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悸(心律失常-室性早搏)多民族医诊疗专家共识》临床问题与结局指标的收集与确定

背景民族医药治疗室性早搏具有诸多优势,然而民族医药滥用的情况普遍,并且缺乏专属的临床用药推荐,因此规范民族医药诊疗室性早搏具有重要意义。目的构建《心悸(心律失常-室性早搏)多民族医诊疗专家共识》的临床问题及结局指标。方法问询专家为共识专家组,涵盖心血管、循证医学、药学领域的专家,心血管方面包括中医、藏医、蒙医、维吾尔医、傣医、朝鲜医、壮医等多民族医专家。基于文献和专家访谈报告,课题组检索中医、藏医、蒙医、维吾尔医、傣医、朝鲜医、壮医等多民族医治疗室性早搏的相关文献。于2023年4月对14位各民族医专家进行一对一线上访谈。整合访谈结果及专家经验,由共识指导委员会、工作组共同起草临床问题与结局指标初稿,并设计调查问卷。于2023年5—7月开展两轮问卷调查,并评价问卷的积极系数、集中程度、协调程度和信度。结果专家组具有多学科协作、权威性和地域代表性的特点。两轮德尔菲法积极系数为99.1%,5个背景问题的均分>4分且满分>40%,10个前景问题的均分>3.9分且满分比>35%,9个结局指标的均分>7分且满分比>30%,平均变异系数分别为14.9%、16.3%、17.6%。临床问题、结局指标的肯德尔和谐系数分别为0.267、0.316,χ^(2)检验P<0.05,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913、0.905,均>0.700,质量控制结果较理想,问卷设计可信度高。结论借助德尔菲法,构建《心悸(心律失常-室性早搏)多民族医诊疗专家共识》所需解决的临床问题及结局指标,为后续共识制定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中国”认同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环境和“天下一家”语境下,四裔归属意识的不断增强,是秦汉时期的“中国”认同获得空前发展的根本机制。郡县制管理体制机制下东西南北各地、各族居民先后被“编户化”而统称为“秦人”和“汉人”,意味着在秦汉王朝疆域版图之内各族居民在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下,相互认同而实现的空前民族统一,体现出当时东西南北各族对以秦汉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下的全方位认同。这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民族内涵及其关系格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机,这种直接以统一帝国疆域划定的规模空前的统一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对于后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多民族小区域社会共同性的形成——以贵州榕江县“宰牙四寨”为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实践中去认知和理解共同拥有的文化认同基础,进而才能引导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的具体实践。本文聚焦于贵州榕江县郎洞镇的宰牙四寨小区域社会,梳理自清代雍正年间国家“开辟”建制治理下,重构了村寨人群地理空间,使之步入苗、侗、汉等多民族共居互动的社会结构过程。在几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一方面是各民族面临相同的自然与社会生境,形成了共同的社会诉求和生活方式,一些被认为对共同生活与社会秩序稳定有保障的族性社会文化规则,被接纳重构为地缘性规则;另一方面是国家制度、文化理念、通用文字及现代民族平等政策等先后植入,与地方社会文化传统互动,生成新的整合机制,进一步强化了超越单一民族的小区域共同体凝聚。该个案的意义在于透析出具有共同性的“文化中国”是由若干类似超越族性的小区域共同体及其文化共遵共享连缀而成的。

交互共存:从甘青“花儿”看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花儿”是生长在西北大地上的一朵艺术奇葩,蕴含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花儿”是西北地区多民族集体的智慧结晶,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基质。在中华文化的大熔炉中,“花儿”是其中的瑰宝,它的旋律流淌过岁月的文化长河,歌词浸染着各民族文化的鲜明色彩,以摄魂夺魄的艺术魅力,涤荡着千千万万民众的心灵,真正彰显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社会理路。文章以传唱在甘青地区最为广泛的河州“花儿”为例,以交互共存的文化特质为切入点,探讨甘青“花儿”中呈现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养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

“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史观及其对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

“四个共同”作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史观的系统性概括和总结,吸收借鉴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共识性成果,是基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结晶,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史观包含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观、中国历史的整体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发展观,其在确立历史的主体性、揭示文明底蕴和探寻历史规律等维度上,对于新时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多民族聚居区体育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案例研究——以玉溪市红塔区洛河彝族乡为例

西南多民族聚居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造性转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并以产业这个载体来带动,融入到村寨整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致力于提高村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村寨是其文化的主体,而村民则是文化的主人翁、拥有者,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造性转化既需要村民意识觉醒与自觉行为,也需要政府、媒体、社会团体、学校、专家学者等多方力量的关注、支持、积极介入与广泛参与,而现代转化是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键。

边缘活力与“西游故事”的多民族叙述

“西游故事”的演化传播是在中华文学版图内发生的,是在中原动力与边缘活力“内聚外活”的文化力学结构内实现的。边缘地带的多民族叙述一方面容受中原文化,又反馈于中原文化,一方面吸纳异域文化,又经内部多民族交流整合后向中原输送,仿佛“两重滤器”。在古代“一带一路”的历史空间背景下,西北、西南、东南多民族地区表现得格外活跃: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北板块承担了故事早期演化的主动力功能;由川滇缅印通道贯穿的西南板块贮存了故事早期形态的“活化石”;以泉州为中心的东南板块将海外因子与闽地民间信仰结合,推动了人物形象的完善、定型。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来的新活力,则推动了故事的世情化、戏谑化、游戏化转型。

马克思多民族国家思想的基本进路及其中国意义

自形成主权国家观以来,特别是英法启蒙运动以来,欧洲近代哲学即确证国家民族以及实体性的政治民族概念;黑格尔则超越了浪漫主义及其狭隘民族主义,通过客观精神概念,建构了德意志国家民族。这些努力都是在西式民族国家框架内展开的,有其固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缺陷。马克思展开了黑格尔国家哲学、浪漫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单一民族国家观、种族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多重批判性论域,并在一种批判和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并自觉通向东方民族独立解放的视野中,开放了一种本质上不属于西式民族国家逻辑的东方社会多民族国家观。与西方民族的实体性特征有别,中华民族诸民族的特征恰恰在于非实体性,从而成就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多民族国家思想,契合于中国多民族国家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传统的现代转化。马克思赋予民族以社会实在及其社会关系意涵,避开了西式民族国家概念框架中实体性的政治民族观,同时又赋予了中国多民族共同体以政治意涵,不仅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传统及其现代转化的直接理论资源,且实际引导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及其国家民族的现代建构。

全球化变局下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

第一、二波全球化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第三波全球化,则是当代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进而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体系建构的全球化。全球化变局下,奈格里式集资本、技术与网络三位一体的“帝国”观日渐式微。主权民族国家的复兴,尤其是美国的帝国化趋势,加剧了国际社会的紧张。面对全球化变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握并赓续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建设。

区域国别学视域下中缅泰交界多民族乐种的分类与分层研究——以傣、掸、布朗诸民族声乐乐种群落为例

在云南与东南亚区域音乐文化研究领域,中缅泰交界地区的傣、泰、缅、佬及孟高棉语诸民族音乐及乐(歌)种的传播与分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类研究课题具有的特殊性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一定程度体现在区域和国别文化因素交错并存、纵横叠立的语境下,作为研究对象的异源跨界族群音乐呈现出多样性的艺术风格特点和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区分不易的分布状况,由此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一种难得的考察和分析样本,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互相交融的关系,由此显露出一些明确的跨地域性(区域性)特征,同时又因为受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国别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使这种“地域—跨地域(区域)”的分布格局愈加复杂化,使之成为可以在区域国别音乐研究论域进行研究和讨论的一个有意义的学术性话题。

明清西南多民族文人旅游活动探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历史面相

明清时期,云贵川地区涌现出很多的少数民族文人,成为西南文坛的主力军。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人与杨慎、徐霞客等汉族名士以及本土的汉族文化领袖刘大绅、张鹏翮等组成了一个个多民族文人旅游群体。得益于西南地区人文景观、自然风光、生态环境的旅游资源优势,众多文人在西南地区共同开展研修游、寺庙游、节庆游等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这些活动具有鲜明的交融性特征,从路线上看,主要集中在云贵川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交通要道,呈现出线、面交织的特点;从心理上看,既有山水审美的心理诉求,也有文化考释的实证精神,还有哲理感悟的内心体验,展现出多元的心态;从收获上看,既有解郁散心、寻师交友,还有研学考察,文人们各有所得。在交融性的旅游活动中,促进了西南边疆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由此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格局,逐渐升华演变为共有的国家情感和大局观念,形成了自觉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格萨尔》多民族交融的特点与启示

多民族共创、共享、共传的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多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范例,生动地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影响的特点,对深刻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民族学者构成的研究队伍对《格萨尔》的搜集与研究不仅是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文艺政策的典范,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应该客观地描述《格萨尔》流布过程中呈现出的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现实,科学地阐释其呈现出的特点和规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和启示,充分利用人文数字技术,使《格萨尔》以多模态的形式走进了中国各民族生活中,成为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进而有效地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工作向纵深发展。

城市多民族聚居区基层法治政府建设之我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逐步深化,城市多民族聚居区基层政府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实践中较之一般区域的法治建设仍存在选择性执法等明显短板。通过对城市多民族聚居区进行调研,发现影响区域法治政府建设的因素,既有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如执法力量薄弱、执法机制不顺畅等,也有受区域内民族宗教问题影响等个性因素。立足城市多民族聚居区域实际,以问题为导向,一方面要通过加强整合执法力量、创新执法机制等方式提高基层政府的法治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促进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改善基层政府法治建设环境,做到既依法保护民族宗教利益、群众的合法权益,又维护法治权威。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与实践路径——以多民族交汇的鄂西南地区为例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蕴含了多民族互存互补互融的重要信息,挖掘、保护和传承其历史、经济、和谐、精神等方面的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参考意义。在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肇始(远古至先秦时期)、初步发展(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快速发展(隋唐宋时期)、缓慢发展(土司制度时期)、飞速发展(改土归流至民国时期)和深度互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等各个阶段,都体现了族际流动、商贸交往、文化交融和碰撞冲突等多种互动的实践路径。当下,以史为鉴,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的多民族文学交流与多元一体建构

纵观百年来多民族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发展历程,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多民族作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多民族作家文学虽地处“边缘”却仍以对多民族地域空间的想象和作家情怀的表达实现“同一”性的呼求,多民族民间文学以其特有的口头和书面传承方式与多民族作家文学进行互动,进而实现了多民族文学的口头和书面的多元交流与传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多民族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交流互动对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和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样性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我国多民族民歌的主体间性及其和谐共生

我国多民族民歌在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中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产生主体间性。多民族民歌的产生和分布主要得益于多民族之间的互动和交融。文章探讨了多民族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的间性关系,揭示了多民族民歌的主体间性。多民族民歌的主体间性建立在多民族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多民族民歌和谐共生,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也包含着多重和谐意蕴。这些和谐意蕴赋予了民歌新的价值功能。多民族民歌的和谐共生,成为确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现。

甘肃多民族地区主流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话语策略

主流媒体作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和主力军,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媒体融合语境下,多民族地区传统主流媒体传播范式受到互联网数字化、社交化的冲击,其叙事话语呈现出新的特征。从叙事学视角切入对多民族地区主流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讨论,从叙事文本、策略、体验等不同维度探讨多民族地区主流媒体如何讲述故事,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其中,对于推动多民族地区新时代党的舆论引导工作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党建引领赋能多民族聚居社区安全高质量发展

2022年7月12—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指出,“社区工作连着千家万户,要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把工作重心下沉,紧贴各族居民所思所想所盼,帮助大家办好事、办实事、解难题,促进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

共生·共享:中缅边境片马口岸多民族社区和谐互嵌的发展路径探析

滇西北中缅边境的片马口岸,虽地理位置相对偏远、闭塞,但在当地政府与各族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半个多世纪,基本形成了多民族和谐互嵌的社区环境与社会结构。其中,经济共生随着互嵌格局的深化而产生、发展,文化共享则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由地域认同升华而成的精神共同体。经济共生与文化共享的有机结合,是边境多民族社区稳定进步、民族团结局面形成的科学发展路径。

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多民族建构的语境、论域及功能

新中国诗学共同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民族共同创造和分享的文学理论批评集合体。具体而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情境的规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以及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铺垫,协同促成新中国民族诗学共同体的当代发生。新中国诗学共同体的建构拥有自身独特的民族话语范畴,其中,多元一体与多元共生、民族性与现代性、单边叙事与多边叙事堪称三大核心论域。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建构的民族维度,彰显了中华民族诗学的融合创新形象,拓展了中华民族诗学的阐释境界,优化了中华民族诗学体系建构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