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学国文教材编选出版特点及价值取向博弈--以《西南联大国文选》和《部定大学国文选》为中心的考察

教材是教育教学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从教材出版的角度研析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联大国文选》和《部定大学国文选》两种大学国文教材的编写过程及具体内容,探讨围绕其展开的有关大学国文教材价值取向的论争博弈,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后者的“复古”倾向,扭转学界对这部教材的一贯看法。一方面,教材承担着知识再生产的重要价值,古文更为成熟,适合用作范本;另一方面,战争频仍之际,《部定大学国文选》解决了教材短缺、选讲不一等问题,为延续中华文脉、统一思想提供了物质支撑。近代大学国文教材的编选出版及其意义影响,对当今我国大学语文教材改革和创新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20世纪30～50年代我国大学国文教材编写特点探析

20世纪30～50年代我国大学国文教材在编写上体现出四个特点:在排版方式和文字使用形式上与1978年以后的教材不同;教材只由文选构成,单篇课文的组成内容不丰富;部分教材选文体现出古今兼顾或中外兼顾的特点;1949年至1950年出版的教材与之前的教材在政治色彩、中外文选、古今文选方面有较大差别。

大学语文教材建设之探索——以《大学国文新编》为例

大学语言教材的编写,关系教学质量。本文以《大学国文新编》为例对大学语文教材建设的主导思想、编写体例、篇目选择等方面进行探索。

沈启无《大学国文》述评

沈启无的《大学国文》是民国时期较有特色的一本大学语文教材,他是循着《近代散文钞》的编选思路完成选文的,体现了周作人"言志"派文学观的影响。作为北平沦陷区的伪北京大学的大学国文课程教材,《大学国文》也反映了沦陷区国文教育和京派学院文化的面貌。《大学国文》教材在编选宗旨上明确的价值取向和内容体例上的设置都可为今天的大学语文教材在编写上提供借鉴。

以人为本,润物无声——宜春学院《大学国文》课程思政建设路径谈

宜春学院《大学国文》为首批江西高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该课程如何从最初的“大学语文”更名为“大学国文”,如何确立“以人为本”的课程价值主线,如何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思政元素的挖掘和传达,又如何借助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教学平台进行推广?本文对课程进行十余年建设路径的梳理,既是一次“我从哪里来”的自省,也是一次“我要往哪里去”的探讨。

对大学国文中鲁迅教学模式的探讨

建国以后半个多世纪的语文教学中,鲁迅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大学国文现代文学部分,鲁迅作品教学仍然是个重点。然而在新世纪怎样进行鲁迅教学依然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在鲁迅教学中,我们必然要走进鲁迅的世界从零开始去体验鲁迅、感悟鲁迅、重构鲁迅,从接受美学、体验教学理论探索鲁迅教学的模式。

理工优势高校开设传统文化通识课的“通专融合”途径——基于重庆大学通识核心课程“大学国文”的考察

本文以重庆大学通识核心课程"大学国文"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其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的分析,探讨在传统文化类通识课程中如何落实"通专融合",及其在学生、教师能力与素质等方面的贡献。

唐文治与陈垣大学国文教育比较论

唐文治与陈垣均是我国著名的高校校长,在他们管理学校期间,将学生的国文教育始终放在教育的第一位,通过此课程的教育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二人学术精通领域不同,所处年份也有前后的稍微差别,但由于处在相同的时代大背景下,因此在大学国文教育课程内容、教材编订、教学目的方法等方面既有相似性又有区别性。

清末民国时期大学国文教科书编纂出版研究

清末民国时期的大学国文教科书是中国近代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由于该时期大学国文教科书数量丰富、种类繁多,以往研究未能予以全面梳理。本文将清末民国时期的大学国文教科书发展分为起步期、发展期、成熟期三个阶段,并详细梳理了各时期的编纂出版情况。研究该时期的大学国文教科书,可反映大学国文教材的发展特征及其历史变迁,具有研究语文教育史和出版史的双重意义。

台湾省大学国文教育一瞥

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政府即派出语文工作者赴台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大学国文教育也随之展开。本文选取台湾省大学国文教育的一些典型资料,对台湾省大学国文70年来的发展作一简单描述。

选编精当 评析透彻——读何二元先生《现代大学国文教育》

《现代大学国文教育》钩沉了1904年癸卯学制以来至1948年间,大学国文教育的大量史料,从中精选出33篇论述,并加以阐释,勾勒出现代中国大学国文教育的概貌,填补了这一领域长期以来缺失的重要内容。它选编精当,评析透彻,是近年来大学语文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理论创获。

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大师论大学国文”

上世纪上半叶的大学国文,是今天大学语文的前身,当时不但有"大师教大学国文"的教育奇观,还有"大师论大学国文"的学术场景,收集和整理这些史料,对今天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台湾地区大学国文教育之一瞥——以云林科技大学开设的大学国文课使用教材为切入

本文拟以台湾地区云林科技大学汉学应用研究所,面向云林科技大学各专业开设的大学国文课所使用的教材为例,探究台湾地区大学国文教育。以此一瞥,管中窥豹以见台湾地区大学国文课程的开设。

阮真《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平议

《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是阮真关于大学国文教育的经典论文,其中涉及当下仍在争论的大学语文课的教学目标、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多个焦点问题。他认为教学目标应与教学时数、学生水平相适应。主张大学国文教材宜选浅近之文,而不宜选深奥之文;宜纯粹而不宜杂糅。大学国文教材的选文,要考虑到学生的需要,应有利于处世应用;要适合学生的程度。大学国文教学中,读作要联络;宜重文而不重质。

兼顾读写,欲求两全——郭绍虞国文教育思想述评

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过程中,郭绍虞无疑是一位重要的大家,但因为郭绍虞是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论享誉学界的,所以人们对他在语文教育领域的创获评论研究较少。其实,从青年时期教小学开始,直到暮年成为国内有数的几位国学大师之一,他一直关注语文教育,对语文教育各种问题有兴趣,且多有卓见。

大学语文课始设时间考

关于大学语文课的始设时间,徐中玉和叶圣陶都有各自的表述,但均未能明确指出大学语文课最早的开设时间。大学国文课始设于1904年的说法,没有史实根据,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考察也有失偏颇。大学国文课始设于1908年的说法,尽管表述上有不准确之处,却庶几近之。钩沉历史文献,可以确定,大学语文课始设时间应为1929年。

陈寅恪的“语藏”——跋《陈寅恪致傅斯年论国文试题书》

陈寅恪1930年代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类命题,曾因所谓对子试题引起一时轩然大波,他本人的自我辩护词作为致清华国文系主任刘文典的信久已闻名于世。近年傅斯年遗稿的整理者在史语所档案中发现相似内容的信件,已经公布并得到很好的研究。本文将此公案置于近现代教育史的范围加以考察,冀以揭橥陈寅恪貌似保守、怪僻的中国语文观深层潜藏的人文主义教育理想的背景。对该件书信的文字校读表明,迄今为止的诸版本尚有可商之处,就中对借自摩尼教的术语"语藏"一词正解的求得,将有助于认识陈寅恪早年对国际东方学新材料和研究新动向的了解。本文附录胪举陈氏著作中出现的一些外译汉现象,藉此展开对陈氏特定术语的探讨。

中国最早的大学语文实验报告——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新论

1904年"癸卯学制"实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学预科都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民国大一国文的前身,"大学预科国文"即代表着大学语文的早期形态。而刘半农在1917年完成、1918年发表之《应用文之教授》可谓中国现代语文学科最早的一篇大学语文论文和实验报告。若将其放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这篇报告更能凸显刘半农及其同仁的语文教育观念;其中关于"通人"和"普通人"的培养目标之辨析,对于当下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研究尤具参考价值。

大学语文课的回顾和前瞻

在中国高等院校,大学语文课经历了初设、发展、取消、再设的过程。究竟何时开始开设这门课呢?这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据吴伯箫说,他在一九二九年学大一国文。①至于普遍开设这门课,据叶圣陶说,是在一九三八年。②一九四二年,当时的教育部拟定《大学国文选目》,下发各校,饬令遵用。大学国文(或曰大一国文)才正式成为一门公共必修课。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和专业调整时,取消了大学国文课。③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前期,一些高等院校非中文专业开设文选与写作课。一九七八年,南京大学首先自发地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这是在不同于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下再设的。国外,许多高等院校都重视基础学科,重视本国语文,强调文理渗透,提倡通才教育,开设相应课程。

试述大学语文教学的主要分歧

三十年代末,郭绍虞指出,“大学一年级的国文,在各大学中向成问题,学生之需要不一致,学校各方面之期望不一致,即在国文学系各教员之主张也往往不一致,顾此失彼,难求两全”。1978年重新陆续开设大学语文课以来,至今八十年代末,对于教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教学目的、古代和现代的比例、文学作品的比重、能否适当结合学生所学专业的实际,依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各自为政。总结几十年经验教训,完全可以断言:大学语文这种教学局面,再也不应该继续下去了,否则,不利于加快大学语文学科建设,不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