考虑生物多样性的多维评估及其变化的多驱动因素和长期动态模拟预测等研究相对缺乏。鉴于系统性和多层次分析等优点,“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框架模型是当前国际上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方法。然而,由于数据不足,县域层面的指标构建及赋权仍面临挑战。以2017—2019年江苏省21个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试点县域的生物、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等数据为研究对象,探讨适合县域生物多样性评估的DPSIR模型的指标构建和赋权。研究记录了4324个物种(不包括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其中陆生维管植物最多(1817种),两栖动物最少(17种)。宜溧山区、滨海湿地和宁镇山脉的6个区县的DPSIR综合指数值要高于其他县域。模型5个因子的权重值依次为:影响、状态、响应、驱动力和压力。模型识别出的5个高权重指标依次为自然保护区面积比、底栖动物物种数、森林面积比、湿地面积比、城镇化率。上述结果表明,保护森林与湿地生境、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和减轻城镇化影响是江苏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未来工作的重点。研究结果为我国县域生物多样性科学评估、保护和管理工作提供了方法参考。

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

介绍了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含义及其价值 ,并从 4个层次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评述 ,提出了未来生物多样性的研究重点。

膳食多样性:一个系统性测度

膳食多样性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概念内涵上梳理了膳食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联系和区别,并提出了一个新的测度体系用来归纳和分类膳食多样性指数。根据此体系,本文将膳食多样性指数划分为四类:膳食中性多样性指数、膳食功能多样性指数、基于膳食指南的中性多样性指数、基于膳食指南的功能多样性指数。其中,现有研究对第三类指数的构建并不完善,第四类指数目前尚属研究空白。本文详细介绍了四类指数之间的关系及其内涵差异,并重点构建了第四类指数用来弥补现有测度体系的不足。此后,本文测算了2001-2021年中国居民的膳食多样性,并发现膳食多样性指数与居民收入、城镇化率之间的关系与班尼特定律和大量经验研究的结论一致。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膳食多样性指数具有良好的信息属性,后续研究应更加重视食物之间的营养功能差异。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发展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是一个描述自然界多样性程度的内容广泛的概念,包括所有植物、动物、微生物物种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所有的生态系统和它们形成的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包含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 1 生物多样性价值及中国生物多样性现状 1.1 生物多样性价值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生物经过几十亿年进化的结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的食物几乎完全取自生物资源。加纳人所需蛋白质的70％来源于野生鱼类、昆虫和蜗虫等;扎伊尔人所需动物蛋白质也有约75％来源于野生资源(McNeely等,1990);

亚热带高山溪流底栖动物多维度alpha多样性及其驱动因子

高海拔的溪流生态系统因其对外界干扰的响应敏感,被视为是监测环境变化和人类干扰的理想对象。本研究选取四川省天全县境内一条典型的亚热带高山溪流——天全河,于2018年4月和10月对上游20个样点进行调查,开展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物种、功能和系统发育alpha多样性时空格局及驱动过程研究,旨在阐明在未受干扰的高山溪流中,底栖动物不同维度多样性的时空分布格局,并甄别出驱动多样性的关键环境因子和空间因子及其各自的相对贡献率。基于距离的线性模型分析显示,影响底栖动物物种多样性指数的关键环境因子为海拔和流速,关键空间因子为基于地理途径的PCNM 4~6等中尺度因子;而功能多样性指数受底质类型和浊度等环境因子以及地理途径PCNM 6~8和河网途径PCNM 3等空间因子的显著影响;系统发育多样性只受到海拔和底质类型等环境因子的显著影响。变差分解分析显示,环境因子(0.6%~21.5%)与空间因子(0.2%~16.6%)单独解释的物种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指数变异大体相当,表明两组因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环境因子对系统发育多样性指数变异的单独解释率(12.1%~23.3%)显著高于空间因子的单独解释率(0~6.9%),显示环境因子在驱动系统发育多样性指数的变异中占主导地位。本研究揭示了天全河上游底栖动物的多样性格局及驱动机制,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了解亚热带高山溪流底栖动物的多样性现状,并为其未来的多样性管理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济分析

一、生物多样性的定义 首先要明确生物多样性的含义,各国学者对生物多样性的含义有不同的说法,这里引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1995年发表的<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GBA)中给出的定义,即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和它们组成的系统的总体多样性和变异性.生物多样性主要包括遗传多样性(或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

保护生物多样性,普通人能做些什么?

普通人做到不消费濒危物种,不消费外来物种,不随意遗弃宠物,科学放生,从身边的小事入手,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前,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仍面临多重威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2019年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目前物种的灭绝速率是其自然本底速率的100~1000倍,约100万个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土地和海洋利用方式的转变、生物资源的直接开发利用、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等是物种灭绝的五大驱动因素。

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展与对策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行业发展,并在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树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的有效举措,也是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的共识。《生物多样性公约》一直将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作为重要内容和手段。本文通过梳理历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决议关于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要求,并对具有代表性的第六次、第十次和第十五次大会的成果、目的和愿景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公约》对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要求不断细化,强调从政府到全社会共同参与,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实践框架。作为最早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工作,通过完善政策制度,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多个领域,在生态文明建设引领下不断强化经济社会与生物多样性协同发展,推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使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取得积极进展。建议系统推进生物多样性法规政策体系建设,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双赢,提高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性,注重生物多样性国际合作与交流,持续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提供中国经验。

中国传统发酵蔬菜中微生物多样性及其对品质形成影响研究进展

中国传统发酵蔬菜是以新鲜蔬菜为原料,通过微生物代谢和一系列化学反应而制成的发酵制品。在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群落结构复杂,不同阶段的优势微生物发挥的作用不同,对发酵蔬菜品质、风味及安全性都有很大的影响。基于此,本文综述了中国传统发酵蔬菜中微生物多样性对发酵蔬菜品质、风味及安全性的影响,以及影响微生物多样性的非生物因素,旨在为提升发酵蔬菜品质及安全性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人权的方法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探究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正在影响全球每个角落和每个群体,特别是依赖于生物多样性的社会最脆弱群体。基于人权的方法将人权作为核心和指导原则,以确保人的尊严、平等和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将基于人权的方法运用于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够实现法律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促进人权的实现相统一。被视为在中国担任主席国期间通过的关于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新里程碑,《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明确了其框架执行需要基于人权的方法。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国家履行人权义务、督促企业开展人权尽责以及促进广泛的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方法,共同构成了基于人权的方法的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基本范式,亦是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最佳实施路径。

保护生物多样性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生命的综合体,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粮食安全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它不仅向世界敲响了全球性生物多样性危机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