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苏轼士大夫精神及其启示意义

苏轼作为中国古代士大夫最典型、最杰出的代表,对他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思想的探讨研究,已蔚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东坡文化”还是“东坡精神”,其归根结底都是苏轼士大夫精神的体现。通过苏轼人生事迹和文学作品的研读,苏轼士大夫精神主要体现在他是一个真性情的士大夫,真诚是苏轼最为动人的本色;他是一个做实事的士大夫,务实是苏轼最卓越的品格;他是一个有气节的士大夫,惜节是苏轼最可贵的个性。苏轼在为政层面上廉政为民的思想、社会层面上求真向善的精神以及文学层面上旗帜引领的精神,仍都具有当代的启示意义。

独臂将军彭清云:白求恩大夫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90年在北京的一次书画展上,一位年过七旬的独臂老将军满怀深情地与白求恩画像合影,弥补了半个世纪来自己没有与白求恩大夫合影的憾事。他说:“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位老将军就是开国少将彭清云,也是白求恩亲自输血救人故事的主角。

士大夫政治下的赵抃御史生涯述论

士大夫政治全面形成的仁宗朝,长期担任地方官的赵抃入朝出任殿中侍御史。经过真宗朝的制度建设,宋朝的御史与谏官摆脱名不副实的寄禄官状态,开始行使监察的正常职能。从此,合称台谏的御史与谏官在宋代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士大夫政治极大地激发起多数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在尚无激烈党争的相对正常状态下,台谏的言行也让监察制度的反馈机制得到了正常运作。赵抃担任御史的两年间提出大量的奏疏就是明证。除了各种一般性地是正朝政,让赵抃最能显示“铁面御史”风采的,则是与当朝宰相陈执中等权臣的激烈抗争。赵抃言行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个人的特立独行,更在于他完整地将宋代士大夫的正面风貌集于一身,即儒学思想与士大夫政治氛围这种历史与现实共同铸就的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担当精神。

清末留洋士大夫对舞厅舞的观念接受与转型

西方舞厅舞于清末传入中国,在士大夫的影响下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舞蹈文化类型之一。舞厅舞在士大夫的观念中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儒家传统存在巨大的道德伦理分歧与主体地位差异,这反向说明士大夫对西方舞厅舞必然存在一个观念接受与转型过程。留洋士大夫因享有对舞厅舞的原真性体验及归国后的文化话语权,因此在观念接受与转型上相较本土士大夫而言尤具代表性。依现存史料看,清末留洋士大夫在以自身文化经验审视西方舞厅舞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舞厅舞之对舞形式的理性共存、身体运动的知觉接纳及文化地位的潜在置换三个方面的观念转型。这不仅意味着舞厅舞具备了汇入中国文化传统的观念前提,也促进了舞厅舞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宋代士大夫礼法观的演进及其影响——以肉刑论争为视角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肉刑作为一种常见刑罚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围绕肉刑的存废、价值、功能等问题,对建立在“德主刑辅”基础上的礼法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论争,使“明刑弼教”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法律在儒家传统礼法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刑罚手段及重刑主义在国家治理中获得更大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敦煌习字用蒙书《上大夫》民间流变考

《上大夫》是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儿童习字文献。《上大人》为其流裔,并作为过去时代儿童习字的教材,在民间广为流传,先后沿用近千年。在此过程中,《上大人》逐渐向民间文学艺术、民间宗教思想、民间社会风俗等领域拓展,同时衍生出诸多社会功能,在各个阶层中传播。《上大人》在民间文学艺术、宗教思想、社会风俗等领域都有衍生与应用,显示出了由童蒙习字教材领域向更广阔的民间生活扩张的过程,其中也展现了普通民众文化生活的趣味与追求。

“弘治中兴”的革新解读——试论弘治时期的士大夫理想实践

“弘治中兴”是自明代以来史学界用于界定明孝宗统治时期(公元1488-1505年)的特定术语,它代表着史学界主流观点对于明孝宗治下达到的“盛世”^[1]局面的认可。^[2]对“弘治中兴”的政治实践进行剖析,可以发现同明代弘治时期士大夫政治的极盛是分不开的;皇权引导下的士大夫政治在现实政策上进行人事更新和加强监察为主的吏治澄清;在对皇权的约束上强调君德观念的复兴;在对经济政策的调整上要求渗透民本观念。“弘治中兴”因士大夫政治盛行而成为理想实践的标杆,表现出士大夫的精神旨归。

论明代士大夫的“靖难”史书写

明廷官方与民间有关“靖难”史的书写可谓截然对立:明官方极力美化明成祖、丑化明惠帝君臣,民间则反其道而行之。明代士大夫在书写策略上改弦更张,同时美化明成祖与明惠帝君臣,试图以此调和双方的矛盾。为此,明代士大夫在“靖难”史书写中提出“成祖宽仁论”“天命论”“事功论”“建文逊国论”等论述。然而,明官方在为明惠帝正名的问题上始终表现消极,民间也继续歌颂明惠帝君臣、排斥明成祖,致使士大夫的调和书写沦为空谈。民间的书写成为后人对“靖难”史的集体记忆。

我国古代士大夫情怀的核心内涵及其对领导干部的启示

士大夫是我国古代社会的精英群体,具有知识分子和官僚的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政权的参与者、管理者,又是社会文化的传承者、创造者。士大夫在追求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过程中,涵养了“士大夫情怀”,其核心内涵集中体现为好学不倦,“知行合一”的人生态度;入仕参政,“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重义轻利,“立身行道”的道德境界;求真务实,“革故鼎新”的革新精神。领导干部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要从士大夫情怀中得到诸如胸怀“国之大者”,厚植家国情怀;戒空谈尚实干,勇担当善作为;增强忧患意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等启示。

广府祠堂建筑装饰教化功能研究——以广州市花都区资政大夫祠建筑群为例

文章通过研究广府祠堂建筑装饰教化功能,为广府祠堂建筑装饰纹样的提取与教育化传承问题提供可行性策略。

吕老师也是“吕大夫”

“吕大夫,中午有教研活动,早点来。”“吕大夫,有家长在门口找你!”……在逍遥路幼儿园工作已经24年了,不知从何时起,我从大家口中的“囡囡老师”变成了“吕大夫”。走,一起去“打怪兽”“老师,我刚才在扫地,宽宽也想扫,我不给他扫帚他就使劲推我,然后他还哭起来了……”“老师,我是排头,可宽宽想站我的位置,我不同意,他就打我,我还没哭他却哭了。”最近一段时间,原本温顺谦和的宽宽经常伤害同伴,事后虽认错态度端正,可知错不改。孩子们渐渐疏远了他。

太原窦大夫祠民间信仰研究

太原窦大夫祠是历代官民祈雨的场所,到了现代其祈雨功能弱化,但是窦大夫祠在当地百姓心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通过研究窦大夫祠及其馆藏碑刻,梳理窦大夫祠的历史,探究其水神信仰的特点及原因,为太原北部地区文物保护及民间信仰研究做一点贡献。

基于宋词的意蕴探析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

在崇文抑武、实行文官制度的宋代,统治者采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儒立国”等思想方略,这些都促使宋代拥有了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除此之外,科考制度的完善、门阀观念的消亡等因素使得广大的底层知识分子身于高层的官僚阶级,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受到朝廷的重用,其参政热情、创作动机、道德观念、社会责任等意识空前高涨,宋词就是在这样独特的历史背景下呈现出它特有的文化意蕴。本文通过赏析宋代经典词作的艺术特色着手,重在探析这些词作背后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享乐人生的思想盛行、情与理的矛盾冲突、“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心态、勇担道义的爱国情怀;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这些精神风貌产生的外在或内在原因,从而让我们对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心态和人格魅力有个全面又深入的了解。

明清易代后朝鲜士大夫的汉文化认同——以朴趾源《热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易代后,朝鲜士大夫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通过广泛而隐秘的“怀明”风气显现出来,在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中则主要表现为频繁使用明朝正朔,追思明朝恩情以及贬抑清廷三方面。朝鲜士大夫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来源于其华夷观与正统论的影响,而明朝对其的诸多帮助,与清朝两次使用武力征服迫使朝鲜称臣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加深了朝鲜对汉文化的认同和对夷狄的鄙视。

第三次宋金战争中的士大夫政治立场——以陈康伯为例

陈康伯在南宋初期的政治史中地位举足轻重,仕途40多年曾因不攀附秦桧党羽被贬,也因崇高的威望与德行身居相位。宋金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到隆兴二年(1164年)四月发生的一系列战争中陈康伯作为朝中宰执,却在立场分明的南宋朝廷内部政治决策中持“中立”政治立场,在采石之战中积极抗金作为幕后指挥之一立下功劳,又在隆兴北伐后转而相对保守。陈康伯作为南宋初期重要士大夫的代表之一,其政治立场与南宋“绍兴十二年”体制到“乾道淳熙”体制之间南宋政治动态的基调息息相关,而这样的政治基调在宏观上体现为一种内在性。以陈康伯的政治立场为切入点论述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动态联系,有利于理解南宋初期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

试论苏轼词的充分“士大夫化”

对于苏轼的革新词风和“以诗为词”,前人和今人的评论可谓多矣。然而我总感到尚有若干未“说透”之处。本文拟就词的“士大夫化”这一特定视角来重新认识苏轼对词风革新所作的贡献。词的“士大夫化”是王国维首先提出的。《人间词话》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撇开它过去贬低李煜之前的词为“伶工之词”

宋代美学思潮勃兴阶段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结

宋代美学思潮勃兴阶段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结霍然宋代美学思潮的勃兴，当自真正摆脱前朝美学模式束缚之时算起。随着宋初仿唐之风的消歇，宋代社会审美主体，首先是其中的文人士大夫开始着手寻觅适合自我审美趣味的美的内容与形式。也就是在这个寻找美的过程中，他们日渐月...

“士大夫”“官人百吏”考辨——兼论“吏民”的出现

战国秦官吏分层可分为宗室大臣、士大夫与官人百吏。其中,“士大夫”“官人百吏”分别以“爵”“秩”进行等级管理,“士大夫”有“秩”,为千石至六百石。“士大夫”与“官人百吏”并以六百石为等级分界。这一分层特征,不仅有助于解读《秦律十八种·传食律》“官士大夫”,而且为理解古代“吏民”“吏卒”概念的出现,秦汉爵制中官、民爵分界的形成,提供了线索。二者在秦国还多用以对应中央官与地方佐官、属吏。君主既反对中央官吏影响、侵扰地方,又对地方官吏不尽信任,防范其作奸谋私。官僚组织“服务取向”明显突出的秦国,君主对官吏的“自利取向”仍多有警惕。对“士大夫”“官人百吏”的考辨,可以增进对早期中国官僚体系结构的认识。

对陶渊明的推崇与苏轼词的士大夫精神

苏轼“以诗为词”完成了词体由“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彻底转变,使词真正成为陶冶士大夫情怀,显示士大夫精神的一种文学载体.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极端推崇陶渊明的第一人,理解苏轼的尊陶思想有利于我们去窥视苏轼词中的“士大夫精神”,加深对苏轼在词史上地位的认识.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集中体现在他给弟弟苏辙的信——《与子由书》中.在这封信里他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不仅如此,苏轼还对陶渊明诗——追和,得诗一百二十四首.在词体创作中也有隐括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哨遍》(为米折腰),表现出了对陶渊明如痴如狂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