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本的可读性与大众化传播策略

档案作为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在传承中华文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档案文本的专业性和相对封闭性,以及传统编纂方式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档案的社会化利用和大众化传播。基于新时代档案事业发展的需求,在梳理影响档案可读性因素的基础上,从档案文本生成和传播的内在逻辑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提升可读性和促进大众化的优化策略,旨在为新时代背景下档案价值的挖掘与展现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几点新认识

在对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全面理解的基础上,分析列举了我国大众化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据此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不宜简单地宣称是否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今后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应该坚持高等教育分层次、分类型多样化发展,要兼顾教育公平,坚持以就业为导向,要对高校进行新的分类。

中国新诗大众化传播接受诗学论

新诗大众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新诗变为大众的诗,让大众读者能够读懂。从百年新诗史的大众化事实看,中国新诗大众化传播接受诗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诗学,具有三大思想内容:一是新诗大众化的“大众”不是抽象名词,而是随时代语境改变而变动的特定“大众”;二是读者作为传播者和接受者,其阅读反应是新诗文本是否属于大众化文本的评判依据;三是新诗大众化的核心内容是文本大众化。一百年来,新诗大众化因时而动,具有时代性与反思性。中国新诗大众化传播接受诗学是在百年新诗建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客观存在的诗学形态,具有中国现代性特征并向未来敞开。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性诗学,它在言说逻辑上有时存在着语义传达大众化和诗意表达大众化相混淆的问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高职生中大众化的逻辑条件、基本原则及现实路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高职生中大众化,现实的高职生是逻辑起点,理论内容的通俗化是逻辑前提,传播渠道的畅通是逻辑手段,社会实践是逻辑中介,全面发展的高职生是逻辑终点。应坚持尊重高职生主体地位、通俗化但不庸俗化、传播渠道与高职生相适切、理论联系实际并指导实践、服务高职生全面发展等基本原则,建立高职生分众体系,重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内容体系,打造校内校外协同的传播队伍,建立畅通的传播体系,构建实践应用体系,完善评价标准和反馈机制。

类型与指向:新文学大众化分析

大众作为一种激进的力量在近代以来得到重视。他们是激进革命的主要参加者 ,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大众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激进的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了这种情况 ,于是也掀起了文学大众化运动 ,以期为社会革命服务。在中国先后出现了三种文学大众化 ,即情感大众化。

古籍出版走向大众化阅读的转型思考

在梳理古籍出版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古籍向大众化阅读转型的动因,并提出古籍大众化出版转型的基本策略。在内容上,古籍出版应深耕细作,精准筛选有价值的古籍并深入解读,以贴合时代需求;在形式上,古籍出版应积极拥抱新技术,借助数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在传播上,古籍出版应开展跨媒介传播,力争在影视、游戏等领域绽放光彩,扩大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大众化意蕴探析

当前,大力推进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大众化,是把我们党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转化为人民群众自觉行动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与党的科学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深化思想内容大众化,坚持立场观点大众化,传承思想方法大众化,彰显语言艺术大众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具有丰富的大众化意蕴。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瞿秋白无产阶级文艺范式的建构

瞿秋白领导和推动了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1930年代初,瞿秋白“赋闲”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建立起与左联内部的有效沟通,熟悉和掌握左翼文学大致情况之后,瞿秋白先通过茅盾传达了自己关于革命文艺发展的思考,期间通过起草《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等文件,将“大众化”作为文化运动的中心问题。1932年3月左联完成改组工作,经过思想上、组织上充分准备之后,瞿秋白推出《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等系列文章,阐述了革命文艺的无产阶级方向,构建了“立场-题材-文腔”三位一体的无产阶级文艺范式,为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文艺提供了崭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

文艺大众化运动与其发展和转型

文艺大众化的主要问题和基本观点,大致有六个方面:文艺发展的方向、文艺服务的对象、文艺创作的主体、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文艺的语言、对五四新文化的评价。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毛泽东没有延续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思路与方向,而是对文艺大众化的内容与问题进行了分解、总结与转型,对相关问题与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解决办法,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大众化进入“泛化”时期。20世纪50年代之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需要提高型的作品,文艺大众化逐渐失去活力。80年代之后,传统的大众文艺受到新起的大众文化挤压,开始走向式微。2014年,习近平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相关思想,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出“精品战略”。文艺大众化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都失去了现实性与合理性,整个文艺发展的方向由“大众化”转型为“精品战略”,便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与历史的必然趋向。

中国左翼“红色鼓动剧”的戏剧表达与“大众化”实践

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红色鼓动剧”,是外来思潮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并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曲折发展。“红色鼓动剧”综合运用了标语口号、演说、音乐、锣鼓等丰富的声音形式,在戏剧演出中营造了“台上台下相互呼应”的戏剧效果,从而起到了鼓动民族情绪、唤醒劳苦大众的作用,引导群众由发声走向行动。“红色鼓动剧”配合着抗日救亡热潮,表现了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奋起反抗的决心,“怒吼吧,中国!”作为民族觉醒的时代情绪表达,不仅包孕着知识分子的国族想象,也传递着广大民众空前的时代大音。它紧贴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契合了民众高涨的时代抗争热情和社会心理,即使是大量急就章的戏剧演出,也能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从而发挥了戏剧的战斗性、鼓动性作用,扩大了左翼戏剧运动的影响。其在大众化实践中生成的群情激奋的时代精神、勇于搏战的革命传统,承载着一代人的民族信仰,在血与泪的洗礼中生成了壮阔的时代美学,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白话文”非“文艺大众化”之源辨

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意义重大。但是若将“白话文”视为“文艺大众化”的历史源头,却并非一种历史事实。因为“白话”是一种“口语”,而“白话文”则是一种“文字”和“文法”。对于底层社会不识字的平民大众而言,他们欣赏“艺术”主要是通过“看”和“听”,其“大众化”的表现特征一直都客观存在;但“文学”却需要“阅读”,必须首先解决识字问题,才能通过文字去欣赏“文学”。由于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只单方面强调“文”的意义,既没有考虑到“文”与大众之间存在的隔阂,更没有提出如何去解决“文”之大众化的有效方案,所以,无论是晚清还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始终都是在知识分子场域内自我循环,不仅没有同“文艺大众化”运动发生直接关系,反倒是在“我们”(知识分子)与“他们”(平民百姓)之间重新挖掘出了一条难以逾越的思想鸿沟。

“大众化”与苏区文艺的经验价值

发生于江西中央苏区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苏区军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战争的思想主张,同时还为延安文艺和解放区文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价值。这种经验价值具体表现为:以识字扫盲运动为前导,尽可能提升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准,进而为“文艺大众化”运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以“红色山歌”“图画讲演”及“活报剧”为表现形式,将革命宣传与群众娱乐融为一体,开辟了一条“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有效途径;以“工农剧社”为孵化器,培养苏区自己的艺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艺大众化”的艺术品味。总而言之,苏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经验价值,就是追求“娱乐性”与“革命性”的完美统一,并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创造了“人民文艺”的早期形态。

革命、无产阶级、大众化——论左翼文艺运动三个关键词之间的逻辑关系

“革命”“无产阶级”“大众化”是左翼文艺运动三大关键词。这三个关键词生动地反映了从革命文学论争到文艺大众化讨论进程中的左翼文艺运动历史风貌,对于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范型作用。“革命”竖起了左翼文艺的道德标杆,确立了革命文学生存与发展的伦理优势;“无产阶级”标明了左翼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明确了革命文学的主体及思想立场;“大众化”初步型构了无产阶级文艺范式,解决了革命文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与方法。“革命”“无产阶级”“大众化”以其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形象地演绎了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形成的关键历史进程,揭示了无产阶级文学最终走向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从革命文学到苏区文艺——试论百年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起点问题

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具体实践中,革命文学与苏区文艺都将“大众化”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并试图通过“大众化”这一有效渠道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但客观效果却截然不同。革命文学始终都无法突破文字障碍,实现其同工农大众之间的直接对话,因此它的社会影响力也只能局限于知识分子的文化场域。苏区文艺却大不相同,它采取了以“艺”代“文”的变通方式,充分利用“听”和“看”这两种审美形态,完全突破了文字这一阅读障碍,彻底解决了“革命”与“大众”之间的对话关系问题。所以,苏区文艺作为百年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历史源头,不仅创造了一种革命大众文化的发展模式,同时也为人民文艺的正确走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环境差异视角下我国高山滑雪运动的大众化培育

高山滑雪运动是大众冬季运动的重要形式,但由于我国滑雪产业起步较晚,项目开展环境存在地区差异,导致当前高山滑雪运动的大众参与率较低,普及发展并不均衡。通过分析国内外高山滑雪优势区域的综合环境,发现优越的自然环境、完善的雪场基础设施、舒适便捷的配套服务以及浓厚的滑雪文化是这些区域吸引大众、快速发展的保障。对此,提出宏观引领微观扶持,多元发展滑雪产业;完善雪场配套供给,优化滑雪消费环境;依托滑雪赛事活动,丰富大众休闲方式;厚植传播滑雪文化,增强大众参与意识等培育策略。旨在对照和借鉴高山滑雪优势区域的先进经验与举措,同步丰富高山滑雪运动的“硬件”供给和“软件”资源,加快我国高山滑雪运动的大众化培育,在后冬奥时代创造冰雪经济新的增长点。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中国化的意蕴及其相关性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初步发展体现在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和运用,并在其理论引导下,建构起独特的话语系统、价值判断与行为模式等,而中华民族百年奋斗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人民群众中的体现分不开。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中国化,并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移植到中国发展体系中,而应该深刻完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化,让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充分渗透进我国历史发展实践的全维度、全过程。

红色文化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深入研究

红色文化是从中华民族深厚的精神根基中汲取营养而形成的,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民族精神的实质,还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融入其中。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相互促进,构成了推进马克思主义普及的核心动力。因此,应积极发掘和运用红色文化资源,有力促进红色文化的发展,使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扩展到网络领域,并且向世界舞台传播,这将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

延安时期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及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依据,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目标,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原则;他深研理论激浊扬清宣传马克思主义,立足工作广用形式普及马克思主义,学术探究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之间的关系。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为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积累了经验,提供了重要启示: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厚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生命力;坚持守正与创新结合,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吸引力;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批判错误思潮结合,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自信力;坚持传统形式与新生媒体结合,扩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感染力。

从“化大众”到“大众化”——延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转型探赜

延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历了从最初具有试验性质的“化大众”尝试到适应民众需求的“大众化”转型,完成了由五四传统的现代启蒙现实主义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渡与转变,反映了时代与人民的呼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开始转型,从先前过度欧化、高度强调自我、对社会无限度批判的“化大众”文学逐渐转变为作者注重在创作中融入本土特色、愿意深入革命与人民生活当中去取材,努力创作鼓舞民众抗战勇气、赞扬无产阶级革命的“大众化”文学,彰显出中国现代文学特有的中国经验、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大学生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探究

大学生理论宣讲志愿服务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基于对江西省115所高校的调查,发现在宣讲者理论水平、宣讲队伍素质、宣讲形式以及传播平台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为提高宣讲效果,可以从提高理论水平、加强队伍培训、创新宣讲形式和扩大传播渠道等方面入手,多方协同形成合力,从而有效提升大学生理论宣讲志愿服务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